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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民众、社会精英和国家从未接受这种地位。这种坚持不懈的抗争是第二次上升运动浪潮的源头，这场运动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1919—1967年）。这段时期是持续斗争和前进的重要时期。该运动具有三重目标：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尽管这三个目标的表达方式有局限性，有时还会混淆，但彼此是不能分割的。这些目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反映了现代埃及融入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的事实。在此背景下，1919—1920年革命引发的长期抗争浪潮掀开最后一章——纳赛尔思想（1955—1967年）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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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争取解放的斗争长达半个世纪。随着1919年华夫脱党组建，解放斗争的重点放在了通过建立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度的形式实现政治现代化及重新获得独立。这种设想的民主形式推动了世俗主义运动，其旗帜由新月和十字（在2011年1月及2月的示威活动中再度出现）组成，构成了一种象征。这些“标准的选举”不仅使科普特人从穆斯林占多数的社会中脱颖而出，还有利于他们在国家内推行高效治理政策，而且不会引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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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君主王朝反动集团、大地主和富农的积极支持下，英国竭尽全力使华夫脱党推行的民主进程倒退。20世纪30年代，伊斯梅尔·塞德基·帕沙的独裁统治（1923年废除了民主制度）遭到学生运动抵抗，当时反帝民主斗争风起云涌。为了降低风险，英国大使馆及王室有意支持创建穆兄会，王室还将“伊斯兰主义”思想融入由拉希德·里达引入的瓦哈比派，此派推崇萨拉菲主义，这是新政治伊斯兰最反动的版本（反对民主与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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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征服埃塞俄比亚以及新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的前景，让伦敦感到有必要对民主派做出让步，因此允许华夫脱党于1936年回到政治舞台，同年还签署了《英埃同盟条约》，此时的华夫脱党也变得温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埃及暂时脱离了斗争的轨道，但在1946年2月21日，斗争的浪潮再度席卷全国。学生和工人成立了联合组织，在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支持下，斗争不断激进化。得到伦敦支持的埃及派出军队并动用了穆兄会（支持塞德基·帕沙再次实行独裁统治），使用暴力进行镇压，但最终无法平息这场运动。华夫脱党再次进入政府，宣布废除1936年的条约，在被占领的运河区开展游击战。但开罗发生动乱（1951年）致使政府垮台，穆兄会在这次动乱中变得更为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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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认为，“自由军官组织”的首次政变（1952年），特别是使纳赛尔掌权的第二次政变（1954年），标志着这段长期的解放斗争获得圆满成功。另一些人则认为，政变宣告了斗争浪潮中断。纳赛尔主义取代了我所解读的“埃及觉醒”这个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表述，抹去了1919年至1952年的整段历史，提升1952年7月“埃及革命”的地位。在当时，许多共产党人持这种看法：1952年及1954年的政变注定要结束民主运动的激进趋势。他们是对的，因为纳赛尔主义在1955年4月万隆会议之后，才体现了反帝思想。于是纳赛尔主义将理念逐一付诸实施：在国际上采取彻底的反帝政策（同泛阿拉伯主义运动及泛非运动联系），国内进行进步主义社会改革（但并非社会主义的）。这一切都是顶层推动的，不仅“没有民主”（禁止民众组党结社、争取权利），而且“废除”了所有政治生活形式，改革中产生的真空，则号召政治伊斯兰进行填补。然而，该项计划的实施耗尽了埃及在短期内的发展潜力。从1955年至1965年的10年间，埃及经济社会低迷，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提供了破坏这场运动的良机，为此它们使用了其地区军事工具——以色列。1967年埃及军事失败宣告了半个世纪的解放浪潮终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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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的再度兴起是纳赛尔本人推动的，他选择了向右派让步的道路——实行开放（同资本主义全球化合作），而不是其他人为之奋斗的激进路线。