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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500 孙中山在“一大”后给全体国民党员的一篇训词中,对基层组织的作用阐述得十分真切:“此次新章所订之组织方法,其意义即在从下层构造而上,使一党之功用,自横面言,党员时时得有团结之机会,人人得以分担责任而奋斗;自纵面言,各级机关,完全建筑于全体党员之上,而不似往时之空洞无物,全体党员亦得依各级机关之指挥而集中势力,不似往时之一盘散沙。此种办法,在能自由办党之地,固易获效,即在不能自由办党之地,亦殊有活动之可能,本党之决心改组以此。”[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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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502 国民党的组织原则,亦仿自俄共。中共称之为民主集中制。国民党称之为民主集权制。两党对组织原则的解释基本相似,只是中译时表述略异。国民党“一大”通过的“纪律问题”案中,明文规定以“民主主义的集权制度”为其组织原则。民主与集权,似是一对并列的概念,但其重心在集权,不在民主。国民党虽然声称民主是党员的权利,集权是党员的义务,但其着重强调的是后者而非前者。故国民党称民主集权制为“民主的集权制”或“民主主义的集权制度”。[71]这正是俄共民主集中制的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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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504 中国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强调集权,更强调纪律。对照俄共、中共和国民党三党的党章内有关“纪律”的条文,即可发现1924年国民党一大制定的党章基本上是照抄俄共1919年的党章,而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的党章却比1919年俄共党章规定得更细密、更严厉。俄共党章内有关“纪律”的条文,列有4条,而中共党章中有关“纪律”的条文列有9条。[72]中共在党章之外,还通过了一个组织章程决议案,内中强调“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并在党章之外规定了7项组织纪律的原则,如“个个党员都要在行动上受党中军队式的训练”;“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个个党员须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个个党员须记牢,一日不为共产党活动,在这一日便是破坏共产主义者”;“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不可有离党的个人的或地方的意味。”[73]在国民党的党务法规中从未见有类似的严格规定,尽管国民党改组后也强调集权,强调纪律,但与中共相比仍逊色不少。对违反党纪之党员的处分,三党党章的规定也宽严不一。国民党与俄共基本相似,而以中共的规定最严厉。[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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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506 从此,“个人服从组织”的民主集权制为国共两党所崇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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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508 党一旦执政,民主集权制又复制扩大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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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510 中国终于告别了五四人最为忧心的“一盘散沙”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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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512 五四前后的思想演进,大体有一个从“个人解放”到“社会改造”的过程,其间可见“个人”意识淡出、“国家”观念衰减和“社会”主义勃兴等几个环节。几个环节之间的关联互动虽然隐约,仍有线索可寻。在此过程中,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均因被视为基于“自由竞争”、“弱肉强食”的价值理念而遭否定,而社会主义也因被建构为“平等”、“互助”而大受欢迎。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又均是以国际关系以及中国的国际处境为考量的前提。无论“自由竞争”还是“平等互助”均是针对国与国,而非针对人与人。主义弃迎背后的终极关怀,其实仍是救亡图存的现实考量。细察陈独秀等人对“国家”观念的批判,矛头主要是针对西方列强的强权主义、军国主义和侵略主义。亦因为此,1923年成立的中国青年党重新高举“国家主义”旗帜,并一再声称他们的“国家主义”,是新国家主义。所谓新国家主义,不是弱肉强食的军国主义,而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民族主义。换言之,他们厌弃侵略型的“国家”观念,提倡救亡型的“国家”和“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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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514 在“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改造”、“社会运动”乃至“社会革命”之间,亦有因果链接依稀可见。“社会”被视为政治的基础,“社会的觉悟”被视为最高的觉悟,同时,“社会”又被视为一切“问题”的根源而需要“改造”,甚至认为中国没有“社会”而需要“无中生有造社会”。在急于改变“一盘散沙”现状的愤激和新造“士敏土”式有机体社会的期待中,“社会改造”的声浪,迅速转化为“社会运动”,也最终导向了社会革命。傅斯年“无中生有造社会”的理想,顺理成章地走上了“以俄为师”的列宁主义政党的集权之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在五四之后成为一种“恶名”,甚至成为革命的对象。[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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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516 [1] 《胡适日记全编》(6),第256~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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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518 [2] 张灏:《时代的探索》,台北,中研院、联经出版公司,2004,第127~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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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520 [3] 罗志田:《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的文化与政治》,《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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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522 [4] 黄克武:《严复与中国式“个人主义”的起源与发展》,《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诞辰150周年纪念论文集》,出版者不详,2004,第293~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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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524 [5] 许纪霖:《个人的起源——五四时期的自我观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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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526 [6] 章清对此亦多有论述,参见其《“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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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528 [7] 张灏:《时代的探索》,第127~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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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530 [8] 胡适:《不朽——我的宗教》,《新青年》第6卷第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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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532 [9] 陈独秀:《人生真义》,《新青年》第4卷2号,191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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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534 [10] 胡适:《不朽——我的宗教》,《新青年》第6卷第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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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536 [11] 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新潮》第2卷第3期,192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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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538 [12] 独秀:《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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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540 [13] 王汎森:《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与“政治”》,王汎森等著《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第171~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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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542 [14] 胡适:《藏晖室札记》(续),《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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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544 [15] 罗家伦:《近代西洋思想自由的进化》,《新潮》第2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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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546 [16] 陈启天:《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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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548 [17] 陈独秀:《偶像破坏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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