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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稳定仍在继续。1963年3月8日发生了另一次政变,全国革命委员会上台,委员会主席为阿明·哈菲兹。该委员会是一个由军人和平民组成的集团,所有人都出自复兴社会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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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个月时间里,复兴社会党在伊拉克发动了一次政变。叙利亚政府再次思考与伊拉克和埃及建立联盟关系。1963年4月17日,三国在开罗签署了一项协议,决定在9月进行公投。但这三国之间的分歧不断加剧,联盟计划被放弃。1964年5月,阿明·哈菲兹公布临时宪法,规定建立全国革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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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2月23日,同样出身于复兴社会党的萨拉赫·贾迪德领导的军人集团推翻了阿明·哈菲兹政府。新政权解散了全国革命委员会,废除宪法,驱逐了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创始人——米歇尔·阿弗拉克、萨拉赫·丁·比塔尔和阿克拉姆·胡拉尼,放弃了泛阿拉伯主义部分理想,支持更以自我为中心的政策。当时,新政权将政党的路线确定为“修正”。1967年6月的战争否定了这一选择,同时也削弱了萨拉赫·贾迪德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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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1月13日,国防部长哈菲兹·阿萨德领导了一次新的政变,废黜了萨拉赫·贾迪德,通过“纠正运动”成了叙利亚的强势人物。一年后,他担任了叙利亚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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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 叙利亚:牌局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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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关叙利亚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经常有一些相互矛盾甚至虚假的消息传到欧洲。因此,人们很难了解叙利亚真正的局势。因此,我在此重申几个观点是很有意义的,有助于理解叙利亚危机的复杂性、根源和所涉及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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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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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叙利亚国家元首2011年6月26日在新政府就职仪式上所做演说中承认的那样:“我们正处在真正的战争状态!我们所有的政策和部门都应当为赢得这场战争服务!”尽管这个心声吐露得略迟,但还是非常重要,因为迄今为止,“战争”这个词都被小心翼翼地避开。叙利亚政权曾试图淡化危机局势,只使用“武装团伙”“恐怖分子”,或通过黎巴嫩、土耳其、约旦和伊拉克渗透到叙利亚的“基地组织圣战分子”等称呼。实际上,叙利亚的所有邻国都早已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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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叙利亚政权都处在犹豫不决的状态,曾以为自己能以最小的代价战胜这次武装反抗,直到最后才集中所有力量应对危机。最初,它高估了国内阵线的团结,以及西方、土耳其和海湾国家对武装反抗组织的经济和军事支持的规模。它还试图避免再次出现1982年哈马城大清洗的局面,当时现任总统的父亲哈菲兹·阿萨德在那里镇压了已持续4年之久的伊斯兰游击队的反抗。反政府武装由叙利亚穆兄会的武装分子“战斗先锋队”领导,战斗时炮火纷飞,血流成河,这也是叙利亚目前为止最后一次武装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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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之前,穆兄会中的少数派、持不同政见者曾针对叙利亚政权发动了多次暗杀,杀害了很多亲政府的科研界、学界和军界人士,清除了阿勒颇大学军事学院的近百名学生(他们选择这些学生,主要依据是他们属于阿拉维派),这与今天的情况极为相似。当初数字革命还没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因此当时的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1982年冲突的最终结果是,哈马城的多个街区被摧毁,几千名投奔武装反抗组织的民众遭屠杀。此后,政府又开始镇压穆兄会,他们被追捕、监禁或流放、处决。后来,政府颁布了特别法令,对所有属于穆兄会的人处以重刑。紧接着,复兴党政府对穆兄会地下组织进行清洗,随后镇压左派工会组织和民主力量,因为他们要求得到更多自由,要求政府进行政治、社会和经济民主化改革。穆兄会的武装起义流产,却让他们受牵连并成为受害者。沉重的政治气氛笼罩了叙利亚,但这丝毫没有让美国、西方国家和海湾地区的王国感到难受,它们当时需要叙利亚。因为叙利亚可以让深受无休止内战之苦的黎巴嫩出现和平,也可以让那些选举出来的温顺的巴勒斯坦的各组织守好自己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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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产的改革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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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00年6月哈菲兹·阿萨德去世,其子巴沙尔·阿萨德继任总统——他得到了时任国防部长穆斯塔法·特拉斯(出生于霍姆斯的逊尼派,其子马尼夫参加了反政府武装)的直接支持,叙利亚政权继续进行遮遮掩掩的自由化,出现了短暂的“大马士革之春”。当时言论十分自由,建立了多个论坛,人们要求结束紧急状态,实行多党制,将叙利亚军队撤出黎巴嫩。很多人权组织也谴责政府的安全部门。以安全部门和复兴党为代表的政权中很多重要人物认为,这些举动过分之极。他们成功地将当时还受其父设立的政权部门掣肘的年轻总统拉拢过去,终结了这场只持续了6个月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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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2001年“春天”戛然而止,公民社会论坛的多名领导人遭到逮捕,尽管政府继续进行“温和的”(与以前相比)镇压,但应当承认,新的政治活力已经开启,新的政治氛围开始出现。当时,沉重的政治气氛已经消散,很多政治犯被释放,很多被流放的反对派人士经过谈判有条件地回国,其中包括穆兄会的原成员和亲伊拉克的叙利亚复兴党人,这种情况很常见,但名额有限,且必须获得安全部门的评估和准许。审判穆兄会人员的法律仍旧存在,但现实中并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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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大马士革之春”教训的启发,或许由于过度谨慎,复兴党没有迅速实行政治开放,而是选择了“经济技术”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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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自己有理由进行缓慢的政治改革,叙利亚政权还指出了所面对的地区挑战:以色列仍旧占领着部分叙利亚领土,巴勒斯坦的和平进程陷入僵局,伊拉克局势不稳,等等。