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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传统君主国摩洛哥和约旦，似乎躲过了眼下这场广泛的抗议运动。首先是因为这两个君主国的宗教渊源，它们都传自先知家族，其合法性避免了被直接质疑。其次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对伊斯兰政党和政治势力做出了很多让步，让这些势力在议会中具有了相当多的发言权，但同时也潜移默化地使这两个国家的公共生活朝着宗教激进主义方向转化。最后是因为其一直尊重西方以及海湾君主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正因为付出了这样的代价，两国才得以维持国内的和平，但其环境仍十分脆弱，颠覆活动随时都可能戏剧性地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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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一些观察家吃惊的是，阿尔及利亚并未直接卷入“阿拉伯之春”。因为该国早在1988年至1991年就经历了自己的“春天”，而且已经付出了代价。由于当时东西方仍然处于对抗之中，西方并未在该国实行“哥白尼式”的革命，以更符合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利益，也没有实行所谓的大炮政策，仅把政治伊斯兰运动视为一种危险。让人如释重负但又稍感羞耻的是，欧洲特别是法国，竟然对破坏“伊斯兰救国阵线”选举胜利的军事政变持赞同态度，甚至拍手叫好，而对萨拉菲“圣战者”令人怀疑的泛滥的暴力镇压，以及导致上万人丧生的真正内战，虽然可能内心里厌恶，却始终保持着缄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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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政府相比其他国家并没有那么专制，因而赢得了时间来组织起自己的防线，构建某种“模糊”的寡头体制。外界很难分清到底是谁在负责这个国家。该国政府力图避免出现任何危险倾向，在公共生活的规则制定上向政治伊斯兰势力做了很大让步，将自己的国际扩张野心也精心隐藏起来，甚至昨天还认定萨赫勒地区是自家的后院，而今天却对那里“圣战者”的泛滥视而不见。阿尔及利亚的领导人通过牺牲民众的利益得以独享权力。但“阿拉伯之春”已经使这些民众清楚地认识到，在残酷的镇压和激进主义的蒙昧之间，自己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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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中的叙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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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叙利亚抵挡住了全球伊斯兰运动，代价是不被外界理解和遭受国际社会的指责。这里并不是要对该国的野蛮镇压进行评判。叙利亚的安全机构和特种部队使用了奥斯曼帝国在400年占领期间所用过的所有手段。该国的安全机构和特种部队是由1920年到1943年法国统治时期的殖民地军队发展而来的，从1945年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由前纳粹逃亡者担任顾问，直到1990年得到了苏联克格勃顾问的指导。可以说，这些部门没有任何人权的概念，行动仅注重结果。单从行动效果来评判，其源于同一文化的对手真的技不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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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叙利亚政府是一个专制的、粗暴的和封闭的政权。但叙利亚政权并不是个人独裁，也不是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伊拉克那样的家族独裁。如同其父亲一样，巴沙尔·阿萨德只不过是这个复杂社会的冰山一角，他的离任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国家的力量对比。在他身后还有200万阿拉维派教徒，这些人势必要为自身的生存而坚持斗争。更有数百万非穆斯林、非逊尼派和非阿拉伯的少数族群，他们将会因伊斯兰分子掌权而失去一切。而西方似乎正在这一地区鼓励和推动伊斯兰势力的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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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叙利亚独立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遭受外国军事占领压迫的逊尼派有产者，犯了典型暴发户常犯的错误。他们认为军人职业是没有前途的，军事组织只不过是保持社会进步的一般工具，自然也就不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送去参军。这样就使穷人有机会在这个年轻国家取得军队官员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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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出身于阿拉维派一个普通家庭的哈菲兹·阿萨德成为空军司令，进而出任国防部长，而后又在基督徒和德鲁兹派的少数族群联盟帮助下，通过武力夺权上台，并开始对少数族群进行保护，当然他自己的家族也属于这个联盟。然后，他开始使用各种手段确保少数族群能够控制这个国家所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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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宗教激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带来的阿拉伯世界的混乱，哈菲兹·阿萨德的继任者巴沙尔·阿萨德就像以色列的犹太人一样，只能背水一战，要么胜，要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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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听到的宣传是“如果不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涉，这个国家将陷入内战”，这只能说明对该国形势的完全无知。