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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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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1年9月以来，叙利亚进入了“冲突阿尔及利亚化”的局面——暴力行为具有模糊性，不知道“到底是谁杀了谁”，而且三个经常发生武装冲突的地方也固定了：霍姆斯、德拉和伊德利卜。例如，仅2011年5月，就有多个阿拉维派军官及其子女被杀害，而国际媒体对此置之不理。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多次指出，自2011年3月以来，叙利亚警察和军人已经有1100名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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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书和其他“数字网络”上，流传着一份被起义者“判处”死刑的名单，他们决定谁必须死，谁是叛徒谁不是……阿涅斯·玛利亚姆·德拉库鲁瓦嬷嬷是圣雅克安德西斯修道院的高级修女，她讲述，2011年12月6日是霍姆斯历史上最阴暗的一天：大约100人在教派械斗中被杀，其中大部分被碎尸。“场面相当恐怖，妇女被强奸，乳房被割掉，很多人被碎尸”，“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新郎被杀，仅仅是因为他拒绝与起义者一起示威游行。一个逊尼派商人也被杀，只是因为他将东西卖给警察……”。库尔德人联合会的领导人奥马尔·乌西解释说，这种残暴行径不符合叙利亚的历史和文化，他认为这是外来的萨拉菲派的做法。起义者穿上警察和军人的制服，然后开始杀戮。为了应对他们的这种战术，安全部队不得不经常更换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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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一些对话伙伴认为，萨拉菲活动分子经常化装，刮掉胡须，将亲政府的标语放在明显的地方，然后混到支持巴沙尔·阿萨德的队伍之中。根据多个安全部门的消息，利比亚的活动分子（包括奈富塞山的柏柏尔人，以及阿卜杜勒·阿基姆·贝勒哈吉的支持者）也渗透到了叙利亚“自由军”的长枪队中，他们通常是通过位于叙利亚与土耳其边境的难民营混进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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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秩序的警察部队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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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沙尔·阿萨德的顾问穆罕默德·纳西夫将军（曾给巴沙尔的父亲哈菲兹当过顾问），还有一些来自山区的阿拉维派的军事首领，在反抗事件开始时，很可能希望采取安全至上的管理方式。他们知道，1982年对哈马叛乱的镇压还深深地镌刻在逊尼派的记忆中，一旦失去政权，他们也将处于危险境地。他们害怕反抗运动，本能地采取了一致的行动来保护自己，这也说明了政府从一开始就进行激烈镇压的部分原因。多个支持叙利亚政府的受访者承认，政府“最开始在判断和反应方面确实出现了很多失误”，他们对政府的强硬镇压表示遗憾，认为镇压让形势更加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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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和6月是转折点，此后安全部队每天都经受着危险。多个军官在家中被杀，很多士兵在往来部队和自身所属族群途中落入陷阱。某些士兵一旦被确认为阿拉维派，就成了被打击的靶子，使得由多教派士兵组成的部队中充满了不信任气氛。骚乱时有发生，特别是在西北部和东北部地区。骚乱最终会演变成武装冲突，反抗者最后都藏进了利比亚与土耳其边境的难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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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玛·卡夫塔罗认为，对穆卡拉巴（叙利亚情报机构）的反复指责通常是有根据的，“情报部门诚然不是圣人，但那些武装组织通常作恶更多”。如同这种情况下经常发生的那样，警察挑衅性的夸大言辞正好为反对派所用，他们此刻正愁于没有能力为自己捏造的事实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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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驻大马士革的欧洲武官的随员解释说：“尽管西方大使馆和媒体现在听不进这种说法，但实际上叙利亚很多安全部门的负责人试图缓和局势，至少不愿让局势恶化。”叙利亚的装甲部队本可以摧毁霍姆斯的反抗街区，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同一来源的信息表明，很多计划呈报给了巴沙尔·阿萨德，他最终选择了“遏制”管理，没有支持清除反抗街区的正面冲突的解决方式。同样，在之后极少的“和平”示威中，军队得到的命令是要避免直接接触，要注意对示威人群进行“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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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巴沙尔·阿萨德在代尔祖尔要求一些部门在维持秩序时不携带武器，武装组织的活动分子立刻加以利用，导致很多维持秩序的警察伤亡。这在警察中引起了不满，他们认为自己被总统抛弃了。但命令还是得到服从，因为开火的士兵会受到法庭审判。然而，这些惩罚并未公之于众。因为政府害怕引起更多的挑衅性示威，特别是不能让军队的底层士兵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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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空军的情报机构臭名昭著，直接加入了镇压行动。国内反对派的很多负责人解释说：“一些示威者宁肯死也不愿被捕，因为被捕意味着遭受折磨和长期监禁。这些说明了为什么示威会变得激进化，为什么暴力会升级、会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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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底的国内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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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抗开始，叙利亚3个边境城市（霍姆斯、德拉和伊德利卜）就成为政府军和一直难以确认身份的武装组织之间的“内战”区。