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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国不会承认自己真实的战略目的是在该地区建立伊斯兰政权。美国需要做出“伊斯兰政权让自己害怕”的样子。通过这种手段，美国才能使“长期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合法化。其真实目的在于对全球实行军事控制，以便美国、欧洲和日本能够独霸资源。美国这种表里不一的态度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动员公共舆论中的“仇视伊斯兰”力量。美国和欧洲最害怕的是出现真正民主的埃及，因为这样的一个埃及肯定会对追求经济自由、支持美国和北约侵略的政策提出质疑。美国竭尽全力阻止埃及变得民主，在倡导进行真正变革的埃及人民运动之中，虚情假意地支持少数派穆兄会替代此前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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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穆兄会还得到萨拉菲派的支持，并接受海湾国家的大笔资金。萨拉菲分子承认自己是极端主义者——作为坚定的瓦哈比派，他们对其他任何形式的伊斯兰的解读没有丝毫宽容，也正是他们犯下了大规模屠杀科普特人的罪行。如果没有政权的默认支持，甚至是同谋，特别是掌握在穆兄会手里的司法机构的支持，这样的屠杀行动很难实现。这种奇特的分工让穆兄会显得很“温和”，而华盛顿却假装相信这一点。但埃及的伊斯兰教派内部，肯定会出现激烈斗争。因为埃及传统上占统治地位的伊斯兰教派是苏菲派，目前有1500万信众。埃及的苏菲派坚持开放、宽容，坚持个人信仰而不是宗教仪式的伊斯兰，但他们一直受到政权怀疑。政权对他们一直使用“胡萝卜”和“大棒”两种政策，不与之产生公开冲突。20世纪20年代，拉希德·里达开启了将瓦哈比派引入埃及的进程，穆兄会继续推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瓦哈比派才真正完全引入。海湾国家的瓦哈比派与苏菲派观念相反。它是旧式的伊斯兰，重视宗教仪式，主张遵循惯例，反对除自己之外任何对伊斯兰的解读（而它自己仅仅是复述《古兰经》条文而已），反对任何带有批评性的思想。瓦哈比派公开对苏菲派宣战，它要“根绝”苏菲派，这个行动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而当今的苏菲派已经变得世俗化（不是完全地世俗），他们呼吁政教分离，是民主运动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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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战略：巴基斯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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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革命低潮时期（1967—2011年），控制中东的是美国、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三个亲密盟友，当然美国才是幕后老板。这三个国家都害怕民主的埃及崛起。因为民主的埃及将反对帝国主义，而且将会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与主张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拉开距离，将使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变得无足轻重，将成为团结起来的阿拉伯人的领袖，会要求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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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是美国控制全球战略的基石。华盛顿及其盟友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有着共同目标，就是让埃及的民主运动流产，为此它们设计将一个由穆兄会领导的“伊斯兰政权”强加给埃及，这是让埃及永远屈从的唯一手段。奥巴马的“民主讲话”也只能欺骗幼稚的舆论，首先是美国和欧洲的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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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穆兄会政权披上合法外衣（“支持民主”），美国采用了人们常常谈论的“土耳其模式”，但这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方式。华盛顿的计划，也就是希拉里·克林顿、奥巴马及为其服务的智库所公开表态的计划，实际上都是从巴基斯坦获得的灵感，即“伊斯兰”军队躲在幕后，前台是一个（或多个）“当选的”伊斯兰政党领导的“公民”政府。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埃及的“伊斯兰”政府必须以自己的服从为代价（不对新自由主义和所谓的和平协议提出质疑，让以色列继续自己的领土扩张政策），而且可以继续实施“国家和政治伊斯兰化”的计划，继续谋杀科普特人！瞧瞧华盛顿为埃及设计了一个多么“美好的民主”。沙特阿拉伯当然会尽自己所有（包括财政）手段支持实施这一计划。因为利雅得非常清楚，要行使自己的地区霸权，即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霸权，必须让埃及变得边缘化。其手段就是让埃及“国家和政治伊斯兰化”，实际上就是瓦哈比式的伊斯兰化，最终将产生严重后果，其中包括对科普特人的狂热谋杀，以及对妇女平等权利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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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式的伊斯兰化有没有可能出现？