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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二次革命”中，章士钊曾任黄兴的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章流亡日本，于1914年5月创办《甲寅》杂志，抨击袁世凯政府。《甲寅》杂志总共出了10期（1915年10月终刊，历时一年零五个月），前4期在日本出版，后6期由亚东图书馆在上海出版。汪原放认为，“《甲寅》杂志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获得很大的声望，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一个仅出版10期的杂志，其影响度恐不可高估。汪孟邹与章、陈两人的交情不相上下，而汪之所以厚此薄彼，恐更多出于章士钊名望的考量。有论者认为，汪孟邹的选择，乃基于《甲寅》杂志“一时中外风行”的“金字招牌”，（参见张耀杰《〈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笔者不敢苟同。因《甲寅》在日本仅出版过4期，不可能达到其广告所称的“一时中外风行”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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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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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通告》，《新青年》第2卷第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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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见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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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通告》，《新青年》第2卷第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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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吴虞日记》（上），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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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参阅杨琥《〈新青年〉与〈甲寅〉月刊之历史渊源》，《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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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新青年》第2卷第1号“通信”栏中，有“贵阳爱读贵志之一青年”的读者来信；第2卷第2号“通信”栏中，有署名王醒侬的读者来信；第3卷第3号的“通信”栏中，有“安徽省立第三中学校学生余元浚”的读者来信，均强调《新青年》（《青年杂志》）乃继《甲寅》杂志而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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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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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胡适致高一涵（稿）》（1924年9月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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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参见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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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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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第333～334页。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所称“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其潜台词亦以陈独秀早已是“大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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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张国焘：《我的回忆》（1），东方出版社，1991，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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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最新的研究可参见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5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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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央档案馆等编《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第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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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1918年1月4日鲁迅致许寿裳信中提到：“《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云。”（《鲁迅全集》第11卷，第345页）张耀杰在《〈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中认为，《新青年》此次出版中断，是因为自第4卷起采用新式标点符号，给印刷带来困难，印刷厂不愿代印。所举证据为汪孟邹致胡适的一封信。该信引自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写信时间为1918年10月5日。张耀杰怀疑写信时间有误，应为1917年10月5日。笔者查阅了此信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写信时间为“民国七年十月五日”。故张耀杰之说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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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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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教育部的任命函，转见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第77～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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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1932年），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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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爱真：《五毒》，《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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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编辑部启事》，《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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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如梅光迪指出：“彼等之学校，则指为最高学府，竭力揄扬，以显其声势之赫奕，根据地之深固重大。”见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学衡》第2期，1922年2月；参见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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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学界对《新青年》之思想主张，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本章不侧重思想史考察，并不意味着漠视和否认其重要性。下节有关《东方杂志》角色转换的论述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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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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