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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十一章 绅权：乡村权势的蜕变 [:1703004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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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一 传统士绅的没落 [:1703004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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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二 知识分子城市化 [:1703004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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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三 民国绅权的社会构成 [:1703004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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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第十二章 县长：基层地方官的转型 [:17030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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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一 铨选和任用 [:170300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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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二 资格与出身 [:170300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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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三 年龄、籍贯 [:1703005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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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四 薪俸、待遇 [:1703005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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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五 任期与出路 [:1703005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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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六 职责与施政 [:1703005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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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七 省权膨胀下的县长角色 [:1703005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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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八 双重结构下的县长角色 [:170300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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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第十三章 区乡保甲：县衙与村庄之间的政治 [:1703005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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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一 假托自治 [:170300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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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二 重建保甲 [:1703005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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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三 “新县制” [:1703005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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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四 区长 [:1703005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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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五 乡镇长 [:1703006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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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六 保甲长 [:1703006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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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征引文献 [:1703006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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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版权页 [:170300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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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封底 [:1703007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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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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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1703000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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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1703000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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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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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的首要特征。尤其是20世纪的上半期，战争与革命几乎成为一种常态。战争古已有之，而革命则是现代的产物。战争有“热战”，有“冷战”；革命有“武革”，有“文革”。而在一般情况下，暴力是两者的共性。革命与战争紧密相连，有时战争是革命的表现形式，有时战争引发革命。革命的成败，往往是战场决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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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人喜欢战争，文人喜欢革命。现代中国的职业革命者大多是文人。1927年6月，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称，民国以来的中国政治大势，可以归结为“文武主从之争”。社评认为，辛亥革命本是文人革命，但随后袁世凯凭借北洋军与孙中山所凭借的国会相较量，最终演化为“武主文从”的局面。而孙中山于1924年改组国民党，集大权于以文人为核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借鉴苏俄“赤军”经验建“党军”，以党权制约军权，以文人制约军人，意在恢复“文主武从”的政治。[1]但北伐以后，文人制约武人的局面被推翻。国民党执政时期，军权独大，实际形成“武主文从”的格局。而共产党则始终是“党指挥枪”，维持“文主武从”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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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了，所以孙中山被迫发起“二次革命”。当此之时，梁启超发表感想，声称“历观中外史乘，其国而自始未尝革命，斯亦已耳，既经一度革命，则二度、三度之相寻相续，殆为理势之无可逃避……革命复产革命，殆成为历史上普遍之原则”。为什么“革命复产革命”？一个重要因素是革命成功之后，“革命成为一种美德”，“革命”被视为神圣，“群众心理所趋，益以讴歌革命为第二之天性”。于是一部分人“认革命为人生最高之天职”，以革命为职业。[2]革命失败了，固然要“再起革命”；革命成功了，也还要不断革命。对国民党而言，北伐胜利，定都南京，意味着“革命”已经成功，但党人仍然诵念总理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共产党来说，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着革命已经胜利，但仍然宣称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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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开始，革命成为多个政党的共同诉求。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几乎并起，并形成一种竞争态势。革命不仅为多数党派所认同，也为多数无党派的知识分子所信奉，而且迅速形成一种普遍观念，认为革命是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的根本手段。革命高于一切，革命受到崇拜。知识青年尤其成为革命的崇拜者和讴歌者。五卅之后，知识青年投身革命形成热潮。革命的目标，不仅仅是要“改造中国”，而且要“改造世界”。“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成为当时革命青年的口头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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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革命被建构为具有至高无上的道德正当性，再没有人敢于公开表示反对革命。当革命被神圣化的同时，“反革命”也被建构成为一种最大的罪恶行为。1927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反革命治罪条例》出笼，第一次将“反革命”作为一种刑事罪名列入法律。从此以后，“反革命”既是一项最严厉、最令人恐惧的法律罪名，又是一个最随意，最泛滥的政治污名。亦因为此，“反革命”有时实实在在，有时则是虚无缥缈。难以数计的中国人被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地笼罩乃至葬身于这一罪名之下。直至1997年，沿用70年之久的“反革命罪”才被废除。两年后，“反革命”一词才彻底从宪法中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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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有过两次被命名为“大革命”的时段，一次是1925～1927年，一次是1966～1976年。两次“大革命”，并非仅是名称的相近，其实具有相当的历史连续性。第二次“大革命”所运用的“革命”语词，如果我们翻阅一下《向导》周刊，就知几乎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产物。第二次“大革命”所运用的“革命”方式，如戴高帽、挂胸牌、游街示众，包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等，湖南农民在第一次“大革命”中早已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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