也许吧，但代价是出现极端暴力。刚刚下台的政权公布的宪法第二条就曾引发了冲突，该条规定“伊斯兰教法是法律的源泉”，这在埃及的政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1923年的宪法以及纳赛尔颁布的宪法都没有提出这一点。萨达特在自己的新宪法中引入这一条文，得到了三方面的支持——华盛顿（称应“尊重传统”）、利雅得（称“《古兰经》应代替宪法”）和耶路撒冷（称“以色列国家是一个犹太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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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兄会的计划就是建立一个神权统治的国家，它坚持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颁布的宪法第二条就是明证。此外，该组织发布的纲领加强了它的厚古倾向，建议设立一个“伊斯兰教学者委员会”，负责监督所有法律提议是否符合伊斯兰教法的要求。这个由教士组成的宪法委员会与伊朗的类似，目的就是监督“当选的政权”。政权由此将被单一的超级宗教政党掌握，所有要求进行世俗化的政党都将变得“不合法”。这个超级政党的支持者如那些非穆斯林（科普特人）都将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尽管如此，华盛顿和欧洲的政府都摆出了一副将穆兄会宣布“放弃”神权统治的计划（但没有真正改变自己的纲领）当真的样子。这个纲领纯粹是机会主义的，而且谎话连篇。美国中情局的专家难道读不懂阿拉伯文吗？结论很重要：华盛顿宁肯让穆兄会上台，也不会让民主派上台，因为穆兄会能够让埃及、让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继续掌握在美国手里，而民主派则会对充当美国附庸的埃及提出质疑。自由与正义党是受土耳其模式启发建立的，它只是穆兄会的一个工具而已。科普特人竟然也被接纳进来！这表明，如果科普特人要获得“参与”自己国家的政治生活的权力，就必须接受穆兄会的纲领中建立神权统治国家的条件。穆兄会开始采取攻势，建立了“工会”、“农民组织”和一大群形形色色的“政党”，唯一的目的是分裂工人、农民和正在建设之中的民主派，当然，受益者是反革命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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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民主运动真的能使未来的宪法废除第二条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顾一下现代埃及历史上所开展的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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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革命低潮时期的一个特点是，公共舆论的观点多种多样，但都将一直存在于社会中的“宗教”放在次要地位。从穆罕默德·阿里统治时期到赫迪夫·伊斯玛仪统治时期的19世纪中下半叶就是如此，当时有关现代化的议题主导着政治舞台，但是人们仍希望以一种开明的专制主义而不是民主的形式来进行。1920—1970年时也是如此。“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公开化，很大程度上二者的冲突占据着政治舞台，直到纳赛尔主义出现才结束。纳赛尔废除了这个大讨论，代之以一种泛阿拉伯主义的民粹主义，但又是“现代化的”言论。这个体制相互矛盾，最终为政治伊斯兰的回归开辟了道路。人们发现，在这一阶段，舆论的多样性消失了，让位于自称是伊斯兰的嗜古主义，该政权垄断了所有言论。1880—1920年英国人改变政策，将自穆罕默德·阿里时代以来经过培养的埃及所有思想家和现代主义派人士流放，其中大部分被流放到了努比亚。这时人们可以注意到，即使“反对”英国占领的人也都开始支持嗜古主义。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开创并得到穆罕默德·阿布笃继承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继续这种转变，也陷入了这种奥斯曼土耳其主义的幻想之中，这种幻想却得到了由穆斯塔法·凯末尔和马哈茂德·法里德的新民主党的捍卫。直到极端反动的拉希德·里达时期才得以结束，但到哈桑·班纳时期又重新开始。哈桑·班纳是埃及穆兄会的创始人，因此嗜古主义重启也就没有什么稀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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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0—2010年的低潮时期就更是如此。政权的官方讲话（包括萨达特和穆巴拉克的讲话）完全是伊斯兰主义的（证据是将伊斯兰教法引入宪法，设立了主要由穆兄会组成的政府代表团），假反对派的言论同样如此，唯一得到容忍的就是清真寺的言论。因此，宪法第二条稳稳扎根于普遍的“信仰”之中。我们不能低估低潮时期由于系统去政治化所造成的毁灭性效果。斜坡从来都不是那么容易爬的，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目前埃及正在进行的大讨论的内容（无论明确和不明确的），就是针对“伊斯兰挑战”引发的“文化”层面问题。积极的迹象是人们在经过几个星期的以事实为根据的自由讨论后发现，“伊斯兰是解决办法”这个口号在所有的示威游行之中都消失了，人们明确要求社会必须进行切切实实的变革：实现言论自由，自由建立政党、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进行工资改革，实施劳动法；农民有权获得土地的所有权；建立学校和健康体系；拒绝私有化，呼吁国有化；等等。事实是不会骗人的，5年前穆兄会作为所谓的反对派，它所持的言论被人们接受，取得大学生选票中80%的票数，获得压倒性胜利，可是在2012年4月的选举中获得的支持率明显下降，只有20%！穆兄会的敌人也懂得反击“民主的危险”。全部由高级委员会（被军方控制）选择的伊斯兰分子组成的委员会建议对（一直在实施的）宪法进行一些改革，并在4月份匆匆经过公投通过改革，但改革明显无足轻重，而且根本没有涉及宪法第二条。