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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也有几乎同样的看法。他公开声称“我是绝不主张国家主义的人”；“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他的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人类生活的发挥，全以责任心为基石；所以五四运动自是今后偌大的一个平民运动的最先一步。”[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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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和罗家伦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由国家转向社会。五四前夕，傅斯年在《新潮》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只有“群众”，没有“社会”。群众只是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而社会则是一个有组织的有机体。[23]五四刚过，他立即发表文章，申言中国算有了“社会”，算有了“真社会运动”，算把处置社会的“真方法”觉悟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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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检阅傅斯年在五四前后的已刊与未刊文章后指出，在五四前后将近一年间，傅斯年频频讨论到“社会”，而且他在这个时期提到社会时，常加引号，以表示他不是在表达一种泛泛的概念。[25]傅斯年将海通以来中国人的“觉悟”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力的觉悟”，第二阶段是“政治的觉悟”，第三阶段是“文化的觉悟”，第四阶段是“社会的觉悟”。在傅斯年看来，新文化运动尚处于第三阶段，而“社会的觉悟”是最后、最高的觉悟，以社会手段进行社会改革是中国必定要走的路。[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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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五四新文化人对“社会”的强烈关注，堪称是一种群体性的，时间可能还要更早一点。1917年陶履恭发表《社会》一文，开篇就有这样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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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社会，此近来最时髦之口头禅，以之解释万有现象。冠诸成语之首者也，曰社会教育，曰社会卫生，曰社会道德，曰社会习惯。政治之龌龊，则归咎于社会；教育之不进，则溯源于社会；文学之堕落，则社会负其责；风俗之浇漓，则社会蒙其诟。要之，无往而非社会。嘻！社会，社会，人间几多罪孽尽托汝之名而归于消灭。[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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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考证，戊戌前后用“社会”一词翻译society已从日本传入中国，但当时士大夫多用“群”而不用“社会”来指涉society。从“群”到“社会”用词的转变，大致发生在1901～1904年间。1905年后“社会”一词“高度普及”。[28]王汎森也指出，甲午到义和团之间是“群”的流行时期；此后一段时间，“群”与“社会”交迭使用；大致要到辛亥前四五年，“社会”一词才“渐流行”。[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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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王看法大体相似。略异之处，金称1905年后“社会”一词“高度普及”，王则谨慎地表述为“渐流行”。而1917年陶履恭言“社会”乃“最时髦的口头禅”，显然又与民国初年的政治现状密切相关。1915年梁启超自述“以二十年来几度之阅历，吾深觉政治之基础恒在社会”，[30]明显比《新民说》时代更加强调“社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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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深觉政治的基础在社会，也难免将政治的黑暗乃至一切“不良”统统归咎于社会。于是“社会改造”迅速汇为一种时代思潮。“社会改造”思潮的勃兴，与国家思想的衰落相交替。这一转折，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密切相关。1920年《改造》杂志有文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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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战争，既非联合国战胜德国，亦非如中央公园石牌坊上所刻公理战胜强权，实乃社会的思想战胜国家的思想。夫在此次大战争未勃发以前，高谈军国主义及国家主义者，岂只几位之闭眼留学生？即自命为睁开眼睛洞达时务之人，孰不主张侵略政策？孰不愿当资本主义的奴隶？今也何如？侵略政策即失败矣，资本主义即陷于末运矣！蒸蒸之民，群知社会非为国家而生存者；国家的思想已为社会的思想战胜；是国家经此次大战争之洗练，已经无形的改造一次，故时至今日，徒能探听社会改造之呼声……直到此次大战争后，一般人始打破国家万能之迷信，从国家的思想进而社会的思想；凡一举一措，都减少国家的彩色，而增加社会的性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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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从国家思想向社会思想演进，“社会改造”迅速成为思潮主流，“个人解放”则喑然失声。