叙利亚并不会再陷入内战，最好的解释是，自1980年以来该国就已经处于全面内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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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政府并不太习惯进行沟通，而是选择对反对派进行压制，当然并不是对每个反对派都这样。因为叙利亚有全世界众所周知的自由民主人士，这些人无法容忍该国的专制主义，希望巴沙尔·阿萨德能够实行政治开放。但是，这些自由民主人士只从总统那里争取到了经济自由，同时放弃实行自由改革的正当要求。这些人太过分散，没有什么手段，也没有得到任何支持，他们没有话语权，西方媒体也不关注。这是因为他们并不能像利比亚的那样，可以被当作攻击独裁者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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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媒体只关注“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或者其他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关于当地情况的信息，但这些非政府组织本身可能就存在问题，“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也是一样。这个人权组织的名称在西方很响亮，也成了一些西方媒体优先的甚至唯一的消息来源，但该组织与国际人权联盟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该组织源自穆兄会，受伊斯兰势力领导，其中一些人曾被指责为暴力分子。20世纪80年代“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成立于伦敦，得到了盎格鲁-撒克逊情报机构的支持，几乎完全依赖沙特阿拉伯的资金进行运作，后来则靠卡塔尔。虽然不能说来自该组织的信息是伪造的，但考虑到该组织的创始经过和信仰导向，西方媒体特别是法国媒体，竟然将其作为唯一的消息来源，而不去探究消息的出处，这是非常令人吃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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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全国委员会”被视为集中了该国所有的反对派，也被西方使节认定为有效的沟通者，但它只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民众抗议组织。2011年该组织确立于伊斯坦布尔，仿照了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的模式，是在土耳其当权的正义与发展党的推动下建立的。建立伊始，“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就很快表现出了自己的政治色彩。确切地说，叙利亚国旗由三种颜色的平行长方形组成。黑色的代表从9世纪到13世纪统治阿拉伯世界的阿拔斯王朝，白色代表从7世纪到8世纪的乌玛雅德王朝，红色则代表该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建立之初，“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就用伊斯兰的绿色代替了国旗中的红色，正如人们在反政府示威中高喊的“Allahou akbar”（真主至高无上），而非民主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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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兄会之所以能在“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中占据优势，是因为得到了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和美国国务院的支持。但这也激怒了几乎所有人，特别是库尔德人，虽然他们也是逊尼派穆斯林，但不是阿拉伯人，命中注定在宗教派别中要低人一等。叙利亚不是利比亚，少数族群占全国人口的1/4，也要有发言权，即便是在反对派内部。“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因此变成了大杂烩，不同的诉求和利益在此相互碰撞，使它很难符合国际社会的设想，甚至还不如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而且一旦该国政府倒台留下政治空间，它是否有掌控局势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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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个月各方达成的唯一共识，就是完全忠于穆兄会的首任主席伯翰·加利昂下台，由库尔德人阿卜杜勒·巴塞特·西达接替，此人正极力避免失去土耳其伊斯兰分子的友善和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政治支持，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的财力支持。这两个国家还承诺将给予叙利亚“自由军”武器和金钱。叙利亚“自由军”主要由原正规军的逃兵组成，并得到了聚集在伊拉克、利比亚、黎巴嫩和沙特阿拉伯的“圣战者们”的支持。这必然会导致动荡。但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所支持的伊斯兰国家试图引导阿拉伯世界的抗议运动。这自然无法让叙利亚的少数族群安心，或促使他们进行和解和保持克制。这些少数族群，特别是拥有国家强力机器的阿拉维派，对自己的生存感到忧虑，并不惜为此使用暴力。把叙利亚总统赶下台，在关键时刻可能具有象征意义，但这并不能改变问题本身。因为这一切针对的不是总统，也不在于总统的问题，而在于其背后的族群将因失去了方向和自己的领袖，而变得更加暴力和富有侵略性。未来，国际社会越是对受到威胁的少数族群施压，那么事态就越会朝着1975年至1990年黎巴嫩流血内战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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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解读该国最近发生的冲突，很明显那里正发生着某种形式的族群清洗，以便将阿拉维派与其邻居逊尼派隔离开来，并为撤退做好准备，因此该地区形成了新的冲突点，尽管事实上可能并不需要如此。其他少数族群，特别是那些构成叙利亚基督徒主体，却又没能解决地盘问题的希腊东正教徒，如马龙派，不得不在逃亡和臣服于“伊斯兰祈祷团”之间做出选择。