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按规定应在2011年9月和10月举行。民主派系的力量坚持不懈地斗争，以便得到一个更长的“民主过渡”时间，让已经迷失方向的民众听到自己的声音。但奥巴马在起义的最初几天就做出了选择：进行短期的有条不紊的（也就是说不要对政权提出质疑）过渡，尽快举行选举（最好是让伊斯兰分子获胜）。正如人们所知道的，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埃及的“选举”不是让民主落地生根的最好方式，而通常是结束民主进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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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政治伊斯兰在选举中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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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兄会和萨拉菲分子在2012年1月举行的埃及选举中获胜并不令人吃惊。资本主义全球化引发的经济形势恶化，导致“非正式”经济活动奇迹般地膨胀，曾为埃及多半人口（据统计有60%）提供了生存下去的手段。穆兄会正好可以利用经济恶化的形势，并且希望将这种形势常态化。他们简单化的意识形态为反对以市场经济推进经济发展的人提供了合法性。海湾国家为他们提供数量惊人的财政支持转化成了他们有效的行动手段：推动了“非正式”经济中的金融业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慈善机构（护理中心及其他机构）的设立。穆兄会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将触手伸入到真正的社会之中，并让社会对他们产生依赖。但是，海湾国家从未打算通过工业投资等方式支持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发展，它们支持的是一种“流氓式发展”的模式，这里采用的是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的说法，让相关的社会落入一个日益贫困和受到排斥的下降漩涡之中，这反过来会强化反动的政治伊斯兰对社会的控制。但如果穆兄会不能完美地契合海湾国家、美国和以色列的目标，是很难取得成功的。这三个亲密盟友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不能让埃及经济起飞。因为一个强大的埃及将结束海湾国家（服从社会必须伊斯兰化的言论）、美国（买办化的、贫困的埃及将永远在其掌控中）和以色列（软弱无力的埃及可让它在巴勒斯坦为所欲为）这三重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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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自萨达特时期起的历届政府都完全接受新自由主义并服从华盛顿，而阿尔及利亚和匈牙利的节奏则要缓慢和有分寸得多。我在这里重申，穆兄会作为政权体制的组成部分，不应当简单地被视为一个“伊斯兰政党”，它首先是一个极端反动的政党。不仅是因为它在“社会问题”上反动（蒙面围巾、伊斯兰教法、对科普特人的歧视），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也非常反动：穆兄会反对罢工，反对在工作方面提出要求，反对建立独立于政权的公会，反对农民发动的抵抗剥夺其土地所有权的运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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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预定计划让“埃及革命”流产，这样就可以保障自萨达特时代以来，在军队高层和政治伊斯兰缔结联盟的基础上所建政权具有连续性。确实，穆兄会由于在选举中获胜而变得更强大，今后就可以向军人政权要求比其所能出让的更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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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24日，埃及组织的首轮总统选举，就是为了达到当权者和华盛顿坚持的目标，即加强军队高层和穆兄会两个政权支柱之间的联盟，解决它们的分歧，并将其中之一推到前台。本着这种想法，两个“可以接受的”候选人才能够享受到竞选资金，其中穆尔西（穆兄会）占24%的选票，莎菲克（军方）占23%。真正的候选人萨巴希因为享受不到候选人应当得到的资金，获得了21%（该数字还存在争议）的选票。从长期的谈判看，为了让穆尔西在第二轮中成为“胜者”，双方达成了某种交易。议会和总统都是通过向已经投了伊斯兰分子票的选民打出“牌”（塞给肉类、食用油和糖）的方式选举出来的，在场的“外国观察家”似乎什么都没看到。解散议会的事也被军方推迟，军方试图赢取时间，希望穆兄会因为拒绝触及社会问题（就业、工资、学校和健康体系）而自降声誉。最终，这次选举沦为了埃及街头巷尾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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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尔西“担任总统”的政府，是美国达到继续“流氓式发展”和摧毁埃及国家体制的目标的最好保障。人们将会看到，穆兄会这个一向强烈打击民主、社会进步和国家独立的组织，在竞选闹剧之后会如何行动。这些根本问题似乎没有让任何重要的政治角色感到忧虑。一切似乎都是为了表明“革命”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迅速在选举中获胜。似乎表现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源泉都体现在投票箱里。但是，毕竟合法性的表现形式不是唯一的。