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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西方常规主流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们大规模传播和灌输多数未经证实的消息，从而使一些有悖真相与伦理的拙劣报道充斥荧屏，并总以此自夸。它们还有一种惯例：将录音或录像中“不和谐”的部分以杂音覆盖等方式进行掩盖，或以视频片段回路的方式通过优质手机传播，以此让人难以发觉。此类作品的质量与行业标准相去甚远，且为避免与其他行动交叉而暴露，难以用天线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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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业余爱好者的“报道”几乎能在瞬间传播开来，且数量极大，明显引发人们对伊朗网络反对派与西方媒体巨头间紧密关系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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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这些网络反对派都受过CANVAS的培训。正如该组织现任主任斯尔贾·波波维奇宣称的那样：“我们已出现在37个国家的活动分子周围。有一些成功了，如2003年在格鲁吉亚和2004年在乌克兰，但也有失败的，如在津巴布韦、白俄罗斯和伊朗。”[27]再次重申，CANVAS是一个培训尚未成熟的网络反对派的机构，它在塞尔维亚的一些办事处，都是按照吉恩·夏普的理念成立的。特别是，它得到了致力于“民主输出”的美国专业组织的资助。[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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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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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的地理划分，阿拉伯国家分属中东和北非地区。与我们所想的不同，对于阿拉伯“革命”的准备并非始于奥巴马时期，而是小布什时期。此外，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两党在“民主输出”方面的立场几乎一致。它们都致力开展联合行动，正如我们见到的其在IRI和NDI的行动那样。另一方面，不论美国哪个党及何人当政，都会为这些项目和参与者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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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认识到，所有触动阿拉伯国家的“革命”都始于非暴力阶段，都在用吉恩·夏普自成一套理论的运动方式。一些人引领着体制变革（如突尼斯、埃及“革命”），或乘总统即将离任之机起事（如也门）。在其他国家，非暴力阶段则仅是昙花一现，变革迅速进入包括多种形式的外国干预的暴力阶段，国家陷入血腥的内战阴影中，这就是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局面。叙利亚政府目前仍在面对由美国在内的一干国家大规模资助、支援和“保护”的反抗军。还应注意，这两国的情况与突尼斯、埃及和也门的相反，“革命”不是始于首都，而是多发于边境地区。被内战困扰的这两国的另一相似之处是，反抗者打出了“新型复古”的旗帜，作为与现行制度决裂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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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通常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运动中，民众游行示威主要由网络反对派中的年轻人引领和组织，他们热衷于新科技。反对派的年轻化是“阿拉伯之春”与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和伊朗的反政府运动的共同点。与表面现象相反，这些“革命”不具任何自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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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反对派从两种互不相同但又相互补充的培训中获益。一是现实空间中的“领航”技术，二是网络空间中的“领航”技术。其中一部分人会脱颖而出，为领导层所赏识。埃及著名网络活动分子、“4月6日青年运动”发起者艾哈迈德·马希尔指出：[29]“使网络运动活跃与使街头运动活跃是两码事。”这种认知在圈内是常识性的，显示出活动分子及其领导层的现实主义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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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VAS和阿拉伯网络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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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示威者来说，现实空间里的“领航”包括如下技术：动员民众的艺术；与警察拉关系的艺术；后勤保障能力；发生暴力行为时的应变能力；政府动用武力驱散人群时的应对能力。网络反对派领导人迫切需要思考如何动员、训练和组织街头示威活动。而这些难题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前好几年，就已被CAN-VAS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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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尼·加利是最早加入的突尼斯活动分子之一。2008年起，他成为“凯瓦基比民主变革中心”（KADEM）的项目负责人。这是一个由“大中东民主计划”资助的中心，由美国国务院直接领导，[30]得到了乔治·索罗斯名下的OSI和NED的资金支持，还与“自由之家”[31]开展密切合作。此前，阿米尼·加利还曾为包括“自由之家”在内的好几个组织工作。[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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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拍摄一部反映“阿拉伯之春”的纪录片[33]过程中，加利接受采访，承认在2007年11月参加了CANVAS为突尼斯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持不同政见者举办的一次培训，并展示了培训时的照片。