在冲突的9个月中，武装组织在叙利亚领土上并未完成具有决定性的行动，直到2011年12月，这3个地区还都被叙利亚军队占据着，而且叙利亚政府也没有给人留下要进行战争的印象。与国际媒体所提供的消息相反，叙利亚其他地区的局势相对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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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7日，我们去哈马的路上没有任何路障，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这条战略轴心的道路上没有一辆装甲车。我们在哈马南城入口只看到有一些BMP-3步兵战车，一辆T-62主战坦克，而且是固定不动的。仅霍姆斯有一些简单的控制点（如沙袋、土坝等），我们并未发现战斗的痕迹，城市建筑上也没有射击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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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里，我们也没有看到特别部署的部队，负责巡逻的警察也没有荷枪实弹，商店和学校都是开着的。没有任何紧张的局面，也没有明显的不安全迹象。我们在当地人员陪同下向民众提问时，他们一点儿也不躲闪，甚至还主动聚集到摄影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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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马和大马士革的安全机构也显得非常稳定。一旦有人群集中，身着便衣的情报人员就会立即进行干预。安全部门将很多没有牌照的公共汽车、轿车等车辆部署在首都的各个角落，虽然安全人员身着便衣，但民众很容易辨认出来。在大马士革，军队主要驻守在位于王朝广场的体育馆内，那里是人群集会场所。王朝广场地区是大马士革市中心与敏感地区（东北和东南街区）的“边界”。在市中心附近，军队还负责监视首都的主要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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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民众对这9个月的冲突、不安全形势和暴力行为感到厌倦。我们在大马士革和哈马的路上碰到的很多居民渴望和平，希望恢复正常局面。叙利亚库尔德人联合会的主席奥马尔·乌西总结指出：“只要叙利亚人民为自己属于这个国家感到自豪，保持团结，只要军队中的作战部队不发生叛乱，一切都会平安无事。”他认为示威规模在倒退，“一旦国际制裁放松，街头示威就会减少，政治进程也就可以开启，而目前政府在街头示威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难以做出重要的决定。在涉及未来的问题上，这两个因素有着内在联系，因为叙利亚不接受美国和以色列对中近东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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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的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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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反对派有三个显著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国内反对派——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比较老派而且民族性强，反对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但也反对与政府谈判，要求政府下台；第二部分是支持与政府对话的国内反对派，希望避免发生混乱，通过谈判解决危机；第三部分是“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得到外国支持，希望军事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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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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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包括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叙利亚人的政党以及独立民族人士11名。委员会有20位领导成员，其中5位是阿拉维派。该委员会似乎缺乏沟通能力，保守封闭，与国际上没有真正的联系，在国外也不太有名，但它是国内最重要的、存在时间最长的、最合法的反对派别，国内根基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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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织所有领导人都曾因宣传自己的主张、批评政府而蹲过监狱，但其内部也有人事斗争。该委员会一直呼吁对话，但遭到政府拒绝，所以它也拒绝谈判。委员会认为政权必将垮台，要求巴沙尔·阿萨德走人。该组织尽管声称拥有解决危机的路线图，但实际上没有拿出任何可靠的替代纲领。它也应为目前叙利亚局势陷入僵局承担部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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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委员会反对将叙利亚问题国际化，反对外国干预（它的领导人也不相信会出现国际干预），但要求通过媒体、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社会观察家来保护叙利亚平民。洛阿伊·乌西也承认国内反对派没有保证政权更替的手段。为此，该委员会提倡应有一个过渡阶段，以便进行体制改革。它还要求政府放开和平示威，以便将国内的精英动员起来。委员会另一位不愿被提及姓名的负责人认为：“尽管我们应当分享权力，但目前我们并不拥有足够的建立替代政府的人力资源。”该委员会目前正试图让政府释放自己的支持者，其最大的希望是得到和平示威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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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与政府对话的国内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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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与政府对话的国内反对派是三个反对派中最低调的。它包括叙利亚民族党、库尔德人联合会、叙利亚共产主义联盟，还有各种各样的青年协会和妇女协会、一些部族以及一部分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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