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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人也提到，克鲁巴特金的《互助论》出版于1902年；欧战时候，协约国要鼓吹协力，盛行翻印，余波也流到中国（先前少数人有过介绍），才都知道天下有互助这件事，以为此说驳倒了达尔文，从此可以从生存竞争里救出，是一种有益社会的学说。[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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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建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系统的危机，促使五四知识分子放弃了“自由竞争”的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而转向“互助协同”的社会主义。这样一种观念之转变，其实仍是建立在中国国情亦即救亡图存的现实考量之上。在他们的观念中，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即是“自由竞争”、“弱肉强食”，社会主义则与“互助”、“平等”画上了等号。[48]而这一切又均是以国际关系以及中国的国际处境为考量的前提。无论“自由竞争”还是“平等互助”均是针对国与国，而非针对人与人。大多数中国民众对俄国革命的深切感受，与其说是来自布尔什维克的主义，不如说是俄罗斯劳农政府对中国宣布放弃旧俄各项权利和赔款的通告。正是这一通告使中国人切实体会到社会主义的“平等”与“互助”。[49]1923年北京大学25周年纪念的民意测验显示，赞成“友俄”与赞成“友美”的比例约为5∶1。而赞成“友俄”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因其为社会主义国家，以不侵略为原则”。[50]“不侵略”成了社会主义的代码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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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的民意测验还显示，“相信”“社会主义”的人占被调查人数的47%，居第一位。不过调查者特意声明：“此地之所谓社会主义，包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及马克思国际共产主义……等而言，阅者不可不知也”。同年，北京中国大学也举行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赞成社会主义的人，占被调查人数的76%。调查者也附言：“作者从事统计时，发现有人赞成社会主义，同时又欢迎资本主义者，此种票数颇不少，惜未及统计，此种矛盾心理大有玩味之价值。”[51]这一方面说明社会主义在当时知识界的热烈反响，同时亦可见五四前后“社会主义”之庞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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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可以断言，“互助”、“不侵略”是五四前后多数“相信”“社会主义”者所认同的核心价值。那时无政府主义也被视为“社会主义”之一。而无政府主义之一度流行，也与“平等”“互助”的理念密不可分。无政府主义中，有“个人的无政府主义”和“互助的无政府主义”。五四前后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多是“互助的无政府主义”。[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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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陈启天鉴于“闹了新文化运动已有一两年，说明新文化是甚么的却很少”，乃撰写《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他认为，“由竞争的人生到互助的人生”即是“新文化真精神”的重要表征之一。[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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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三 社会运动：群众与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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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知识界厌弃政治、政党、国家主义，转而对“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改造”投注热忱。与之相随，新文化运动逐渐分化为“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两途，而且重心日趋于“社会运动”。五四周年纪念之际，罗家伦拟具“将来应取的方针”时，“想来想去，就只‘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两种”。[54]实际上，五四以后，社会运动很快盖过了文化运动，并一直持续到北伐前夕还不见衰减。1926年12月，许仕廉在《现代评论》撰文指出：“救中国，一定要从社会改造入手；这是国人近年来所得的新觉悟。于是五年以来，国内的社会运动，蜂起云涌，种类甚多。”[55]在此期间，虽然有过“好人政治”、“好人政府”主张，但只是少数人的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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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胡适等老师辈寄望于“自上而下”的“好人政治”，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学生辈很不以为然：“凡相信改造是自上而下的，就是以政治的力量改社会，都不免有几分专制的臭味；凡相信改造是自下而上的，就是以社会的培养促进政治，才算有彻底的觉悟了。”[56]傅斯年虽然不是专门针对“好人政治”发言，但其社会改造的立场是鲜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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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关“社会改造”的言说中，大体可分“改”、“造”两途。前者认为中国社会百弊丛生，需要改良；后者则根本不承认中国有“社会”，必须新造。前说甚多，无须列举。后说中国无“社会”，并非指没有形成与政府对抗的“公共空间”，乃指缺乏有良好组织的社会有机体。