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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至上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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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政权有两大支柱：一个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宣扬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另一个是该党与巴沙尔·阿萨德家族所属的阿拉维派（努赛里耶派）这一宗教少数派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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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是一个议会制多党派的共和国。全国进步阵线包括8个政党，全部受复兴党控制。叙利亚人民议会议员每4年选举一次，却不真正掌握任何权力。总统每7年选举一次，总统也是全国进步阵线的主席、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秘书长，是决定国家政策和社会生活的职位。事实上，任何人都不可能合法地反对政府以及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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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和安全部队是政权的两大支柱。国家机器中特别部门众多，禁军数量庞大。叙利亚的领导人尽管喜欢躲在幕后，却是政权内难以绕过的人物。总统表面上拥有所有权力，实际上并非如此。他必须与政府内的重要人物合作，一旦决策不符合这些人的要求，他们可以随时发动一场宫廷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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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沙尔·阿萨德掌权伊始，本来不愿意承担这份责任，很快就与掌握政权的高级官员发生了矛盾。他不得不对这些重要人物妥协，因为这些高官通过秘密部门和军队、掌管经济命脉来管理着日常政治运作，他们还管理着日益麻木不仁的官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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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巴沙尔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开始了他的经济改革。表面上看，改革力度很大，但实施起来非常缓慢。2006—2007年，经济改革才得到具体实施，但在所有层面都遭遇了腐败的干扰。总统本人经常谴责腐败，称之为政权的结构性难题。幸运的是，与他父亲哈菲兹·阿萨德一样，巴沙尔得到了宗教少数派、农民、城市逊尼派资产阶级和数量庞大的公务员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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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瞬即逝的政治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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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7月10日，巴沙尔接任父亲哈菲兹·阿萨德的职务时，人们对政权实行自由化改革，就是所谓的大马士革之春[1]，还抱有很大期望。国家上下都在表达建立真正的公民社会的愿望，期待未来出现政治开放的局面。很多叙利亚人包括国内的反对派认为，即使不出现政权变革，真正的开放时机也已到来。当时很多讨论如何进行改革的论坛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人们撰写了很多陈述国情的材料。但就在2001年2月，安全部门突然制止了这些论坛的活动，逮捕了论坛的大部分负责人。政权的情报部门、军队的一些高级军官、复兴党的领导机构、阿拉维派的“老卫兵”都认为，“大马士革之春”将席卷全国，很可能会引发颠覆政权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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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这短短的6个月的时间里，叙利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社会大讨论，在国家的精英层面和国家机器内部留下了永久的痕迹。国家机器也分成了两派：一个是“老人派”，支持保持现状，让复兴党继续对国家实行垄断统治；另一个是“现代派”，支持进行现代化改革，将政权逐步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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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使叙利亚政权变得警觉起来。2005年叙利亚政权变得更加强硬，因为2005年2月14日黎巴嫩总理拉菲克·哈里里被刺杀，国际调查委员会得出初步结论，明确谴责叙利亚政权支持了此次谋杀。叙利亚反对派的协调委员会发言人侯赛因·奥达特就是在此时被捕的。当时，国内反对派试图重新组织起来，但它们的尝试被迫中断。奥达特解释说，政府会尽一切可能来阻止一个全国性的反对派出现：“它的走狗们总是歪曲现实，提供虚假信息。叙利亚公民再也没有共识了：没有自由、民主、平等、三权分立……也没有法治国家的概念。这是一个建立在安全部门基础上的制度，它拥有一切回旋余地，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制裁。任何倡议都要获得审核，如113种职业（公务员、教员等）必须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这是一个安全至上的政权，建立在普遍的腐败和任人唯亲的基础上：无论是议员、审判员还是法官，都由政府指定。没有社会公正，也没有政权更替。但这些政府部门在任何领域都证明不了自己具有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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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的经济和社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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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叙利亚遭遇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动荡：失业扩散；生活成本飙升；伊拉克难民蜂拥而至，而叙利亚国内的巴勒斯坦难民本已很多，难民群体日益庞大。失业涵盖了25%的人口（2011年叙利亚人口约为2300万），其中多为年轻人（75%的失业者为14—24岁的年轻人）。实际上，叙利亚60%的失业人口都不足20岁。巴勒斯坦难民（43.5万），特别是伊拉克难民（12万），再加上自1967年以来从戈兰高地迁来的30.5万人口，让国家的整个经济陷入巨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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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层公务员不得不私下从事第二职业，以贴补自己和家庭的需要。