他明确指出，培训在摩洛哥的拉巴特举办，组织者就是CANVAS组织中的塞尔维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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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突尼斯快报广播的一次播音，我们得知两名突尼斯著名网络活动分子——斯利姆·阿玛姆和艾玛·本·杰玛也参加过此次培训。[34]要知道斯利姆·阿玛姆曾在后本·阿里时代的首届政府中任青年和体育国务秘书，他本人作为持不同政见者，曾大肆鞭挞本·阿里政权，而这仅仅是短短几个月之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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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大学生总联盟（UGET）秘书长伊兹丁·扎阿杜尔在前述的纪录片中宣称：“‘抵抗’运动给了我们一本描述其所有战略的书。”这本书正是由CANVAS出版的，书名是《非暴力行动50点》。这一反对派的完美行动手册大量借鉴了吉恩·夏普的理论，已成为方便实用的必备品，当时被译成了6种语言（包括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还能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电子版。书中提及了199种“非暴力行动手段”，其中一些在阿拉伯大街上被广泛使用，后文将对此进行讨论。在接受《阿尔及利亚焦点》报访谈时，斯利姆·阿玛姆承认其受到了一些美国机构的“帮助”，但他未指明是哪些机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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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人也从塞尔维亚人传授的专有技术中获益。大量参考资料提到，“4月6日青年运动”的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德尔曾于2009年夏在CANVAS实习，比解放广场发生骚乱时要早得多。他本人在索菲亚·阿马拉拍摄的纪录片中承认此事，并透露是与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14名活动分子一起接受培训的。[36]他还宣称经过实习，已非常熟悉组织群众的技术以及该如何应对警方暴力。随后，他也和职业培训者搞起了培训。阿德尔这一夏季实习也被“自由之家”的中东和北非地区项目负责人谢里夫·曼苏尔[37]证实，这也是该组织资助CANVAS培训活动的证据。在此应当指出，“自由之家”和“4月6日青年运动”间的关系早在此次实习前就已建立。在一篇讲述艾哈迈德·马希尔的文章中，作者戴维·沃尔曼强调了“（谢里夫·曼苏尔）多年来与马希尔及其集团的紧密联系”。[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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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斯尔贾·波波维奇所披露的，CANVAS不只是训练突尼斯、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活动分子。他确认，全世界共有37国的活动分子从CANVAS提供的培训中获益。朱莉·佐格在其一篇深入研究“阿拉伯之春”问题的文章中证实，“‘自由之家’在中东同样高度存在”。维基解密公布的电报说明了其在叙利亚、巴林和埃及的存在。在埃及，“自由之家”显然支持了“4月6日青年运动”。另有始于2009年4月并已公开的外交文件指出，在大马士革，该组织“领导着好几个非暴力行动工作室”，“这些项目旨在尝试颠覆阿萨德政权”。[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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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VAS向阿拉伯活动分子提供的这一培训，无论是在社交媒体上，还是在已知发生暴乱的不同城市大街上均大有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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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反政府人士在其布告、游行呼吁书和群发的反政府短信中都使用了这个拳头标志。[40]在埃及，“4月6日青年运动”也将它作为自己的标志，大量反对派分子在游行时高举的横幅标语上，都有这个斯尔贾·波波维奇领导的名叫“抵抗”的反政府组织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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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拳头标志外，其他技术手段也在民众示威中引起关注。我们将CANVAS的《非暴力行动50点》这一教材中非暴力行动的一些招数列举如下：[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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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招：使用口号和象征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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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招：拉起横幅标语、布告和广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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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招：让传单满天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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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招：举行祈祷行动和宗教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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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招：拉拢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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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招：在重大事件前夜紧锣密鼓地筹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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