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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复兴运动党向萨拉菲派团体保证支持伊斯兰教法，后者对此并不完全相信，指责其优柔寡断并与西方价值观合流。他们敦促复兴运动党在“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教的敌人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在响应“基地”组织新头目扎瓦希里讲话中指责复兴运动党“炮制美国国务院、欧盟或海湾国家能够接受的伊斯兰教”。他们号召民众发动起义反对“对宗教的损害行为”。他们通过努力，逐步将全国5000座清真寺掌控在手中。他们还在教育界编织了网络。他们希望将突尼斯变成逊尼派的神权政体，去麦加圣地和埃尔多安的土耳其朝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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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同萨拉菲派有一些明显的分歧之外，复兴运动党追求的目标与之一致。作为受挫于经济危机的执政党，复兴运动党仍然坚持加强法制国家建设。它希望采取象征性犒赏的方式，取悦激进主义。它在打再伊斯兰化这张牌，这与其使命相一致，同时向被吓坏了的突尼斯人及西方人做相反的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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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习惯于将穆兄会同萨拉菲派做比较：前者希望用和平的手段在伊斯兰国家实现再伊斯兰化，后者则主张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目标。突尼斯的例子表明，两种势力相辅相成、相处和睦。当“茉莉花革命”后突尼斯出现萨拉菲派骚乱时，复兴运动党领导人格努希以非常欢迎的态度评价他们：“这是我们的孩子！”穆兄会和萨拉菲派共同致力于一个目标：为了在突尼斯建立“第六任哈里发王朝”，推行教法，即伊斯兰法律。教法是一个整体，支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教合一、不分公私，因此它与建立在政教分离基础上的世俗民主制度无法相容。控制联合政府的复兴运动党尽其一切可能，掩盖萨拉菲派通过恐怖手段将教法逐步注入突尼斯习俗的暴力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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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运动党的穆兄会在制度范畴内行动，而萨拉菲派支持者在日常生活中活动。的确，复兴运动党政府部门时常批评萨拉菲派的行动方式过于暴力，有时候（非常少）甚至会生气。在穆罕默德漫画引发示威活动之后，复兴运动党领袖格努希宣布，他将“严厉地对待”萨拉菲运动，因为它对突尼斯构成了“威胁”。两股势力合作过程中出现的这些小裂缝，说明了二者在再伊斯兰化的日程战术上确实存在分歧，但这并不意味着会将权力赋予非伊斯兰主义者的突尼斯人及西方。此外，海湾出资国的活动范围也相得益彰：卡塔尔主要资助穆兄会，而瓦哈比派的沙特阿拉伯则资助萨拉菲派。在这场游戏中，很明显，伊斯兰激进主义是赢家，世俗民主制度是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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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复兴运动党到“伊斯兰教法虔信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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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复兴运动党同萨拉菲派之间的亲戚关系，这就是阿布·伊亚德（真名是赛义夫·阿拉·本·哈辛）的事例。伊亚德是“伊斯兰教法虔信者”组织的创建人与首脑，该组织是突尼斯伊斯兰运动中最为激进的势力。1986年，伊亚德同复兴运动党的实际领导人拉希德·格努希亲密合作，开始投身突尼斯伊斯兰运动：在格努希的授权下，他参与组建了该党的军事机构——“突尼斯伊斯兰阵线”。在机构内，他为后来成为重要人物的另一活动分子、现任内政部长的阿里·拉阿里德提供了坚定支持。后来这些人的目标出现了分歧。复兴运动党继续在突尼斯展开活动，不断扩大组织和宣传活动，还在欧洲游历，建立国际政治联系，同政党联盟协商。这些活动引发了持续的风险：贾巴利和格努希都遭受过本·阿里无情的监禁或者流亡。伊亚德则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即“圣战”之路。他同“伊斯兰武装集团”取得了联系，后者最终演变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MI）。他还同阿卜杜勒·哈金姆·贝尔哈吉创立的“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LIFG）建立联系，贝尔哈吉正是的黎波里军事委员会的实际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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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突尼斯围捕伊亚德的大网不断收紧。为了避免被捕或被杀，伊亚德来到了距北非数千千米之外的阿富汗。他在那里因战功卓著而获得了“突尼斯人”的绰号。随后伊亚德显示出精通政治的禀赋，他仿效“基地”组织，在喀布尔以东一百多千米的贾拉拉巴德建立了自己的恐怖主义组织“突尼斯战斗团”（GCT）。他在那里培训了数十名“圣战者”，并在全欧洲设立了分支机构，其“出色业绩”为他赢得了本·拉登的信任。拉登将刺杀“潘杰希尔雄狮”马苏德司令官的任务交于他，时间是在2001年进行“9·11”袭击的准备工作阶段。9月9日，“突尼斯战斗团”的两名恐怖分子假扮成记者接近马苏德，然后引爆摄像机与马苏德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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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进入阿富汗之后，伊亚德人间蒸发，后来他在土耳其出现并被拘捕。安卡拉将他遣返，他被突尼斯法庭判处43年徒刑。2011年2月18日，“茉莉花革命”导致被囚禁的反对派获得大赦，伊亚德因此出狱。这次他留在了突尼斯，并创建了“伊斯兰教法虔信者”组织。