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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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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1年9月以来,叙利亚进入了“冲突阿尔及利亚化”的局面——暴力行为具有模糊性,不知道“到底是谁杀了谁”,而且三个经常发生武装冲突的地方也固定了:霍姆斯、德拉和伊德利卜。例如,仅2011年5月,就有多个阿拉维派军官及其子女被杀害,而国际媒体对此置之不理。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多次指出,自2011年3月以来,叙利亚警察和军人已经有1100名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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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书和其他“数字网络”上,流传着一份被起义者“判处”死刑的名单,他们决定谁必须死,谁是叛徒谁不是……阿涅斯·玛利亚姆·德拉库鲁瓦嬷嬷是圣雅克安德西斯修道院的高级修女,她讲述,2011年12月6日是霍姆斯历史上最阴暗的一天:大约100人在教派械斗中被杀,其中大部分被碎尸。“场面相当恐怖,妇女被强奸,乳房被割掉,很多人被碎尸”,“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新郎被杀,仅仅是因为他拒绝与起义者一起示威游行。一个逊尼派商人也被杀,只是因为他将东西卖给警察……”。库尔德人联合会的领导人奥马尔·乌西解释说,这种残暴行径不符合叙利亚的历史和文化,他认为这是外来的萨拉菲派的做法。起义者穿上警察和军人的制服,然后开始杀戮。为了应对他们的这种战术,安全部队不得不经常更换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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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一些对话伙伴认为,萨拉菲活动分子经常化装,刮掉胡须,将亲政府的标语放在明显的地方,然后混到支持巴沙尔·阿萨德的队伍之中。根据多个安全部门的消息,利比亚的活动分子(包括奈富塞山的柏柏尔人,以及阿卜杜勒·阿基姆·贝勒哈吉的支持者)也渗透到了叙利亚“自由军”的长枪队中,他们通常是通过位于叙利亚与土耳其边境的难民营混进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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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秩序的警察部队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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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沙尔·阿萨德的顾问穆罕默德·纳西夫将军(曾给巴沙尔的父亲哈菲兹当过顾问),还有一些来自山区的阿拉维派的军事首领,在反抗事件开始时,很可能希望采取安全至上的管理方式。他们知道,1982年对哈马叛乱的镇压还深深地镌刻在逊尼派的记忆中,一旦失去政权,他们也将处于危险境地。他们害怕反抗运动,本能地采取了一致的行动来保护自己,这也说明了政府从一开始就进行激烈镇压的部分原因。多个支持叙利亚政府的受访者承认,政府“最开始在判断和反应方面确实出现了很多失误”,他们对政府的强硬镇压表示遗憾,认为镇压让形势更加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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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和6月是转折点,此后安全部队每天都经受着危险。多个军官在家中被杀,很多士兵在往来部队和自身所属族群途中落入陷阱。某些士兵一旦被确认为阿拉维派,就成了被打击的靶子,使得由多教派士兵组成的部队中充满了不信任气氛。骚乱时有发生,特别是在西北部和东北部地区。骚乱最终会演变成武装冲突,反抗者最后都藏进了利比亚与土耳其边境的难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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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玛·卡夫塔罗认为,对穆卡拉巴(叙利亚情报机构)的反复指责通常是有根据的,“情报部门诚然不是圣人,但那些武装组织通常作恶更多”。如同这种情况下经常发生的那样,警察挑衅性的夸大言辞正好为反对派所用,他们此刻正愁于没有能力为自己捏造的事实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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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驻大马士革的欧洲武官的随员解释说:“尽管西方大使馆和媒体现在听不进这种说法,但实际上叙利亚很多安全部门的负责人试图缓和局势,至少不愿让局势恶化。”叙利亚的装甲部队本可以摧毁霍姆斯的反抗街区,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同一来源的信息表明,很多计划呈报给了巴沙尔·阿萨德,他最终选择了“遏制”管理,没有支持清除反抗街区的正面冲突的解决方式。同样,在之后极少的“和平”示威中,军队得到的命令是要避免直接接触,要注意对示威人群进行“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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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巴沙尔·阿萨德在代尔祖尔要求一些部门在维持秩序时不携带武器,武装组织的活动分子立刻加以利用,导致很多维持秩序的警察伤亡。这在警察中引起了不满,他们认为自己被总统抛弃了。但命令还是得到服从,因为开火的士兵会受到法庭审判。然而,这些惩罚并未公之于众。因为政府害怕引起更多的挑衅性示威,特别是不能让军队的底层士兵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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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空军的情报机构臭名昭著,直接加入了镇压行动。国内反对派的很多负责人解释说:“一些示威者宁肯死也不愿被捕,因为被捕意味着遭受折磨和长期监禁。这些说明了为什么示威会变得激进化,为什么暴力会升级、会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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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底的国内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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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抗开始,叙利亚3个边境城市(霍姆斯、德拉和伊德利卜)就成为政府军和一直难以确认身份的武装组织之间的“内战”区。