如傅斯年指出：“中国一般的社会，有社会实质的绝少；大多数的社会，不过是群众罢了。凡名称其实的社会——有能力的社会，有机体的社会——总要有个密细的组织，健全的活动力，若果仅仅散沙一盘，只好说是‘乌合之众’。”[57]“一盘散沙”、“乌合之众”是当时知识界对中国社会最常用的描述词语。陈独秀即称：“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58]青年毛泽东也说：“人民只是散的，一盘散沙，实在形容得真冤枉，中国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干什么去了？一点没有组织，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看不见，一块有组织的地方看不见。”[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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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不仅有过类似的表述，而且将其归咎于中国人“自由太多”。他说：“中国人为什么是一片散沙呢？由于什么东西弄成一片散沙呢？就是因为是各人的自由太多。”“个个有自由和人人有自由，人人把自己的自由扩充到很大，所以成了一片散沙。”“所以中国人现在所受的病不是欠缺自由，如果一片散沙是中国人的本质，中国人的自由老早是很充分了。”孙中山还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即是中国先民的自由歌。“由这个自由歌看起来，便知中国自古以来，虽无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且极其充分，不必再去多求了。”孙中山还说，由于中国人自由太多，所以中国革命的目的，和欧洲革命的目的相反。“欧洲从前因为太没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争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列强经济商战的压迫。我们现在便不能抵抗。要将来能够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狠坚固的团体。像把士敏土参加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块坚固石头一样。”“外国革命的方法是争自由，中国革命便不能说是争自由。如果说争自由，便更成一片散沙，不能成大团体，我们的革命目的便永远不能成功。”孙中山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为国家争自由。而要实现国家的自由，便要牺牲个人的自由。[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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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一致认为中国人“一盘散沙”，当务之急自然是要“组织起来”、“联合起来”，新造一个有机体的“社会”。具体如何“造”？孙中山主张用革命主义将四万万中国人集结成一个大团体，如同将士敏土参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块坚固石头一样。傅斯年则主张自下而上，“无中生有造社会”，一面养成“社会责任心”，一面加强“个人间的粘结性”。[61]同样，毛泽东针对中国人“一盘散沙”的现状，提出了“民众大联合”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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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7月，当大家的目光还一致关注青年学生如何“爱国”时，青年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民众联合”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毛指出：国家坏到了极点，人类苦到了极点，社会黑暗到了极点，而补救和改造的“根本”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他认为中外历史上的改革或反抗运动，无不是人群“联合”的产物。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毛充分认识到民众联合的力量。他申言只要民众联合起来，世界上的事情都“极易为”。在毛看来，辛亥革命只是留学生、会党、新军等所为，与“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还算不上是一种“民众的联合”。清末民初的各种学会、同业会、同乡会、校友会，是一种民众的“小联合”。而五四运动则产生了全国民众“大联合”的动向和趋势。[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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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得到了罗家伦的积极呼应。1920年5月，罗家伦撰文反思和总结五四学生运动，充分肯定“社会组织”层面的演进，是五四运动一个“绝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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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前中国的社会，可以说是一点没有组织。从前这个学校的学生和那个学校的学生是一点没有联络的，所有的不过是无聊的校友会，部落的同乡会；现在居然各县各省的学生都有联合会。从前这个学校的教职员和那个学校的教职员也一点没有联络的，所有的不过是尸居余气的教育会，穷极无聊的恳亲会；现在居然有好几省已经组织成了什么教职员公会。从前工界是一点组织没有的，自从五四以来，有工人的地方，如上海等处也添了许多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种种机关。从前商界也是一点组织没有的；所有的商人，不过仰官僚机关的商务总会底鼻息，现在如天津等处的商人有同业公会的组织，而上海等处商人有各马路联合会的组织。[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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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在文中特意提示：“若是大家参看毛泽东君的《全国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一定更要明白。”毛泽东、罗家伦、傅斯年这一代五四知识青年一致重视民众组织和民众联合，并以此作为“无中生有造社会”的要途，且都充分肯定五四在中国“社会”建设史上的开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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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要组织和联合民众，势必要“到民间去”，唤起民众，动员民众。