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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民众的此次反抗首先在历史上经常发生抗议的地区爆发（如同班加西对于利比亚一样），反抗的中心点通常在与约旦、土耳其和黎巴嫩接壤的边境城市。发生大规模示威和激烈冲突的两个城市是德拉和霍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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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姆斯是一个逊尼派人口占多数的城市，距黎巴嫩仅20千米，且与国外保持着多种多样的联系（合法的或非正式的贸易）。它还靠近哈马市，曾是1982年时哈菲兹·阿萨德镇压穆兄会武装反叛的战场。霍姆斯省也是叙利亚最大的省，占叙利亚25%的领土，是农业用地最多的省，而且紧邻黎巴嫩和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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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霍姆斯的犯罪率就很高（毒品走私和消费品走私较多）。武装团伙2011年5月开始叛乱。6月，他们组织民兵发起“自卫”，逐步从保护逊尼派地区发展到打击阿拉维派地区和警察、军队所在地。然后，当地出现了公开的萨拉菲主义组织，受“黎巴嫩事件”的启发，他们也开展类似的招募行动。他们的诉求和战术令人想起了“凯比尔河事件”[3]。2011年12月8日，这些武装分子袭击了霍姆斯的炼油厂，以破坏当地的石油供应，加剧人民的不满。这些起义者占领了霍姆斯的多个街区，宣布建立叙利亚“自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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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省和农村的民众支持下，德拉长期反对复兴党的统治以及当权的阿拉维派。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这里的逊尼派部族从来不接受大马士革的统治，并且作为“伊斯兰颠覆之路”的必然通道，德拉得到沙特阿拉伯的支持，成了约旦穆兄会的桥头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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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示威规模则小得多。在首都大马士革，只有居住在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的一些下层民众参加。这两处局势之所以稳定，主要是因为城市的逊尼派商业资产阶级与政权结成了盟友。只要“集市”（指商业活动）不太受到局势影响，拥有特权的商业资产阶级将不参加运动，那么这两个中心城市——政权和国家的真正支柱就可以保持稳定，而这种稳定还是建立在基督教徒、库尔德人和德鲁兹教派等占人口少数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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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运动的激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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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8日，也就是反抗运动开始后3天，虽然德拉、霍姆斯、哈马以及接近土耳其边境的地方，都出现了武装组织的痕迹，但在以后的3个月里民众的示威游行总体上还是和平的。尽管反抗运动的活跃分子与军火走私集团保持着联系，开始储备军火，挖掘掩护军火和撤退人员的地道，但还没有人使用武器。反抗集团的军火究竟是怎么得来的呢？在反抗运动开始前，叙利亚政府就确定有6.5万人从事走私活动而未受到任何制裁，这些人通常活跃在边境线上，与地方势力（省政府、警察和安全部门、海关、部族等）勾结，军火大多是通过这些网络被运送到叙利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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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个星期的反抗被镇压之后，很多和平示威者被捕，街头剩下的人变得激进起来。这时民众注意到，游行队伍中出现了拿武器的示威者。从2011年6月起，在大部分反抗运动的中心，行动开始激进化，示威者要求巴沙尔·阿萨德下台，结束当前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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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从国内反对派的代表和宗教社群领导人那里收集到的众多证据显示，从2011年夏天开始，示威运动就不再具有和平性，活跃分子最常做的事就是拿起自己的武器与维护秩序的警察发生直接冲突。东正教的教长格雷高里奥三世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革命，年轻人没有目标和路线，只有毁灭和挑衅的意愿，以便引发更多暴力，让叙利亚给人留下恶劣印象。”他出生的村庄距德拉只有几千米，他讲述说，第一次示威发生在2011年5月，有300人参加，示威人群找碴儿，与军队发生冲突，导致3人死亡。第二天就有1万人以和平的方式参加了死难者的葬礼，而且“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国内反对派的领导人很不了解这些“新示威者”，因为在2000年“大马士革之春”时，“新示威者”还没出现。