[32]1919年12月《新青年》杂志发表《本志宣言》，亦适时地宣称“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33]1920年《解放与改造》杂志改名为《改造》。这一改名似乎也寓有放弃“个人解放”而专言“社会改造”之意。在杂志改名的同时并有文指出：“夫社会改造之声浪，在今日新思潮中，已占全体十之七八。”并分析说：“今日中国高谭社会改造之人，约而分之，可得三种：第一，为感于自身所处环境之不良，因誓志发愿，欲从根本上改造社会，或建立新村者；第二，则为一知半解之人，偶读罗素所著《社会改造原理》之译本，或竟仅知其名，因以时髦自居，而大唱其改造社会者；第三，则为一般政治的野心家，思凭藉社会改造之美名，以为彼辈利用之武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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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美名”还是“时髦”，也无论是空谈、被利用，或付诸实践，都意味着“社会改造”已成为一种难以抗拒的时代潮流。连田汉的戏曲剧本中，亦有“二十年前讲革命排满也就和今日讲甚么社会改造一个样的新”这样的对白。[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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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二 社会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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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2月，张东荪指出：“当欧战未终以前，中国人没有一个讲社会主义的；欧战完了，忽然大家都讲起社会主义来了。”[36]在当时人的言说中，社会主义是“社会改造”思潮之一种，或社会主义即是一种社会改造运动。[37]“一提起‘社会主义’便觉得他是一种改造社会的主义”。[38]或说社会主义就是有关“社会”的主义。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模糊的认知，“高到安那其布尔塞维克，低到安福系王揖唐所称道，都有些可以合于通行所谓社会主义的意义。”[39]这种“大家都讲社会主义”的态势，其实与当时知识界热衷“社会”和“社会改造”密不可分。以往学界列举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兴起的众多因素，却很少关注社会主义流行与“社会”思潮背景及其价值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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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恽代英撰写《论社会主义》一文，正是从“社会”角度阐述“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学理上的根据，以为人类是共存的，社会是联带的。我们要求个人的幸福，必不可不求全人类的幸福。那便是说，只有人群，只有社会，是唯一的自然的实在，亦只有他配得上做宇宙间一切事物的中心。”不难发现，恽代英所举的社会主义的学理根据，正是陈独秀、胡适所倡导的“社会不朽论”。而恽代英将以这种学理为依据的社会主义，称做“理性的社会主义”，而将“受掠夺者的阶级因为得了许多不堪忍受的物质的痛苦，遂认识了地主资本家的罪恶”的社会主义，称做“浅见的感情的社会主义”。不仅如此，恽代英还将社会主义区分为以个人为本位、以国家为本位和以社会为本位三种。他说：“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都几乎是以个人为本位的，都只是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他将新村运动和“阶级革命运动”都归为“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他进一步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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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说阶级革命是个人主义的呢？因为现在所通行的阶级革命学说，都只注意唤起劳动阶级与资本阶级的嫌怨，使劳动阶级为他个体的利益，联合，抗拒，奋斗。我信阶级革命的必要，与新村的必要一样真实。但我信这样的福音，只可从社会主义上宣传，不可从个人主义上宣传。我信人类的共存，社会的联带，本是无上真实的事。那便与其提倡争存的道理，不如提倡互助的道理。因为人类只有知道人群的真意义，才能为社会福利去求社会的改进。这才可盼望是社会上长治久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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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代英认为社会主义应以追求社会福利为目标，而不应以追求个人福利和国家福利为目标。国家没有永久的价值，个人只是人种绵延的一个阶段，个人离开社会便没有生存的意义，只有人群社会在宇宙中才有真实的地位。所以他不主张阶级竞争，而主张社会互助。因为人类生活是互助共存的，不是独立自给的，个人主义已经破产，社会主义是必然的。“世界的未来，不应归于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乃应归于共存互助的社会主义。”[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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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社会为本位，提倡共存互助的社会主义，可能更暗合五四前后知识界多数人心目中的“社会主义”诉求。