特别是黎巴嫩问题:截至2005年,仍有一支几千人的叙利亚军队部署在黎巴嫩。因为自2000年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和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日内瓦的最后一次会晤失败以来,美国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努力,不再争取解决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问题,包括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以色列与叙利亚、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冲突,而是让这些冲突的主角们自生自灭,这也是以色列乐于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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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影响与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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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0年开始,很多地区性事件相继出现,推迟了叙利亚国内改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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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3月,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和哈菲兹·阿萨德在日内瓦举行峰会,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因为他们的执政即将到期:克林顿第二任总统任期即将结束,哈菲兹·阿萨德则已经病入膏肓。日内瓦峰会日程包括叙利亚和以色列要在和平与关系正常化的基础上缔结一份全面协议,以色列应将军队从1967年6月4日占领的叙利亚边界领土上撤出。这份协议签署后,以色列还将与黎巴嫩签订类似的协议,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签订最终和平协议也将变得更为容易。但是以色列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拒绝完全从叙利亚领土上撤军,本来准备就不太充分的会面在经过两小时的空泛讨论之后,最终失败。2000年6月10日,哈菲兹·阿萨德因病去世,其子巴沙尔继承了叙利亚这份沉重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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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色列的埃胡德·巴拉克政府错误地认为,叙利亚失去了抵抗以色列占据黎巴嫩南部这张王牌,单方面决定将其军队从黎巴嫩撤出,因为这支军队越来越多地受到叙利亚和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的猛烈攻击。但以色列撤出军队却导致了相反的结果:黎巴嫩真主党从以色列的“溃败”中变得更强大了,叙利亚也是如此。以色列军队的撤出并未削弱叙利亚对黎巴嫩的控制,反而大大促进了。此后,真主党的命运——成为黎巴嫩的国中之国,与叙利亚的命运变得不可分割。以色列单方面从黎巴嫩撤出军队[1]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况且它也未能与黎巴嫩政府签订单独的和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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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色列仍对黎巴嫩和叙利亚持不妥协的立场,再加上由美国充当调停人的巴以戴维营谈判和塔巴谈判(埃及)遭遇失败,由此引发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出现了第二波起义浪潮。起义得到了叙利亚的支持,这极大地损害了被美国新保守派控制的小布什新政府的威信。就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两年后,美国及其盟友占领了伊拉克,给叙利亚政权造成巨大压力。尽管叙利亚政府承诺将参与打击恐怖主义活动,与西方国家和阿拉伯国家携手合作,尽管大马士革和巴格达之间的关系本就不佳,但叙利亚依然坚决反对伊拉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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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巴格达政权刚刚垮台,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就前往大马士革,带去了最后通牒。他要求叙利亚总统做到如下几件事:停止支持那些打击美国占领伊拉克的抵抗行动(有将近150万伊拉克人在叙利亚受到庇护);遣返被指责在叙利亚领土上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巴勒斯坦组织;停止与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的所有战略合作;叙利亚军队从黎巴嫩撤出;撤销化学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叙利亚必须做到所有这一切,且得不到美国的任何回报,巴沙尔·阿萨德拒绝了这份最后通牒上的所有条款。于是,一场推翻叙利亚政权的全面战争(经济的、地下的,但也是政治的)就此展开,而且这一次美国得到了法国和沙特阿拉伯公开和一致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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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11日,美国国会投票通过了《叙利亚责任义务法案》(又称《叙利亚责任与黎巴嫩主权恢复法案》),准许美国总统在做出决定后,公布针对叙利亚的制裁。制裁很快付诸实施。2004年9月2日,法国和美国联合提出倡议,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1559号决议[2],呼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政治独立,将所有外国军队从黎巴嫩领土上撤出,解散所有黎巴嫩和非黎巴嫩民兵并解除其武装,举行自由和公正的总统选举”,等等。实际上,该法案是为了阻挠时任黎巴嫩总统埃米尔·拉胡德连任而提出的,因为他是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可靠盟友,而叙利亚感到在中东地区将面临一个不确定的困难局面,想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他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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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威胁没有吓退巴沙尔,他依然不屈服于美国、法国及其在该地区的盟国,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叙利亚依旧为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提供支持,坚持与伊朗的战略联盟关系。拉胡德再次当选总统,但他必须修改宪法。当时,黎巴嫩部长会议主席拉菲克·哈里里反对修宪,但最后不得不接受。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军队和安全部队大幅缩减,但最终还是部分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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