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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支持和平，反对任何外国干预，谴责“国外的”反对派受穆兄会控制。它目前与政府保持着对话，而且试图说服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也这样做。但它认为，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很多领导人出于个人的报复思想，阻挠任何形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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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德人（在叙利亚约2300万人口中占300万）是“理智反对派”中的一个重要部分。20世纪90年代中期，叙利亚与土耳其缔结协定，打击库尔德工人党的分裂主义分子，致使他们在国内长期被边缘化。他们受到复兴党的压迫，有16万人没有叙利亚公民身份，另有7.5万人甚至拿不到身份证。但是，他们必须服兵役，却没有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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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库尔德人认为自己的诉求合理，也赞同上街游行。大部分库尔德人赞成改革，提倡公民自由、政治自由并建立民主政体，但认为军事激进化会对国家统一构成威胁，而且会让叙利亚甚至中近东在未来陷入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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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叙利亚最近也通过了几项有利于库尔德人的改革，特别是给予他们叙利亚国籍。最近与政府进行对话后，库尔德人首次被正式准许拥有自己的政党，也为政府的法律草案提供了一些建议。2011年2月，西方试图将库尔德人与叙利亚政权分离开来，由于叙利亚的库尔德人民族情感非常强烈，他们并没有被牵着鼻子走。因此，大多数库尔德人支持巴沙尔·阿萨德，反对任何外国干预，拒绝与“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对话，认为穆兄会在叙利亚建立伊斯兰政权是最坏的解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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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全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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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很大程度上被穆兄会控制，尽管它将几个得到福特基金会或其他美国部门资助的会法语的学者、科学家、大学教授，还有几个卡塔尔的土地承包商推到前台。该委员会希望复制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的模式，但它在国内缺乏根基。它受到国内反对派的谴责，其合法性不被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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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2年哈马镇压以来，叙利亚国内就不存在正式的伊斯兰政党了。穆兄会主要活跃在德国、英国、比利时和美国，在国内也只有几个沉睡的网络而已，但通过一些“挡风协会”[8]和在萨拉菲主义组织的联络人，成功建立了一些基地。2011年反抗事件发生后，“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得到约旦穆兄会的大力支持，并为其输送人员。该委员会似乎得到了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一些地方分部的支持。但萨拉菲活动分子所领导的示威游行，让该组织与国内其他反对派产生了分歧。该组织也应为示威游行造成的人员伤亡负部分责任，因为是它让示威者相信政权将会在15天内垮台，并推动示威游行变得激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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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全国委员会”还与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武装组织叙利亚“自由军”和拉菲克·哈里里支持的黎巴嫩民兵保持着联系，并得到了土耳其的“善意”关注。一般情况下，穆兄会“推高”“圣战分子”的地位，让他们制造恐怖活动，以使自己成为可以被接受的人。“叙利亚全国委员会”试图给人留下叙利亚每天都在血流成河的印象，以此让国际社会采取“利比亚方式”进行干预。穆兄会和“叙利亚全国委员会”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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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组织一位领导人的说法，一旦“叙利亚全国委员会”获得政权，叙利亚就会立即切断与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和伊朗的联系，与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这种立场让很多叙利亚人震惊，由此该组织有了一个充满贬义的称呼——“伊斯坦布尔委员会”。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库尔德人代表称，他们永远不会接受“叙利亚全国委员会”的领导，因为它是一个受土耳其指挥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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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派在应采取何种战略上存在立场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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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在叙利亚没有多少分量，没有什么根基，成员也不多，在国内没有任何基础，但它得到了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西方国家及其媒体的支持。这些媒体主要目标就是使日后的西方干预合法化，而这也是“叙利亚全国委员会”真心呼吁的。相反，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被孤立，没有财政手段。更糟糕的是，它尽管是一个合法组织，却无法获得国外的支持，无法在叙利亚实现任何政权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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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和支持与政府对话的国内反对派来说，危机的解决方式必须百分之百是叙利亚式的，必须在国内而不是在国外解决。这两个反对派的一些代表希望与政府实现和解，设一个过渡期，可以举行自由和民主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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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和“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之间和谐相处非常困难。双方曾试图在埃及进行协调，但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代表米歇尔·基洛没有得到很好的对待，协调以失败告终。该委员会主要协调者哈桑·阿卜杜勒·阿基姆却认为，反对派之间的分歧被夸大了，因为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目标：政府下台，建立民主制度。他认为，“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内部存在矛盾，这可以促使双方接近，“但问题是，叙利亚阻挠我们接近，它希望在边界地区建立一些缓冲区”。