例如20世纪70年代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其发生时间就在纳赛尔去世前后。继任的萨达特强调继续“右转”，并将穆兄会纳入其新独裁体系。穆巴拉克奉行了同样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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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埃及的斗争进入了低潮期，此阶段持续了近半个世纪（1967—2011年）。埃及屈从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及美国的战略，一直扮演着积极的地区性及国际性角色。纳赛尔治理下的埃及推行的经济社会制度虽受到批评，却是协调一致的。纳赛尔曾保证要实现工业化，摆脱依靠棉花出口的国际殖民分工体系。该制度下的收入分配体系有利于新兴的中产阶级，同时也避免了普通民众陷入贫困。萨达特与穆巴拉克则摧毁了埃及的生产体系，他们用一种完全不协调的制度取而代之。这种制度专门建立在企业赢利的基础之上，而这些企业绝大部分是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分包商。近几十年来，世界银行一直对所谓的埃及经济高增长赞不绝口，实际上这种增长毫无意义，也是极端脆弱的。此外，这种增长还伴随着分配不合理及失业率迅速攀升，打击了绝大多数青年。埃及国内的紧张局势一触即发，也最终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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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则极力赞扬这种表面上的“制度稳定”，而这种稳定是建立在庞大的警察体系（埃及拥有120万名警察，而军队仅有50万人）之上的。虽然警察很多，却要应对层出不穷的日常违法活动。西方国家声称，该制度“保护”埃及不滑向伊斯兰主义阵营，然而这绝对是一个弥天大谎。事实上，该政权已经任由反动的政治伊斯兰（海湾国家的瓦哈比派）完美地融入其权力体系，并将教育管理权、司法权及主要媒体（尤其是电视台）的管辖权拱手相让。美国关于中东建设的发言充满了两面性，奥巴马在这一点上与布什没有区别，只是完美地服务于自身目标。而埃及政府为政治伊斯兰提供支持，摧毁了埃及社会应对现代世界挑战的能力。（这是埃及教育及研究发生灾难性滑坡的根源。）媒体时不时地披露政府“滥用”权力的消息（如暗杀科普特人），这为华盛顿借“反恐战争”进行军事干涉提供了合法性。当局对“社会安全阀”的运行[3]采取了“宽容”态度，大量底层民众及中产阶级外迁至石油生产国。这种迁移受阻之后（亚洲劳工取代了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劳动力），引发了强烈的反抗。2007年，埃及发生了非洲50年来最大规模的工人罢工。有可能被农业资本夺去土地的农民进行了抗争，中产阶级也受到了关于民主示威的相关培训（“Kefaya运动”[4]与“4月6日青年运动”），这些都宣告“埃及革命”的爆发不可避免。这让“外国观察家”大为震惊。于是，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埃及解放斗争潮流的新阶段，来分析运动的发展方向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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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民主运动成员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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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埃及革命”很有可能宣告欧美引入“新自由主义”制度的终结，该制度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各领域都受到质疑。埃及民众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联合了三支积极力量：自愿“发挥政治作用”并具有“现代色彩”的青年、激进左翼势力、民主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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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00万青年人充当了这场运动的先锋。激进左翼势力及民主中产阶级立刻加入了示威游行的行列。在抗议活动爆发的最初四天，穆兄会领导人认为这些示威活动应该被镇压，并号召抵制这些活动，直到后来才被迫接受。此时，埃及人民已经行动起来，参加游行示威的人数达1500万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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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与激进左翼力量有三个共同目标：重建民主（结束军人及警察政权），实行有利于民众的经济、社会政策（与全球化及新自由主义决裂），推行独立的国际政策（不再屈从于美国的霸权及其在全球部署军力的行为）。实质上，他们追求的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革命。尽管青年在其社会组成、政治与意识形态表达方面存在多样性，但总体上仍然属于左翼。