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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一大”后给全体国民党员的一篇训词中，对基层组织的作用阐述得十分真切：“此次新章所订之组织方法，其意义即在从下层构造而上，使一党之功用，自横面言，党员时时得有团结之机会，人人得以分担责任而奋斗；自纵面言，各级机关，完全建筑于全体党员之上，而不似往时之空洞无物，全体党员亦得依各级机关之指挥而集中势力，不似往时之一盘散沙。此种办法，在能自由办党之地，固易获效，即在不能自由办党之地，亦殊有活动之可能，本党之决心改组以此。”[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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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组织原则，亦仿自俄共。中共称之为民主集中制。国民党称之为民主集权制。两党对组织原则的解释基本相似，只是中译时表述略异。国民党“一大”通过的“纪律问题”案中，明文规定以“民主主义的集权制度”为其组织原则。民主与集权，似是一对并列的概念，但其重心在集权，不在民主。国民党虽然声称民主是党员的权利，集权是党员的义务，但其着重强调的是后者而非前者。故国民党称民主集权制为“民主的集权制”或“民主主义的集权制度”。[71]这正是俄共民主集中制的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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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强调集权，更强调纪律。对照俄共、中共和国民党三党的党章内有关“纪律”的条文，即可发现1924年国民党一大制定的党章基本上是照抄俄共1919年的党章，而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的党章却比1919年俄共党章规定得更细密、更严厉。俄共党章内有关“纪律”的条文，列有4条，而中共党章中有关“纪律”的条文列有9条。[72]中共在党章之外，还通过了一个组织章程决议案，内中强调“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并在党章之外规定了7项组织纪律的原则，如“个个党员都要在行动上受党中军队式的训练”；“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个个党员须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个个党员须记牢，一日不为共产党活动，在这一日便是破坏共产主义者”；“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不可有离党的个人的或地方的意味。”[73]在国民党的党务法规中从未见有类似的严格规定，尽管国民党改组后也强调集权，强调纪律，但与中共相比仍逊色不少。对违反党纪之党员的处分，三党党章的规定也宽严不一。国民党与俄共基本相似，而以中共的规定最严厉。[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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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个人服从组织”的民主集权制为国共两党所崇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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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一旦执政，民主集权制又复制扩大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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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终于告别了五四人最为忧心的“一盘散沙”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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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后的思想演进，大体有一个从“个人解放”到“社会改造”的过程，其间可见“个人”意识淡出、“国家”观念衰减和“社会”主义勃兴等几个环节。几个环节之间的关联互动虽然隐约，仍有线索可寻。在此过程中，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均因被视为基于“自由竞争”、“弱肉强食”的价值理念而遭否定，而社会主义也因被建构为“平等”、“互助”而大受欢迎。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又均是以国际关系以及中国的国际处境为考量的前提。无论“自由竞争”还是“平等互助”均是针对国与国，而非针对人与人。主义弃迎背后的终极关怀，其实仍是救亡图存的现实考量。细察陈独秀等人对“国家”观念的批判，矛头主要是针对西方列强的强权主义、军国主义和侵略主义。亦因为此，1923年成立的中国青年党重新高举“国家主义”旗帜，并一再声称他们的“国家主义”，是新国家主义。所谓新国家主义，不是弱肉强食的军国主义，而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民族主义。换言之，他们厌弃侵略型的“国家”观念，提倡救亡型的“国家”和“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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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改造”、“社会运动”乃至“社会革命”之间，亦有因果链接依稀可见。“社会”被视为政治的基础，“社会的觉悟”被视为最高的觉悟，同时，“社会”又被视为一切“问题”的根源而需要“改造”，甚至认为中国没有“社会”而需要“无中生有造社会”。在急于改变“一盘散沙”现状的愤激和新造“士敏土”式有机体社会的期待中，“社会改造”的声浪，迅速转化为“社会运动”，也最终导向了社会革命。傅斯年“无中生有造社会”的理想，顺理成章地走上了“以俄为师”的列宁主义政党的集权之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在五四之后成为一种“恶名”，甚至成为革命的对象。[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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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适日记全编》（6），第256～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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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灏：《时代的探索》，台北，中研院、联经出版公司，2004，第127～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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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罗志田：《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的文化与政治》，《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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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黄克武：《严复与中国式“个人主义”的起源与发展》，《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诞辰150周年纪念论文集》，出版者不详，2004，第293～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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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许纪霖：《个人的起源——五四时期的自我观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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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章清对此亦多有论述，参见其《“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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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张灏：《时代的探索》，第127～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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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胡适：《不朽——我的宗教》，《新青年》第6卷第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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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陈独秀：《人生真义》，《新青年》第4卷2号，191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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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胡适：《不朽——我的宗教》，《新青年》第6卷第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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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新潮》第2卷第3期，192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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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独秀：《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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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王汎森：《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与“政治”》，王汎森等著《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第171～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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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胡适：《藏晖室札记》（续），《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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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罗家伦：《近代西洋思想自由的进化》，《新潮》第2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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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陈启天：《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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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陈独秀：《偶像破坏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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