我们会见的叙利亚反对派的领导人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这一观点。侯赛因·奥达特认为，如果反对派能够联合起来，在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是能够找到解决方法的：总罢工、时不时地静坐、普遍不服从命令等。法耶兹·塞拉赫认为，联合国和阿拉伯联盟应当共同找到一个有约束力的和平的国际干预方式。哈桑·阿卜杜勒·阿齐兹认为不应当进行军事干预，他不相信会发生内战：“因为叙利亚人民不可能这样做……一旦出现外国军事干预，必定会发生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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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库尔德人联合会的主席奥马尔·乌西也不相信外国干预：“如果有的话，早就该发生了。军事干预会导致战争，让整个地区陷入战火，围绕伊朗问题出现极为紧张的国际局势，尤其是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会恶化。”他深信，西方在自己的日程中排除了军事干预，它们仅仅是要削弱叙利亚政权，以便继续包围伊朗，因为伊朗的变革才是解决叙利亚危机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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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政权已经落后于反抗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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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本以为能够从2011年1月开始的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冲击波中幸免，但是，尽管收到情报部门多次警告，叙利亚政府仍然没有预见到事态的发展。它给人的印象是已远远落后于形势发展。叙利亚主要反对派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主要协调人哈桑·阿卜杜勒·阿基姆指出：“政府走到了自闭的弯路上去了，它一直拒绝面对现实，拒绝做出哪怕一点点的政治让步，拒绝做出哪怕最小的对话尝试。”自2011年1月起，他本人就曾提醒政府注意“突尼斯事件”及其对埃及等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国家的影响，“但政府的答复是，这是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的阴谋。除了这种自愿的失明，政府极端的安全至上政策也导致了反抗运动的激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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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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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对话者认为，叙利亚政府已经失明，它不愿正视反抗运动的激进化、面临的各种危险、国际经济制裁的后果、国内的危机，以及街头的人们每天经历的困难。民众都对旅游业和商业活动剧烈下滑及国家经济生活陷入困顿感到伤心。哈桑·阿卜杜勒·阿基姆指出：“政府以不可理喻的固执态度，否认制裁对国家产生影响。”他认为：“政府的不作为和阻挠变革，为外国干预开启了大门。”他补充说：“这种姿态鼓励和推动了反对派中最极端最暴力的组织的发展。政权本身也在制造国家的‘黎巴嫩化’……尽管开始时抗议是和平的，但现在已经陷入武装反叛的危险。然而，政府在阻挡这种疯狂的局势恶化方面什么都没做……协商大会一直都在做样子，就像空贝壳一样没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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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耶兹·塞拉赫认为，政府扩大对伊斯兰威胁和内战风险的宣传，是在为自己的安全至上政策提供佐证：“国家认为存在某种阴谋，而且还进行这种宣传。但国家确实存在与大多数叙利亚人民利益攸关的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归根结底，政府总是拖延时间，并像猫躬着背一般，随时准备发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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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通讯社社长阿德南·马哈茂德承认，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确实出现了失误，特别是在反抗事件刚刚出现于德拉的时候。但他认为，这是反对派“要么就要全部，要么什么都不要”的战略导致的，这种战略促进了恐怖主义和武装组织的出现。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代表们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是政府的做法推动了最狂热的反抗者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反对派当中一些人认为：“他们只是正好走到了政府愿意他们到达的节点上——军事冲突可以巩固政府宣传的外国阴谋论，更确切地说是西方阴谋论，是政府自己打开了外国干预的大门，正好按照利比亚的形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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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大马士革的外交官们认为，叙利亚当局阻挠他们工作，根本无视国际法和自己国家的利益。但对外交官们来说，实地访查是非常必要的。此外，安全部门也针对大使馆组织了一些袭击活动，特别是对法国驻叙利亚大使馆和驻阿勒颇领事代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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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进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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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反抗事件伊始，政府就与国内各反对派进行接触，但没有出台任何具体的措施，对话很快中断。叙利亚副总统曾与侯赛因·奥达特接触过，以便确定2011年8月首次会面的日程。9月份，双方举行首次交流，“但为时已晚，德拉和霍姆斯的死亡人数太多了。示威已经激进化，一切都已恶化。接着出现了新的死亡事件，更多人被捕”。奥达特继续说道：“很明显，政府希望开始对话，但在本质上又不想做出让步。”他补充说：“总统和他身边的人也许有对话的意愿，但他们没有什么手段，权力掌握在家族和安全部门的手中。”哈桑·阿卜杜勒·阿基姆称，法鲁克·沙拉赫曾“请求帮助他说服政府圈子中的人”，但巴沙尔·阿萨德身边的人进行阻挠，并歪曲了奥达特对国内真实情况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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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奥达特还是会见总统顾问十几次，但始终没有达成共识。他说：“政府将对话与谈判混为一谈，不想听人们谈论实施具体的改革计划，而改革必须立刻进行……他们想要拿走我们的主张，却又要声称是自己的主张，甚至已经开始规划实施，但又不让我们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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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与政府之间的对话极为艰难。法耶兹·塞拉赫解释说，巴沙尔·阿萨德与他身边的人并不愿真正开展对话，有时甚至假装要进行对话。他本人支持外国的政治和军事干预，在谁是政府内最大的阻挠者的问题上他却含糊其词。他认为，巴沙尔·阿萨德总统应为“完全陷入僵局的局势”负最大的责任。哈桑·阿卜杜勒·阿基姆也认为：“总统应该为叙利亚国土上发生的事情负责，不管他的命令有没有得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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