他认为将突尼斯引入伊斯兰主义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他实施了双重行动：一方面在清真寺祈祷，另一方面在突尼斯西北部森林中训练新的“圣战者”，随后派遣这些人参加马里及叙利亚的战斗。该组织还同卡扎菲作战。鸟儿已经归巢，但出于卑劣的企图，他并未断绝与复兴运动党老同谋者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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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2012年9月13日，即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遇袭两天之后，伊亚德同形形色色的突尼斯萨拉菲分子——“圣战者”或虔诚派信徒进行了一次会议，会议讨论对影片《穆斯林的无知》“亵渎”先知穆罕默德采取何种回应态度。但与会的并非只有萨拉菲派，复兴运动党也派遣两名代表参加。伊亚德决定于9月14日周五主麻日袭击并摧毁美国大使馆。大会结束时，复兴运动党的两名代表获悉了决定的内容，并立刻汇报给贾巴利及其内政部长复兴运动党人拉阿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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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蓄着胡须的人群（萨拉菲分子）开始行动，但理应阻止骚乱的部队却没有出现，在美国大使馆周围更没有汇集安全部队。于是，同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遇袭的情况一样，暴力迅速蔓延。萨拉菲分子爬上使馆围墙，侵犯了国际人权原则所规定的使馆领土豁免权，对使馆工作人员进行尾随与威胁，焚烧使馆建筑及停车场。暴徒们还袭击了使馆附近的美国学校，将其洗劫一空并纵火焚烧。他们还降下了美国的星条旗，升起了萨拉菲派的黑色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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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用手机拍下了整个行动过程，这些画面很快就通过网络传到社交网站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致电马尔祖基总统，要求其保证美国使馆的安全。马尔祖基这才命令总统卫队介入。此次流血事件导致5人死亡，数十人不同程度受伤，这其中既有萨拉菲派袭击者也有安全部队人员，还有80名参与者被捕。袭击者认为复兴运动党违背了不干涉其行动的诺言，实际上是保卫共和大会党的马尔祖基下令进行的镇压。这次最后时刻的干涉，并不能挽回马尔祖基在突尼斯世俗主义者及西方眼中的形象。发生袭击美国使馆这等严重事件，正是因为复兴运动党领袖格努希挑唆政府参与并发布命令给政府总理贾巴利，这也充分说明了马尔祖基在联合政府中没有什么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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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使馆遇袭之后，复兴运动党政府同萨拉菲派的合谋再度显现。伊亚德通过社交网站召集支持者，前往突尼斯市中心的艾尔法萨清真寺。警方在清真寺周围部署了大量警力，伊亚德却能轻松地进入清真寺发表讲话，对内政部长进行威胁。他的此次讲话还通过互联网进行了直播。警方本来可以轻易地将其堵在清真寺，可是他们却什么都没有做，让其安然离开。伊亚德同复兴运动党的勾结，权力通道可以让他自由、安然无恙地进行冒险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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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群伊斯兰激进主义者中（其中多数在“革命”前被监禁），“伊斯兰教法虔信者”组织的领袖被视为象征性人物。“茉莉花革命”之后的大赦，让他们回到了突尼斯社会，形成一股强有力的力量，于是产生了两个对立的突尼斯——实行多党制且自由的突尼斯与实行伊斯兰教法且暴力的突尼斯。马尔祖基及世俗主义者所完美体现的是前一个突尼斯，却没有能力控制格努希、贾巴利及伊亚德所代表的后一个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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岌岌可危的突尼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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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经济的传统支柱——旅游业始终未从“革命”中恢复生机，房地产市场持续萎缩，外国投资者暗中撤资，社会秩序也未恢复。这些因素相互影响，使得突尼斯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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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国家内部政治动荡及世界经济放缓的双重影响下，突尼斯经济出现快速下滑，加剧了经济结构失衡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过渡政府实行的经济计划收效甚微，国内生产总值继续下降，2012年第二季度下降了1%，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当然，政府对基本商品价格提供公共补贴，但公共投资的效率低下，使得财政赤字不断上升。突尼斯第纳尔迅速贬值，造成进口商品价格飙升。银行系统只能靠中央银行“开动印钞机”才得以生存，而这又刺激了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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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阿里政府时期，突尼斯经济依赖出口，为国内消费提供了充裕资金。由“阿拉伯之春”引发的社会动荡（要求提高工资的多次罢工），萨拉菲派的目无法纪，邻国利比亚的无政府状态导致的移民失控，以及伊斯兰激进势力的扩张，打断了这种运行模式。出口下滑让经济机器停转，造成以下结果：过渡政府实行增加公共支出拉动国内需求的政策，不仅耗尽了外汇储备，增加了财政赤字，还加速了突尼斯第纳尔的贬值；以需求推动经济，刺激了消费品的进口，增加了外债。过渡政府从而卷进了一个可怕的旋涡：试图通过刺激需求拉动增长，鼓励增加工资、社会投资、对贫困地区提供补贴等，却增加了财政赤字。