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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李大钊:《自由与秩序》,《少年中国》第2卷第7期,19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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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向警予:《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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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东荪:《第三种文明(社论)》,《解放与改造》第1卷1、2号合刊,191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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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魏嗣銮:《人类进化的各面观》,《少年中国》第1卷第1期,19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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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周建人:《生存竞争与互助》,《新青年》第8卷第2号,19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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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类似的看法,在早期《新青年》中有过零星的流露。如1916年第2卷第1号有一篇《时局对于青年之教训》的文章就指出:“顾自由主义昌,个性剧烈发挥,而社会上产业之不平等,资本家之跋扈,劳动者之沉沦,相乘起。有识而之士,惄然忧之,社会主义之思潮,乃磅礴而不可遏。故近世欧洲有一最矛盾之思想焉,即标榜自由之个人主义与标榜平等之社会本位主义是也。”(王浧:《时局对于青年之教训》,《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7年,陈独秀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发表演讲时称:“现今道德学说之在欧西,最要者有二派:其一为个人主义之自利派,其二为社会主义之利他派。此二派互为雄长于道德学说界中。”又说:“个人主义,乃希腊罗马遗传之思想,至近今而大昌,一变为达尔文之物竞学说,再变为尼采之超人论,三变为德意志之军国主义,皆此思想之递蜕也。社会主义,乃耶稣教文明,输入之思想,亦至近今而大昌。俄国之托尔斯泰,即力唱此学说,和之者甚众,与尼采之超人论成对抗之势。逆料战事告终,道德学说,必生一大变动,则解决此二思潮之期不远矣。”见常乃惪《记陈独秀君演讲辞》,《新青年》第3卷第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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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对于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的舆论》,《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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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朱务善:《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民意测验之分析》(正文与封面目录之作者名、文章名有所不同,正文为朱悟惮:《北大廿五周年纪念日“民意测量”之分析》),《新民国》第1卷第5期,1924年3月30日。另见朱务善《本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之“民意测量”》,《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3月4~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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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北大民意测验第八问:“现在中国流行关于政治方面的各种主义,你相信哪一种?”被调查的学界622人中,回答相信社会主义的占第一位,有291人,占47%。同年北京中国大学十周年纪念日举行的公民常识测验,问“你赞成社会主义么?”2750份答卷中,回答赞成者2096(76%),不赞成者654(24%)。见王惟英、何雨农《中大十周年纪念公民常识测验》,《晨报副镌》第182~184号,1923年7月15~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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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若愚:《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每周评论》第18号,1919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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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陈启天说:“从前达尔文说生存竞争是天演公例;因此人生的方法,惟一在竞争,在怎样去竞争,把人生弄成了罪恶的人生,世界弄成了战争的世界,还有甚么乐趣呢?到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出世,证明互助为生物进化之一要素,竞争论的流毒才稍减。虽然互助与竞争都是生物进化的原因,却在社会进化,需要互助过于竞争;互助的范围越发推广,竞争的事件越发减少,人生才越发进化,这也是人生的一种新倾向。”见陈启天《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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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第2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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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许仕廉:《北京社会运动与基督教徒》,《现代评论》第5卷第107期,1926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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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傅斯年:《时代与曙光与危机》,《中国文化》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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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孟真:《社会——群众》,《新潮》第1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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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独秀:《随感录一二二:卑之无甚高论》,《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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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毛泽东:《反对统一》,载《时事新报》1920年10月10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第5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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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二讲),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501~5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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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傅斯年:《青年的两件事业》,《晨报》1920年7月3、5日;王汎森:《傅斯年早期的“造社会”论》,《中国文化》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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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泽东:《民众的大联合》,《湘江评论》第2~4号,1919年7月21日至8月4日,引自《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38~341、373~378、389~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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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第2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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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第2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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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区声白、陈独秀:《讨论无政府主义》,《新青年》第9卷第4号,192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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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这尚是中国知识分子与“群众”关系的初始阶段。此后,渐渐分为两途:国民党仍然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去“扶助农工”,共产党则直接以工农利益的代表自任。在中共的话语下,被划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觉得在“无产阶级”的“群众”面前自惭形秽,进而跟在“群众”的后面跑。再到后来,知识分子变成必须接受“群众”“再教育”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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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康白情:《团结论》,《少年中国》第3卷第9期,192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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