他们与左翼势力自发组织了大规模的活动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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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也汇集在民主这杆大旗之下，他们认为并不一定要重新讨论埃及的“道路”及国际阵营。在这场运动中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群博主：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了美国中情局策划的一次真正的阴谋；他们通常是来自富裕阶层的年轻人，极端美国化，时常以反对独裁的“不同政见者”自居。实际上，他们参与了这场以东欧“颜色革命”为范本，强加了华盛顿意志的，却被伪装成民主革命的反革命大合唱，并通过社交网站将其广泛传播。但是，如果你认为这项阴谋是民众革命的根源，那就大错特错了。美国中情局不断贬低此次运动的意义，使运动参与者背离自己渐进式社会变革目标，并将运动扩散至其他国家。如果埃及这场运动未能联合各种力量，未能确定共同的战略目标，未能建立组织形式及有效性，那么美国这项阴谋的成功概率是相当低的，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就曾经失败过。有趣的是，这些博主使用的是英语而非阿拉伯语，捍卫美式“民主”，散布要求政府赋予穆兄会合法性的言论，其目的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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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民众很快就听到了这场运动中三种主要势力发出的游行号召。示威活动从一开始就遭到极端残暴的镇压，造成上千人死亡。然而，这并没有将这些青年及其盟友吓倒，他们也没有向西方大国乞求帮助。他们的勇气成为示威活动展开的决定性因素，促使抗议浪潮席卷大小城市，甚至村镇的各条街道，成千上万示威者不分昼夜地表达诉求。这场摧枯拉朽般的政治胜利产生了效应——恐惧使阵营发生变化，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发现他们必须放弃一直支持的穆巴拉克。于是，埃及军方领导人打破沉默，拒绝参与镇压行动以此维护自己的形象，并最终迫使穆巴拉克及其主要帮凶放弃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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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运动从青年、激进左翼势力和民主中产阶级迅速蔓延至全体埃及民众。此次运动本身将会面临极大的挑战，其中一些人的加入，无疑增加了运动激进化的可能，但约500万工人阶级的加入成为运动激进化的决定性因素。小农户针对征地发起激烈抗争[5]，也是这场运动走向激进化的一大因素。参与此次活动的还有一大群“穷人”，他们积极参与2011年2月的抗议，经常现身于邻里们组成的旨在“保卫革命”的人民委员会中。这些“穷人”留着大胡子、戴着面纱、穿着大袍子，使人误以为这个国家本质上就是“伊斯兰的”，甚至是由穆兄会驱动的。实际上，他们的粉墨登场是有人幕后指使的，目的是同民主派争夺民众。穆兄会及其伊斯兰盟友萨拉菲派对阵民主派，两股势力的高下取决于能否与失去方向的民众达成有效阵线或“管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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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派在与工人达成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取得了不可忽视的进展。有五个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即埃及社会党、人民民主联盟党（分裂自埃及全国进步工会党，继承了它的大部分成员）、工人民主党、社会主义革命党（托派）、埃及共产党（也分裂自埃及全国进步工会党），于2011年4月组成了社会主义力量联盟共同斗争。同一时间，这场运动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各民主派政党、独立工会、农民组织、青年网络、诸多社会协会）建立了全国委员会。而穆兄会和右翼党派拒绝加入，再次声称反对继续搞这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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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民主运动：反动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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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埃及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一样，反对霸权的社会民主运动必然会遭遇强大的反动集团。如何识别反动集团？我们可以通过它们组成人员（社会阶层）的言论，也可以通过它们如何界定政治介入的手段，及服务于上述政治介入的意识形态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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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社会层面看，反动集团由埃及的资产阶级领导。埃及近40年的依附式发展模式催生了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虽然“全球自由主义”模式导致了极度不公正，但惠及了他们。