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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与18世纪末期的法国革命及20世纪初期的俄国革命，被并称为世界历史上三次最具影响的革命。和另外两次革命相比，20世纪的中国革命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规模最大。一般认为，法国革命1789～1799年，只有10年左右的时间；俄国革命最早从1899年算起，最晚到1921年，也不过20余年。而中国革命如果狭义的算法，1911～1949年，长达38年；如果宽泛一点，往前追溯到1894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往后延伸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则长达80多年。前30年是国民党主导，后50年是共产党主导。前后基本上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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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将中国革命的下限延伸到“文化大革命”结束。1949年的“解放”，只是国家政权的更替，并非中国革命的终结。1949年以后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仍在继续。1949年以前的革命，只在中国的局部地区进行；而1949年以后的每场运动，无不席卷全国。1949年以前的革命，主要是武力革命，参与革命的人数尚有限；而1949年以后的革命，则是全民性的社会革命，中国的老百姓无一例外被卷入。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看，1949年以后的社会革命更剧烈，更复杂，经验和教训也更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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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2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中国革命已经成了一场“慢性革命”。[3]那个时候，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中国革命还将持续半个世纪。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初，相当多的中共党人对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估计不足，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中共很快就可以夺取政权。这样一种对革命形势的乐观估计，固然容易导致盲动主义，另一方面亦使一些革命者在极端严酷的环境下仍然保持高昂的革命信念和革命斗志。1927年国民党以武力“清党”反共，而中共革命仍能继续而不辍，与革命者的高昂信念有着莫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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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既是“发生”的，更是“发动”的。而要动员广大底层民众起来革命并非易事。中共是一个最擅长组织动员、最擅长运动的革命党。这一点在中共早期就已崭露。1915～1925年间，由于日本的挑战与刺激，中国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政治抗争行动：一是1915年抗议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二是1919年抗议巴黎和会将山东权益转归日本，三是1925年抗议上海日本工厂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这三次危机姑且称之为“亡国”、“亡省”、“亡人”，也就是说，三次“危机”的程度其实一次比一次减弱，然而“动员”的规模却一次比一次增大。尤其是五卅运动的规模更是空前，有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只有4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可以与之相提并论。[4]之所以如此，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中共的参与。五卅运动是中共领导的第一场具有全国性规模和影响的群众运动。是时的中共还是一个不足4年党龄、不足千名党员的小党。党员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没有发动和领导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经验。尽管如此，五卅运动仍能轰轰烈烈地持续达数月之久，充分崭露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众运动方面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若说五四孕育了中共，五卅则堪称是中共崛起的标志，也是中共正式登上全国政治舞台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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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共的“群众”路线不同，国民党始终走“精英”路线。晚年孙中山虽然倡导“扶助农工”，仍是以“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去“扶助”“不知不觉”，这与直接以工农利益代表自任的中共党人相比，虽有相近之处，更有很大不同。国民党始终与下层民众相脱离，中共则很快成长为一个擅长群众运动的动员型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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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革命史的书写多关注“精英”而漠视“大众”，只见“肋骨”而不见“血肉”，突显“党性”而淡化“人性”，充满“教条”而缺少“鲜活”。其实革命并不缺少“鲜活”的史料，而是史家缺少“鲜活”的眼光。如1980年代中央档案馆和部分地方档案馆合编的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细致生动，至今仍少为学界所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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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不是孤立发生的，革命史也不应该孤立地研究和书写。20世纪的中国革命应该放回到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放在社会文化的大视野下考察，不仅要研究“革命”，同时也要研究“不革命”和“反革命”。只有将革命的主体力量和革命的敌对力量以及局外各方放在同一个历史场域来考察，才能再现其“众声喧哗”的历史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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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期，国共两党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中国政治的走向。20年代初，基于对中国“一盘散沙”现状的焦虑，两党不约而同地厌弃西方议会政党体制而选择“以俄为师”，仿效其“民主集权”的政党体制和“党在国上”的党治体制，其影响极其深远。孙中山在《民权主义》的演讲中指出，中国革命的目的，和欧洲革命的目的不同。“欧洲从前因为太没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争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列强经济商战的压迫。”孙中山认为，中国革命的目的不是要为个人争自由，而是要为国家争自由。而要实现国家的自由，便要牺牲个人的自由。[5]孙中山的这一主张，为国共两党所认奉。而在实践层面，共产党比国民党贯彻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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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诞生于这一时期，中国国民党也在这一时期改组“再造”。西方议会政党体制经过民初短暂的尝试后即被认为行不通而遭到中国人整体性地否弃，列宁主义政党体制取而代之。列宁主义政党体制具有排他性，不容党外有党，多党并存。