在他们看来，这些“新示威者”与突尼斯和埃及的相同，属于“自发的一代”，其身份几乎都是通过网络确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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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行动并不是统一的，唯一的特点是，多为临时出现的，没有经过协调，只是通过亲戚、近邻的相互联系集合起来：先是家庭、街区，然后发展到部族、教派等。其中星期五的祈祷活动，增强了反抗运动的教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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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确认游行队伍中的武装分子身份仍然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他们包括三种人——普通的罪犯、走私犯和萨拉菲分子集团成员（包括叙利亚人、伊拉克人、约旦人和黎巴嫩人）。反抗运动呈现激进化的特点，主要是以下三个因素相结合、相互影响的结果：在叙利亚与土耳其边境上（位于西北部）的难民营里，难民人数大量增加；逊尼派士兵开小差增多；霍姆斯逊尼派街区成为“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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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开小差与叙利亚“自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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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开小差尽管不是所有阿拉伯国家兵役制度的一个结构性问题，但也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叙利亚军队也不例外，而且对此习以为常。起初，士兵开小差后一般会返回家乡，但到了反抗运动的第二阶段，这些人就背起行囊、拿起武器加入武装组织，进入“圣地”。2011年12月，军事专家确认开小差的士兵人数不足2万人，对于一个45万人编制的军队来说确实不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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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自由军”只拥有大约3000支步枪，其作战能力却被大大夸大，与其宣传的影响力不成正比。叙利亚“自由军”主要驻扎在叙利亚与土耳其边界的难民营里。霍姆斯的逊尼派街区也有一些武装组织。直到2011年底，这支武装力量还没有能力支撑与叙利亚政府军的正面战斗。叙利亚“自由军”只有手枪、猎枪和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等轻武器，后来逐渐装备了反坦克火箭筒和迫击炮等类型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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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与土耳其、黎巴嫩、伊拉克和约旦接壤处，还出现了其他武装组织，他们要把叙利亚拖入打击“邪恶的阿拉伯复兴党政权”的“圣战”。这些人都是从逊尼派激进分子中招募来的，是“夏姆军团”、“支持革命者联盟”和“伊斯兰法塔赫”重建的结果。这些后继无人的组织龟缩到了（黎巴嫩的）的黎波里（与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名称相同），还有土耳其和约旦，得到了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的土地承包商的支持。直到2011年，这些武装组织除了霍姆斯的一些街区和土耳其的一些难民营外，还没拥有任何“组织圣地”。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的一条长达20千米的地带，被叙利亚政府军控制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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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菲主义组织的强力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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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玛·卡夫塔罗是大穆夫提·卡夫塔罗的小女儿，她是一个由穆斯林妇女和逊尼派族群的重要人士组成的论坛的领导人。2009年她曾发表一篇文章，强调杜马（大马士革东北部郊区的小镇）和德拉存在一些萨拉菲主义组织。她写道：“3年或4年前，叙利亚人还不留长胡子，不穿戴萨拉菲主义的装束（蒙面罩袍）。这些都是由商人和非政府组织从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传进来的。现在人们动不动就说‘真主在上’。这些词已经被玷污了。”阿斯玛·卡夫塔罗认为，叙利亚政权的宗教纲领助长了激进化倾向，官方的逊尼派机构接纳了一些因极端言论而著称的伊玛目[5]，而这些机构一向鼓励狂热思想的传播。阿斯玛·卡夫塔罗指出，8年来温和派被边缘化，不再受到重视。长期以来，叙利亚不太重视打击恐怖主义乱象，这就为那些开展恐怖主义活动的组织提供了方便。