这种“社会主义”思潮，主要是相对“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而立论，或基于对个人、国家与社会三者关系的理解，亦与五四前陈独秀胡适等人以社会为本位的群体意识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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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1919年7月发表了一篇名为《阶级竞争与互助》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也明确表示，互助、协合与友谊，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人类的进化，是由个人主义走向协合与平等的一个长程。李大钊特别强调，人们对马克思的“阶级竞争”说存有误解。马克思并不认为人类的过去和未来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阶级竞争说只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一段”，互助当开辟人类“真历史”的新纪元。[41]此前两个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李大钊其实表达过类似观点：“与其说他的阶级竞争说是他的唯物史观的要素，不如说是对于过去历史的一个应用。”“马氏所谓真正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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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月，李大钊又在《少年中国》发表文章，对“自由与秩序”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个人主义重视个人自由，社会主义重视社会秩序：“极端主张发展个性权能者，尽量要求自由，减少社会及于个人的限制；极端主张扩张社会权能者，极力重视秩序，限制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可以代表前说；‘社会主义’Socialism可以代表后说。”但他认为“离于个人，无所谓社会；离于社会，亦无所谓个人。故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决非矛盾”。[43]这样的逻辑推论，几乎将个人主义视为有关个人的主义，将社会主义视同有关社会的主义。尤其认为社会主义“极力重视秩序”的说法亦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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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后，正在巴黎留学的向警予亦申言：“廿世纪的新人生观，是以社会主义的互助协进来替代个人主义的自由竞争，这是可以深信无疑的。”[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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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对“自由竞争”的厌弃，对“互助协进”价值的追求，以及从“互助”、“秩序”角度阐释“社会主义”的倾向，亦见于同期张东荪的言说中。1919年9月《解放与改造》杂志创刊，张东荪以《第三种文明》为题发表“社论”，称有史以来，人类文明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习惯与迷信的文明，是宗教的文明；第二期，自由与竞争的文明，是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文明；第三期，互助与协同的文明，是社会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文明。张氏认为不应再提倡第二种文明，而应该培养第三种文明。张既是从“互助与协同”的意义上来理解社会主义，也因此对自由竞争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义”予以彻底否定。他说：“这次大战把第二种文明的破罅一齐暴露了，就是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已到了末日，不可再维持下去。因为资本主义存在一天，那阶级的悬隔愈大一天，结果没有不发生社会的爆裂的。国家主义存在一天，那武力的增加愈甚一天，结果没有不发生民族间的惨剧的。”在张看来，不仅造成社会爆裂的资本主义和引发民族间惨剧的国家主义到了末日，提倡自由竞争的个人主义也要抛弃。因为“自由与竞争是相连的，有了自由，竞争必随伴而来。在一方面，个人因自由而竞争，就生了资本制度佣工制度及其他附属的制度，在他方面因为竞争而有国家的富强，就生了国家主义殖民制度及其他附属制度，总之，在这种文明底下，道德上是个人主义，制度上是国家主义，经济上是竞争主义，思想上是唯物主义，社会的组织是有阶级的悬隔，民族间是战争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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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知识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予以了高度的关注，并进行过深刻的反省。很多思想言说都与观察和反思欧战有关。《少年中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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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欧战以前，达尔文的学说，遍行世界，于是弱肉强食，生存竞争种种名词，一一灌输于人的脑中。所以作事，对人与人而言，只顾有己，不知有人；对国与国而言，只图本国的权利，不管他国的尊严。俄国学者克洛东金，虽极力提倡互助，但是那有人听……孰知到欧战以后，我们看见协约各国，互相扶助，遂操胜算，德国虽强，孤立无辅，终归失败。然后深切觉悟，物竞天择，固是生存不易之理，互助共济，亦是战胜唯一之因。大家才把克洛泡金的书，取来细看，研究其理，然后知道兼弱攻昧是大乱之因，博爱互助是大同之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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