灾难般的经济形势让外国投资者逃之夭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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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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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经济饱受结构失衡之苦，在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更不可能痊愈。世界经济危机粉碎了一切，它减缓了西方不稳定的增长，因为这种增长是建立在过于理想化的市场信用及债务上，而非建立在储蓄与投资基础上。各国中央银行将利率人为保持在低水平，并超额发行货币，制造了表面的繁荣以及投机泡沫。这就是无法与实际需求相联系的没有生产力的“坏投资”。信用透支形成的繁荣过后，就是经济衰退及萧条。这将导致最后的灾难，即货币体系分崩离析，除非能足够提前放弃这种宽松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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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背负着超额的公共及私人债务，处于衰退的边缘，其退休制度也面临崩溃。新兴国家也未能躲过危机：由于西方消费下降导致出口减少，其经济增长也有所放缓。这些国家的活力建立在强劲的出口上，其国内消费一直较为疲弱，要避免更严重的经济收缩，必须增加国内消费，但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预计经济增长速度将快速下滑，引发国内政治动荡。证券危机也将再次出现。世界危机即将接近其顶点，国家“破产”也将出现，由低利率导致信任危机扩大化的可能性也在上升。这些将使一些大银行及实体经济崩溃。避免危机的机会已经失去。危机将使世界经济丧失活力，任何机构都不能阻止其发生。如果20年前或30年前实行财政及货币紧缩政策，或许可以让世界经济恢复活力，但此时实行紧缩政策只能让消费——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陷入停滞，从而加快经济的崩溃进程。2008年经济危机后实行的经济刺激政策基本没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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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不利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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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世界经济及金融背景下，尽管突尼斯技术官僚及企业家具有良好的能力及愿望，仍然不足以使他们的国家在未来几年内重新走上增长的道路。他们要应对失业、中产阶级贫困化、低收入人群的医疗及食品短缺等各种问题。突尼斯将再度经历“面包骚乱”。1983年底至1984年初，政府宣布提高面包与面粉等小麦制品的价格，数日之内骚乱遍及全国，造成143人死亡、数千人被捕，政府被迫宣布取消涨价。但由于需求和投机性因素，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迅猛上涨，最终导致突尼斯国内食品供应短缺。此外，土地资源耗尽及时常发生的干旱，造成谷物产量下降。政府没有任何办法控制食品的价格涨势。如果当今再发生这种不幸，势必为伊斯兰激进主义的高涨提供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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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爆发的经济危机，是引发2010年底“革命”的导火索。在应对这场经济危机的过程中，“革命”向有利于伊斯兰激进运动的方向发展。的确，在突尼斯社会，尤其在妇女、青年人和公务员中间，同政治、文化多元化及公共自由相联系的民主自由潮流是大多数人持有的观点。突尼斯伊斯兰主义者选民占选民的三分之一以上，且本身占人口的一半。2011年10月23日，复兴运动党在制宪选举中获得相对多数，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很多选民没有去投票，从而世俗政党遭到失败，而世俗政党对中产阶级尤其具有吸引力。短期内，在大选中（初步定于2013年3月举行）很可能出现平衡选举的趋向，从而使世俗政党在议会和政府中重新取得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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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突尼斯社会再伊斯兰化的重心可能从投票箱转向“圣战”，从复兴运动党转向萨拉菲派组织。“伊斯兰教法虔信者”组织及其他该类型的运动，很可能效仿20世纪90年代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FIS），发动一场内战。由于得到沙特阿拉伯的大量资助，萨拉菲派可以直接为受到经济萧条冲击的贫困街区的青年失业者和贫困家庭，提供多于政府数倍的生活物资，从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有了物质援助，再加上对日常生活悲惨状况的不满，他们自会寻求社区团结的精神安慰，在得到必要的金钱、武器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支持“圣战”，因为“圣战”会给他们带来冒险与荣光。与待在贫困的郊区，没有住房、工作和老婆的生活相比，这种生活明显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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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萨拉菲派最终认为通过选举无法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势必更多地寻求使用恐怖手段，人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迹象。对伊斯兰激进主义者而言，恐怖手段是夺取权力过程中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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