大马士革即使不是这些组织的支持者，也会是中转站，因为这些组织曾承诺不在叙利亚领土上搞恐怖活动。这种对恐怖主义组织的管理方式不太科学，有时候运转失灵，破坏了政府出台的政策，让叙利亚感到非常难堪。这也是该国国际声誉不好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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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武装组织“阿布卡卡”[6]发表声明，称其对袭击叙利亚国家电视台下属地方电视台的事件负责。这种形式的袭击与叙利亚在伊拉克所采取的“停止支援走人”的政策分不开。因为此时伊拉克正遭受英美军队与抵抗组织、逊尼派与什叶派、“基地”组织与伊拉克达瓦党三种极端对抗同时聚焦的痛苦，此外受到以色列特别部门支持的库尔德组织也在活动，他们也与萨拉菲分子保持着零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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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萨拉菲主义组织也在沙特阿拉伯血腥镇压“巴林之春”[7]后，通过德拉边境进入了叙利亚。当时，承包叙利亚边界土地的沙特阿拉伯人，暗地鼓励那些亲穆兄会的约旦武装组织进入德拉地区。而此时的德拉地区正遭受严重的干旱，社会非常不稳定，农业工人已经有4个月没拿到工资。他们正好利用社会的动荡，甚至挖掘地道和地窖来掩藏武器，这让人们想起了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武装集团”在1988年至1998年采取的做法。该方法也被运用到了霍姆斯，该城无论是地理范围还是人口规模都更大，在打击叙利亚政权方面可以扮演武装斗争中心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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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动犯罪和加剧宗教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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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底之前，霍姆斯已成为逊尼派和阿拉维派之间教派冲突激进化的象征，而且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黎巴嫩化”。叙利亚政权和萨拉菲主义组织都应对这种人为的变化负有责任。因为政府采取的是一种单方面的安全至上的管理方式，导致对危机的政治解决滞后。阿斯玛·卡夫塔罗认为，阿拉伯国家、西方媒体以及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的重要宗教人士也应为这种“人为的黎巴嫩化”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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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重复播放经过歪曲的消息的同时，卡塔尔电视台（卡塔尔一家地方电视台）公开呼吁宗教对抗，宣称“巴沙尔·阿萨德背叛了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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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春，哈马的一名伊斯兰教重要人物脱去了自己的穆斯林长袍，称只有杀死300名阿拉维派教徒后才会重新穿上它。果然，在2011年6—7月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地方发生了冲突和大屠杀后，他重新穿上了长袍。从穆兄会于叙利亚反抗之初在伦敦发表的多篇文章看，示威者最关注的问题是，“如果想要看到叙利亚问题被放到联合国解决，就必须至少杀掉1000人”。伦敦靠近大理石拱门的芬斯伯里清真寺和其他祈祷地点发出了很多追杀令，声称要杀死叙利亚1/3的民众，特别是阿拉维派教徒，称这是拯救另外2/3民众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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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玛·卡夫塔罗认为，萨拉菲分子得到了外国支持，其共同目标就是摧毁叙利亚——其社会模式以及多教派共存的模式。因为这种共存模式在阿拉伯世界里是极为特殊的：“对于海湾国家的激进分子来说，叙利亚的这种特殊性令人难以容忍。他们认为所有阿拉伯人都应当属于瓦哈比派，而在叙利亚什叶派没有受到轻视。我们应当继续反对萨拉菲主义，提防海湾国家。”阿斯玛·卡夫塔罗希望内战范围不要超出霍姆斯，她指出：“如果叙利亚出现‘黎巴嫩化’的倾向，并演变成真正的内战，那将更加悲惨，而且将比黎巴嫩经历悲剧的时间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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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国内反对派的大部分负责人认为，“把阿拉维派送进坟墓，将基督徒赶到贝鲁特”的口号是当局编造的，为的是恐吓少数派。武装冲突在各地爆发的同时，一些捣乱分子组成的小集团也在哈马和大马士革的基督徒居住区进行挑衅。一位驻大马士革的欧洲外交官说：“叙利亚逐渐被模糊不清的暴力笼罩，很难追本溯源，不知道真正的煽动者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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