“伊斯兰祈祷团”是穆兄会的武装“圣战”组织，“基地”组织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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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2010年本来有机会改变这种状况，即要求叙利亚政权进行自由改革，使受到威胁的少数族群得到有效保护。既然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这两个支持瓦哈比主义的神权政治君主国，在理论上属于我们的朋友和盟友，那么我们就应该可以要求它们废除伊本·泰米叶的裁决，从而使事态得以平息，但是我们并没有。对于叙利亚少数族群受到威胁，西方国家首先是法国，只是做了不点名的批评和一些可笑的谴责，却在事实上促成了伊斯兰激进主义者攫取政治和部分军事权力，并使那些实行神权统治的国家继续支持政治萨拉菲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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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神权政治嘲笑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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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名声不太好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如萨达姆·侯赛因、穆巴拉克、卡扎菲等的下台，加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陷入了内部冲突，使得石油君主国可以毫无阻碍地用石油美元控制阿拉伯国家联盟，并借此对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施压，同时还鼓动激进主义政治运动并给其披上民主的外衣，以确保自身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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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国想要维护自己的利益，激进主义政治势力想要夺取觊觎了近一个世纪的政权，这些并没有什么让人惊奇的。奇怪的是，西方急于到处推动那些比独裁者还要不民主的激进主义者上台，并将反对者枭首示众。西方国家一边谴责自己内部的伊斯兰主义，一边却又鼓励伊斯兰主义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活动。法国为了“圣战者”毫不犹豫地出兵剿灭卡扎菲，还号召国际社会以同样的方式把巴沙尔·阿萨德赶下台，并对被犯罪团伙搞乱了的马里进行军事干涉。在马里的这些犯罪团伙之所以自称是伊斯兰主义，只是因为其政治对手不是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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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媒体和政府，同样对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在巴林用坦克血腥镇压抗议者闭口不谈。巴林这个什叶派人口占多数的小国，却是由对立的逊尼派君主统治的。此外，“博科圣地”伊斯兰民兵对尼日利亚基督徒的屠杀也不大受媒体关注，我们的政府也并未予以多少谴责。至于国际刑事法庭4名成员被利比亚“革命者”长期扣押的事件，也被低调处理，在我们的媒体报道中几乎见不到。可以想象，如果该事件是叙利亚、伊朗、阿尔及利亚或其他尚未归入“民主”范畴的国家所为，那会引起多大的愤怒。只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伊斯兰独裁者得到了西方政治军事支持和君主国的资助，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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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缺乏逻辑引导，我们还是尽可能去探究我们政府和媒体这种奇异分裂症的心理及其根源。未来将证明我们迷恋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民主主义是否幼稚，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对我们处在危机中的经济给予大量投资是否值得赞扬，以致让我们对野蛮行径视而不见，还盲目地相信自己已经避免了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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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舒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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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évoltes arabes
:l’envers du décor》in《Outre-Terre》,n°29,Revue de l’Académie européenne de géopolitique,ouvrage collectif sous la direction du Pr.Michel Korinman,Paris,10/2011.《Au Coeur des services spéciaux.Menace islamiste
:fausses pistes et vrais dangers》,entretiens avec Jean Guisnel,La Découverte,Paris,09/2011.《Le printemps libyen sera orageux》in《Marine et Océans》,n°231,2e trimestre 2011,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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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lain Chouet,《La désintégration par le politique》in《Tribus,tribalisme etÉtats au Moyen Orient》,Maghreb-Machrek n°147,（Paris）,03/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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