在冲突的9个月中,武装组织在叙利亚领土上并未完成具有决定性的行动,直到2011年12月,这3个地区还都被叙利亚军队占据着,而且叙利亚政府也没有给人留下要进行战争的印象。与国际媒体所提供的消息相反,叙利亚其他地区的局势相对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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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7日,我们去哈马的路上没有任何路障,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这条战略轴心的道路上没有一辆装甲车。我们在哈马南城入口只看到有一些BMP-3步兵战车,一辆T-62主战坦克,而且是固定不动的。仅霍姆斯有一些简单的控制点(如沙袋、土坝等),我们并未发现战斗的痕迹,城市建筑上也没有射击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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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里,我们也没有看到特别部署的部队,负责巡逻的警察也没有荷枪实弹,商店和学校都是开着的。没有任何紧张的局面,也没有明显的不安全迹象。我们在当地人员陪同下向民众提问时,他们一点儿也不躲闪,甚至还主动聚集到摄影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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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马和大马士革的安全机构也显得非常稳定。一旦有人群集中,身着便衣的情报人员就会立即进行干预。安全部门将很多没有牌照的公共汽车、轿车等车辆部署在首都的各个角落,虽然安全人员身着便衣,但民众很容易辨认出来。在大马士革,军队主要驻守在位于王朝广场的体育馆内,那里是人群集会场所。王朝广场地区是大马士革市中心与敏感地区(东北和东南街区)的“边界”。在市中心附近,军队还负责监视首都的主要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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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民众对这9个月的冲突、不安全形势和暴力行为感到厌倦。我们在大马士革和哈马的路上碰到的很多居民渴望和平,希望恢复正常局面。叙利亚库尔德人联合会的主席奥马尔·乌西总结指出:“只要叙利亚人民为自己属于这个国家感到自豪,保持团结,只要军队中的作战部队不发生叛乱,一切都会平安无事。”他认为示威规模在倒退,“一旦国际制裁放松,街头示威就会减少,政治进程也就可以开启,而目前政府在街头示威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难以做出重要的决定。在涉及未来的问题上,这两个因素有着内在联系,因为叙利亚不接受美国和以色列对中近东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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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的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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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反对派有三个显著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国内反对派——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比较老派而且民族性强,反对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但也反对与政府谈判,要求政府下台;第二部分是支持与政府对话的国内反对派,希望避免发生混乱,通过谈判解决危机;第三部分是“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得到外国支持,希望军事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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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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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包括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叙利亚人的政党以及独立民族人士11名。委员会有20位领导成员,其中5位是阿拉维派。该委员会似乎缺乏沟通能力,保守封闭,与国际上没有真正的联系,在国外也不太有名,但它是国内最重要的、存在时间最长的、最合法的反对派别,国内根基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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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织所有领导人都曾因宣传自己的主张、批评政府而蹲过监狱,但其内部也有人事斗争。该委员会一直呼吁对话,但遭到政府拒绝,所以它也拒绝谈判。委员会认为政权必将垮台,要求巴沙尔·阿萨德走人。该组织尽管声称拥有解决危机的路线图,但实际上没有拿出任何可靠的替代纲领。它也应为目前叙利亚局势陷入僵局承担部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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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委员会反对将叙利亚问题国际化,反对外国干预(它的领导人也不相信会出现国际干预),但要求通过媒体、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社会观察家来保护叙利亚平民。洛阿伊·乌西也承认国内反对派没有保证政权更替的手段。为此,该委员会提倡应有一个过渡阶段,以便进行体制改革。它还要求政府放开和平示威,以便将国内的精英动员起来。委员会另一位不愿被提及姓名的负责人认为:“尽管我们应当分享权力,但目前我们并不拥有足够的建立替代政府的人力资源。”该委员会目前正试图让政府释放自己的支持者,其最大的希望是得到和平示威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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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与政府对话的国内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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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与政府对话的国内反对派是三个反对派中最低调的。它包括叙利亚民族党、库尔德人联合会、叙利亚共产主义联盟,还有各种各样的青年协会和妇女协会、一些部族以及一部分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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