民主有多种形式，包括为了争取社会进步和真正的民主化而继续斗争！这些合法性未来都会面对巨大冲突。这在埃及已经明确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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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伊斯兰能够融入民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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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伊斯兰登上舞台的过程中，去政治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当然不是纳萨尔时代的埃及和后纳萨尔时代的埃及所独有的现象。去政治化是南方国家在首次觉醒过程中，包括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第一个阶段的革命高潮后都曾经历过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取消革命活动（我不仅仅是说举行多党派的选举），也就是说不再遵守言论、政治建议和政治组织的多样性。政治化要求民主，但是只有当自由被交给“敌人”的时候才会出现民主。取消革命活动导致了去政治化，并引发灾难，出现嗜古主义（宗教的或其他形式的），又或者会出现“消费主义”和西方媒体所说的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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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穆斯林社会，这种去政治化还以“回归”伊斯兰的形式出现。反动的政治伊斯兰与政权勾结、服从买办以及通过实行市场经济（“流氓式发展”）让社会贫困化，这些都不是埃及所独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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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政治伊斯兰在埃及和其他国家掌权，可以想象会出现什么情况吗？我们的思想已经被那种认为必定会出现这种结果的言论渗透，这些言论一般都带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真诚或者虚伪的天真。一些人会说：“这已经命中注定，我们的社会都被伊斯兰渗透了。我们希望不理睬它，但它就是被强加给我们。”似乎政治伊斯兰的成功不是由去政治化和社会形势恶化所导致的似的。人们还试图对它视而不见：“没有那么危险吧，它的成功会转瞬即逝，政治伊斯兰所领导的政权会垮台，舆论会摆脱它的。”好像人们所说的穆兄会已经完全赞同了民主原则！主流媒体以及阿拉伯的“知识分子”所制造的“舆论”，要么是出于机会主义，要么是缺乏远见，都假装要相信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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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阿拉伯世界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民主的政治化都是我们所要迎接的挑战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当今的时代不是民主进步的时代，而是民主倒退的时代。垄断资本极端集中，政权不得已屈从于它的号令。“总统”权力的增加，表面上看是极其个人化的现象，实际上完全服务于金融寡头政治，导致资产阶级民主的意义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民主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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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倒退就是去政治化的同义词。因为去政治化意味着承认那些已经上台的人，承认他们有能力制订替代性的社会计划，而不仅仅是通过毫无意义的选举完成“替代”（而不是变革！）。现在，具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公民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去政治化的个人，个人充其量只是政治舞台下的一个被动旁观者、一个被体制模式化的消费者，而其还错误地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个体。让社会实现民主化，让人民重新政治化，这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但起点在哪儿？可以从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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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民族是走向民主还是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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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及其北约附庸盟友的“大中东民主计划”的目标当然不是实现民主，而是保证相关国家继续服从它们对当前全球化战略部署的要求，实行全球化只对帝国主义垄断有利。“改变一切，以便一切又都不改变。”“流氓式发展”正是建立在大多数人被排斥及其贫困化的基础之上的，它是这种全球化战略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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