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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傅斯年：《时代与曙光与危机》，《中国文化》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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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孟真：《社会——群众》，《新潮》第1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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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独秀：《随感录一二二：卑之无甚高论》，《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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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毛泽东：《反对统一》，载《时事新报》1920年10月10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第5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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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二讲），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501～5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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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傅斯年：《青年的两件事业》，《晨报》1920年7月3、5日；王汎森：《傅斯年早期的“造社会”论》，《中国文化》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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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泽东：《民众的大联合》，《湘江评论》第2～4号，1919年7月21日至8月4日，引自《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38～341、373～378、389～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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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第2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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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第2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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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区声白、陈独秀：《讨论无政府主义》，《新青年》第9卷第4号，192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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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这尚是中国知识分子与“群众”关系的初始阶段。此后，渐渐分为两途：国民党仍然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去“扶助农工”，共产党则直接以工农利益的代表自任。在中共的话语下，被划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觉得在“无产阶级”的“群众”面前自惭形秽，进而跟在“群众”的后面跑。再到后来，知识分子变成必须接受“群众”“再教育”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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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康白情：《团结论》，《少年中国》第3卷第9期，192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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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胡汉民：《自传》，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3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8，总第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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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参见拙著《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第1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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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孙中山：《致全党同志书》（1924年3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第5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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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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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如规定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地方党部不得自定政策，不得单独发表意见；不经中央特许，党员不得加入一切政治的党派，不得为任何资产阶级国家之政务官；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等等，这些条文均为俄共党章中所无。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第62～63页；《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64，第597～5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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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57～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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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如犯有下列各项之一者即开除党籍：无故连续2次不到会；欠缴党费3个月；无故连续4星期不为本党服务等。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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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1927年初，武汉国民政府的宣传话语，将“个人主义”视为“反革命”行为。见英竞《甚么是反革命》、《还有些反革命啊（一）》、《还有些反革命啊（二）》，《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4日，2月9、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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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第三章 “革命”与“反革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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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以“革命”频发而著称。美国研究革命现象的著名学者詹隼（Chalmers Johnson）称：“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是所有历史个案中最大且最复杂的革命样本。”[1]邹谠也认为，中国革命是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发展最复杂、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最丰富、时间也极长的集体政治行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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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革命史上，192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长期以来，中共以五四运动为界标，将之前的革命称作“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后的革命称作“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划分革命“新”“旧”的标准，主要是以革命的领导者、革命的参与群体以及革命的对象和目标之不同而设定。若超越这种一党立场的革命史观，1920年代在革命史上的转折意义还可以放在更为宽广的历史视野下加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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