对国民党而言，要么“容共”，要么“清共”，不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只有抗战前期的短暂例外）。国共之争，要么全赢，要么全输，不可能共存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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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俄为师”的另一成果是军队党化。军队党化，本有助于破除北洋以来军队私有化的诸多弊端，但军队为政党控制后，政党之间的竞争，也随之导入武力之途。政权在不同政党之间的转移，最终由枪杆子来决定。不同的是，同样是“党军”，共产党确实做到了枪由党来指挥，兵受“主义”训练；而国民党则异化为以军控政，以军控党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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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几乎贯穿民国历史的始终，然而军事史堪称民国史研究最薄弱一环。这也许是和平年代文人治史的缺失。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其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如军队的层级构成与组织系统，军事集团与山头派系，战略战术与作战能力，武器装备与后勤给养，情报传递与通讯系统，政工制度与兵民关系，以及军官的出身、教育、待遇、人事升迁，士兵的招募、训练、素养、兵饷、晋升机会、官兵关系、生存状态与心理体验等等，均值得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尤其是从社会史的视野研究军队的组织形态，以军事为切入点来理解社会历史，关注武装力量与社会民众之间的关系，均是军事史研究的可能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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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武主从论》（社评），天津《大公报》1927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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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梁启超：《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庸言》第1卷第14期，1913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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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恒：《现代中国政治》，广州，革新评论社，1926年3月出版，第87～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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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尤尔根·奥斯特哈梅尔（Jurgcn Osterhammel）：《中国革命：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朱章才译，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0，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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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二讲）》，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501～5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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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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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新青年》（首卷名《青年杂志》）创刊为开端，以“民主”、“科学”为旗帜。这一说法，早已成为学界认同的经典表述。然而，在“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最初流传之际，时人心目中的“新文化运动”多以五四为端绪，而且身历者所认知的“新文化”、“新思潮”，其精神内涵既不一致，与后来史家的惯常说法亦有相当的出入。后来史家所推崇、所眷顾的一些思想主张，在当时未必形成多大反响，而当时人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却早已淡出了史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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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来，学界对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之历史叙事，日益趋同。[1]与此同时，学界对《新青年》文本的诠释仍不绝如缕，更有历久弥新的趋向。[2]依据留存下来的《新青年》文本解读其思想意蕴，是既存研究较普遍的范式。而思想演变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则多为研究者漠视。《新青年》并非一创刊就名扬天下，景从如流；“新文化”亦非一开始就声势浩然，应者云集。《新青年》从一“普通刊物”发展成为“时代号角”，“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实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过去较多关注“运动”的结果，而不太留意“运动”的进程。对“运动家”的思想主张非常重视，对“运动家”的文化传播策略与社会环境的关联互动则甚少注目。本章拟以《新青年》为视点，综合考察《新青年》同人、论敌及局外各方的不同认知，尽可能“重返”五四前后的历史现场，从“过程”的描述中着力“还原”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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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一 “普通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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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的视线，早被“一代名刊”的光环所遮蔽，甚少注意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时，其实并没有什么高远的志怀和预设路径。《青年杂志》没有正式的“发刊词”。创刊号上只有一简单的“社告”，内中除申言“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以及“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外，其他均属于编辑体例的具体说明。[3]创刊号首篇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一文。该文虽有几分“发刊词”的意味，[4]但其所揭示的六条“新青年”准则（“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论旨其实十分空泛。创刊号中另有陈独秀答王庸工的信，声称“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5]一年以后，杂志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也顺撰《新青年》一文。[6]该文常被后来史家当作“准发刊词”解读，其实除了要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外，更无多少实际内容。可以说，早期《新青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以青年为拟想读者的普通杂志。[7]在郑振铎的回忆中，《青年杂志》是一个提倡“德智体”三育的青年读物，与当时的一般杂志“无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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