尽管西方式的奢侈品商店不断扩张，但对普通民众来说价格高得离谱。叙利亚官方公布的通货膨胀率是5.5%，但实际上接近25%！大约1/3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10%的人（超过200万人）没有能力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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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高昂：2007年房租价格增长了300%；很多水果和蔬菜价格翻番；2007年10月，汽油价格提高了20%。尽管后来采取了一些社会性措施，但到2009年和2010年，生活必需品的通货膨胀率还是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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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受到了腐败的损害，国有企业老化，农产品的产量降低，石油资源迅速枯竭，教育体系陷入无序状态，资本持续外逃。美国的禁运、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和地区紧张局势的升级等，都沉重地压在叙利亚商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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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哈菲兹·阿萨德时代重要人物的继承者中还出现了“黑手党化”倾向：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渗透到了政府的各个层面。他们利用国家机构的松懈状态，发展出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在当前社会，很容易地控制了很多部门。首先是对新技术领域、服务业的控制，特别是移动电话领域。随后，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部分当权者支持的新商人，对传统工业进行了逐步收买，土地也被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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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革命”的爆发为这种状况泼了一盆冷水，但大部分政治、军事和经济精英仍然认为叙利亚是一座圣殿。它拥有两条难以穿越的“马其诺防线”：叙利亚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摇篮，自身能够保持完美的社会和民族结构；以色列（自1967年开始）还占领着戈兰高地，这对叙利亚来说具有国家建构价值，能让政权推迟紧急状态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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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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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叙利亚之春”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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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动乱升级始于2011年3月15日，地点是边界城市德拉[2]：大马士革政权圈子里将这里视为“伊斯兰颠覆之路”。由于处于叙利亚与约旦边界，这里的逊尼派部族一向不接受大马士革的统治，约旦的穆兄会也在这个地区活跃。自巴林发生政治动荡以来，沙特阿拉伯的地产商蜂拥而至，给予了该地区部族首领们大量经济上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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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的反抗事件是由德拉的“少年抗议事件”引发的。首次示威活动发生在市中心的清真寺前。此前，15名少年因在墙壁上画反政府的涂鸦而遭到逮捕，随后受到了折磨（指甲被拔等）。当家长要求释放孩子时，省长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再生嘛，如果生不了，可以把你们的女人带来，我们可以让她们生。”这些家长受到了公开侮辱，他们找到部族首领组织在省政府门前示威。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德拉的省长被巴沙尔解职，巴沙尔后来还接见了受害者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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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活动被军队镇压下去了，但与此同时，类似运动在国内其他城市爆发，而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这两个最大城市的人口占叙利亚全部人口的一半左右。但自4月份开始，示威行动密集出现，不仅在德拉，而且在东北部的代尔祖尔以及东北边境的多个地方连续出现。总的来看，示威活动多发生在逊尼派清真寺的周围，尤其会在星期五祈祷后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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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注意到，同突尼斯和埃及发生的一样，社会运动最开始都是要求拥有更多的公民自由。在第一阶段，示威运动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只是建立在家庭和街区团结之上的临时起意的行为。到了第二阶段，示威运动具有了教派色彩。逊尼派清真寺毫无争议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而要求对穆斯林进行现代化的叙利亚人在国外（分别位于艾克斯-拉沙培尔、伦敦和华盛顿）的代表都呼吁扩大动员，他们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但这些在首次“大马士革之春”后逃离叙利亚的人，还有国内反对派人士都已经过时，此时人们已经大量使用“数字网络”实施动员，这对扩大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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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地方上的无能部门和已经腐败堕落的领导人的安全至上政策的蒙蔽，中央政府未能真正了解事件的发展进程。“德拉事件”未能得到解决，就是叙利亚政府僵化的表现。巴沙尔·阿萨德没有抓住机会平息事态、重新开启全国大讨论，在政府内极端保守分子的影响下，他选择了镇压并谴责外国的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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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的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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