他们是几万名百万、千万、亿万富翁，发财致富不是靠自己的“创新企业”（引用世界银行的用语），而是靠与当权者合谋。“腐败”已经成为这个统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还是买办阶层，用埃及民众的政治通用语表述就是“腐败寄生虫”。他们坚决支持埃及融入现代帝国主义的全球化，是美国的“死忠”分子。这个阶层出了不少警方和军方的官员，与当权者过从甚密的“文官”、宗教界人士（所有穆兄会领导层、各教派的主要谢赫们都是大富翁）。当然，反动阶层中还有一些中小企业主，但他们却是这一统治体系敲诈的受害者，受到买办阶层的盘剥，沦为各地垄断势力手下的“小包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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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集团在农村的势力也不可轻视。他们是富农阶层，是纳赛尔农业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取代了大地主的位置。纳赛尔统治时期搞的农业合作社将小农、富农捏在一起，使富农获得主要利益。为防止出现对小农不利的情况，当时的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到了萨达特和穆巴拉克统治时，政府听命于世界银行，废弃了这些预防措施，于是富农加速扩张，消灭小农。这些富农一直是现代埃及社会的一支反动力量，是农村的伊斯兰保守势力的主要支持者，而现在他们比任何时候都逆潮流而动。他们通过与其关系密切的国家和地区层面的民意代表，控制着农村的社会生活。此外，城里的一部分中产阶级（军方和警方的官员、技术官僚、自由职业者）也大多出身于富农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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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集团公器私用，让军、警、政府部门、执政党、宗教组织、政治伊斯兰势力（穆兄会和萨拉菲派）都为自己服务。美国每年向埃及军队提供1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但是从未用于加强国防，而是用于应对腐败统治所导致的危机。有了“援助”，高官们才得以鲸吞买办经济的大部分果实，以至埃及有一种说法叫“匿名社会/军队”。在埃及过渡时期，“指挥”国家的军方高层并非中立，而是采取措施与“革命”时期的镇压行为进行切割，以“中立”形象示人罢了。“文职”政府官员听命于军方，前者就是后者任命的。一些官员是前政权的人，他们被精心挑选过，其实不怎么知名。政府官员采取反动措施，阻止这场运动的激进化。措施包括：禁止罢工，要将经济引入正轨；限制组建政党，从而为穆兄会等伊斯兰政党参加选举提供便利。在旧政权系统支持下，穆兄会的组织机构已经十分完善。但是，军队的态度仍是最后一个不确定因素。除了那些腐败的军队高层外，民族主义思想在军中还是存在的。（士兵是招募的，一般军官是职业军人。）另外，因为警方的存在，军队与当权者走得不是很近，而且这场运动宣称要将军队势力逐出国家的政治领导层，因此军方高官未来很可能考虑隐身幕后，不推自己的人去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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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跟整个国家机器一样，没受损失，没有一起针对警方高层的诉讼。新的地方大员全部来自旧政权，而旧执政党民族民主党却在动乱中销声匿迹，司法部门宣布将其解散。但请相信，埃及的资产阶级懂得如何改名换姓重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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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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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政权容忍其存在且积极帮助发展壮大的唯一政党是穆兄会。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托付给穆兄会三大基本系统——教育、司法和电视。然而，穆兄会从来不也不可能温和，更不用提民主了。穆兄会的领袖是自封的，整个组织基于纪律原则，严格执行首领命令，没有商量的余地。穆兄会的领导层完全由富豪把持（他们全都得到了沙特阿拉伯也就是华盛顿的财政支持），他们一般出身于信奉蒙昧主义的中产阶级家庭，而基层成员是由其慈善机构（金主是沙特阿拉伯）招募的普通民众，突击力量是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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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兄会完全赞同在埃及建立一个以市场为基础且完全依赖外国的经济体系，他们实际上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反对工人阶级的大罢工，反对农民为保护自己的土地所有权而进行的斗争。因此，我们从两方面可以看出穆兄会一点儿都不温和：一方面他们一直拒绝制定经济和社会纲领；另一方面他们反对新自由主义，但从来都没提出过质疑，事实上他们已经接受了美国为控制该地区而提出的任何要求。所以，他们对华盛顿来说是非常有用的盟友，为此美国为他们颁发“民主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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