但他们对“群众”和“群众运动”既怀期待，又存疑虑。罗家伦指出：“群众是有惰性的。他们必定要认为只须一举手一投足就能成功的事，方才肯做。”并称在中国做群众运动，首先要“养成群众”。而“养成群众”的秘诀，是“养猴子的人，必须自己变成猴子”。至少“必须身上蒙上猴子的皮，这些猴子才会相信他”。[64]陈独秀也认为：“有群众便有群众心理……群众心理都是盲目的，无论怎样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便失了理性，这是心理学说及我们眼见的许多事实可以证明的。”[65]清末流行的“上流社会”/“上等社会”、“下流社会”/“下等社会”等说法，已很少见五四新知识界提及，不过此时知识分子仍高居于群众之上，将群众比做“猴子”，自比“养猴人”，显然自我感觉良好。[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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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民众，启蒙民众，是五四后部分激进知识分子自任的一大使命。唤醒、启蒙虽然仍是居高临下的姿态，但要组织动员群众，意味着知识分子必须从文化运动走向社会运动。而要从学理走向行动，实在是“知易行难”。一部分人却步，一部分人继续向前。他们虽然认识到联合才有力量，但五四时期成立的众多社团都未能维持多久。要维持长久，不仅需要“主义”认同，更需要新的组织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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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康白情著《团结论》，申言“不想有事于社会则已，若想有事于社会，就要团结。不要团结则已，若要团结，就得明白组织团体的条件”；“团体有组织的为优，无组织的为劣；组织得好的为优，组织得不好的为劣。”“组织不厌其缜密，联合关系不厌其繁杂。”并称：“团体的荣枯，系乎制度；制度之是否有效，视乎首领之能否运用制度。故不可不慎选首领，尤不可不服从首领。”“在团体一日，即当一日以团体的主义为主义。要以主义为第二生命。团体为主义之所托，即为第二生命之所托。要效忠要爱团体如命！”[67]康白情的理想目标已经相当明晰。民国初年的议会政党体制已为五四知识分子所厌弃。列宁主义政党模式正好迎合了这一时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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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1924年中国国民党的改组，是影响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两个重大事件，而两者均是中国人“以俄为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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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同盟会开始，孙中山一直寻求一个比较完备的组党方法而不可得。胡汉民曾对同盟会结盟时的“疏阔简易”情形，有过一番感慨：“党与党员，不能收以身使臂，以臂使指之效，即亦不能深入群众而领导之……知识阶级以为自由平等为一般伦理要求，惟同盟会之疏阔简易，能与适合，然犹不免于‘机械’之疑，‘专制’之谤，则近人所谓‘铁的纪律’，更何言之。”[68]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更多迷失革命宗旨，纪律约束荡然无存。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试图“以精致之规则律之整之”，然因盖指模宣誓而遭部分党人强烈反对。此后，孙中山一直在寻求一个比较完备的组党方法。1919年10月孙中山为了汲纳更多的五四青年而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并重订党章。但此时党务尚不能在国内公开，所定规约几全注意于海外。1923年初，孙中山制订国民党“改进”工作计划，但因广东局势动荡不安，“改进”方案未能切实执行。加之这个“改进”方案未脱旧的体制框架，注重上层，忽视下层，组织散漫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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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国民党改组，组织形态发生了迥异于以往的“革命性”变革，以至于当时有国民党人认为与其称为“改组”，不如称作“改造”更恰当。这次改组，主要在借鉴俄共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模式，建立一套新的政党组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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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中山看来，俄国党人的共产主义并无优长新奇之处，他的三民主义比共产主义更具包容性，更适合中国国情。俄共优长之处是善于组织的功夫，而这一点正是国民党乃至所有中国人所最不擅长之处。孙中山对中国人“一盘散沙”和不善于组织一直痛心疾首。故此，他请鲍罗廷当国民党的教练员，切切实实地向俄国人学习组织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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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笼罩每一个党员的基层组织，是列宁主义政党在组织结构上与西方议会政党的基本差别，也是此次国民党改组着力的重点。西方议会政党一般仅有高悬在上的上层机构和遍布各方的散漫党员。而列宁主义政党不是由独立散漫的个体成员组成，它是以“支部”作为党的基本细胞。俄共党章规定“党支部是党组织的基础”。国民党仿照设立“区分部”，规定“区分部为本党基本组织”。“支部”和“区分部”，均是以党员生活居住和工作的区域来划分。这种基层细胞的特点，一在于它对每个党员个体的笼罩性，每个党员必须是某个“支部”或“区分部”的成员，连党魁也不例外；二在于它对每个党员个体的凝聚性，在同一区分部里，党员之间一起开会、活动，交流思想，共同行动，既相互了解，也相互监督，使每个党员对党形成凝聚性和向心力，维系每个党员对党的意识形态的认同；三在于它深入民间的渗透性，一方面“使国民党得尽力于民间”，另一方面，通过基层组织考察吸收新党员，以确保党组织的群众性和严密性。[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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