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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1月16日第二次报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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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提倡白话文）其初反对者，约十人而九，近则十人之中，赞成者二三，怀疑者三四，反对者亦仅剩三四矣，而传播此种思想之发源地，实在北京一隅，胡适之、陈独秀辈既倡改良文学之论，一方面为消极的破坏，力抨旧文学之弱点，一方面则为积极的建设，亟筑新文学之始基，其思想传导之速，与夫社会响应之众，殊令人不可拟议。[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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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而观之，当时《申报》等新闻媒体对《新青年》关注的焦点多集中于文学革命，其次是反对孔教。其他“新思想”甚少进入新闻媒体的视野。这两个方面之所以会产生巨大反响，其实不难理解：文学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是砸了旧式读书人的饭碗，而反对孔教则意味着推倒了旧式读书人的精神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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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年后，章士钊发表《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其批评所向，仍集矢于白话文学。[139]一个以政论为中心的思想文化杂志，真正引起社会强烈关注的，却是其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恐怕也出乎陈独秀等人的意料。《新青年》同人似乎更看重杂志在传播“新思想”方面的价值和意义。1919年底，《新青年》编辑部为重印前5卷，发布广告称：“这《新青年》，仿佛可以算得‘中国近五年的思想变迁史’了，不独社员的思想变迁在这里面表现，就是外边人的思想变迁也有一大部在这里面表现。”[140]1920年1月，《新青年》在《申报》刊登广告，其广告词亦强调《新青年》是“新思想的源泉”。[141]1923年10月，胡适在其主编的《努力周报》发表他写给高一涵等人的信，内称：“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142]胡适虽然没有具体解释《新青年》何以能代表一个时代，但从思想史的角度立论则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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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戈公振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中国报学史》。戈氏著书的时间，正好是《新青年》终刊之际。该书对《新青年》的介绍十分简约：“初提倡文学革命，后则转入共产”。[143]五四以后，《新青年》转向提倡社会主义，1920年9月改组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1923～1926年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戈公振看到了《新青年》发展的全过程。在今天看来，戈氏的归纳显然不够全面，但他的简约概括，很可能代表了北伐前后人们对《新青年》较为深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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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十年，郭湛波出版《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内称“由《新青年》可以看他（引注：指陈独秀）个人思想的变迁，同时可以看到当时思想界的变迁”，[144]正式坐实了《新青年》同人的自我期待和自我定位。从此以后，从思想史的角度评述《新青年》，日益成为学界的主流话语，而最为时人关注、也最具实绩的文学革命，则渐渐淡出史家的视野。迟迟未能实现的理想常常为人们眷念，迅速达成的目标也迅速被人们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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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新青年》，办刊人的出发点，反对方的攻击点，与局外人的观察点既不尽一致，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言说的“运动”亦有相当的出入，更不用提后来各方政治力量有关五四的种种叙事。微拉·施瓦支在《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每当救国的压力增强时，他们更多地回忆政治方面的内容；每当社会气氛有利于实现知识分子解放的目标时，他们就回忆适应启蒙的需要开展的文化论战。”[145]时至今日，仍有研究者倡导“根据现代化建设形势发展的需要，选择那些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和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146]当事人的“选择性回忆”既属难免，史家再刻意“选择性研究”，有关五四的叙事势必与其历史原态愈趋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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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中国知识界就开始纪念五四。从此以后，五四的纪念几乎年年进行，不曾间断。近百年来，没有一场运动或事件，像五四一样得到不同党派、政治力量以及官方与民间的共同纪念，并且持久而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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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李大钊在纪念五四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90年来，五四纪念也确如李大钊所期望的，一直都在与时俱进，每次都要加上些“新意义”。其结果是，纪念越久，叠加的“新意义”越多，影响也越来越深远，与此同时，五四运动的本相，反而是越纪念越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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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平原即注意到，中外学界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历史的叙述，差异最小的是关于《新青年》部分。他举美国学者周策纵与中国学者彭明的研究为例，说明即使是政治立场迥异的学者，对《新青年》历史功绩的描述亦颇为接近。见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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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杨士泰《近二十年国内“新文化运动”研究综述》，《廊坊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董秋英、郭汉民《1949年以来的〈新青年〉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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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告》，《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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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人将《敬告青年》视作《青年杂志》的正式发刊词。参见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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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庸工致记者》，《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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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陈独秀：《新青年》，《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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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论者称，《青年杂志》采取“锋芒内敛和平易近人的低姿态”，是为了“尽可能地吸引读者和作者”。（参见张耀杰《〈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5期）这一说法从常理上很难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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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争论集·导言》（1935年），收入《郑振铎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第4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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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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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社告》，《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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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朱经农致胡适》（1924年11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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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引自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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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吴虞日记载：“陈独秀，安徽人，年四十余，独立前看《易经》，写小篆，作游山诗，独立后始出而讲新学，人之气象亦为之一变。长于英文，近于法文亦进。曾游日本，归国后充当教习。盖讲法兰西哲学者。住上海一楼一底，自教其小儿，其长子法文极佳，父子各独立不相谋也。”见《吴虞日记》（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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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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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见庄森《一份特别的履历书——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的前前后后》，《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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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学林出版社，2006，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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