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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胡汉民：《自传》，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3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8，总第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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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参见拙著《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第1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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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孙中山：《致全党同志书》（1924年3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第5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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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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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如规定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地方党部不得自定政策，不得单独发表意见；不经中央特许，党员不得加入一切政治的党派，不得为任何资产阶级国家之政务官；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等等，这些条文均为俄共党章中所无。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第62～63页；《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64，第597～5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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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57～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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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如犯有下列各项之一者即开除党籍：无故连续2次不到会；欠缴党费3个月；无故连续4星期不为本党服务等。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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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1927年初，武汉国民政府的宣传话语，将“个人主义”视为“反革命”行为。见英竞《甚么是反革命》、《还有些反革命啊（一）》、《还有些反革命啊（二）》，《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4日，2月9、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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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第三章 “革命”与“反革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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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以“革命”频发而著称。美国研究革命现象的著名学者詹隼（Chalmers Johnson）称：“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是所有历史个案中最大且最复杂的革命样本。”[1]邹谠也认为，中国革命是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发展最复杂、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最丰富、时间也极长的集体政治行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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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革命史上，192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长期以来，中共以五四运动为界标，将之前的革命称作“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后的革命称作“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划分革命“新”“旧”的标准，主要是以革命的领导者、革命的参与群体以及革命的对象和目标之不同而设定。若超越这种一党立场的革命史观，1920年代在革命史上的转折意义还可以放在更为宽广的历史视野下加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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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以来持续十余年之久的“革命”与“改良”之争因辛亥革命而告终。然而经过民初短暂的民主宪政之不成功尝试后，革命的呼声再度在中国掀起。与晚清由单一党派主导革命不同的是，1920年代的革命激变为多个党派的共同诉求。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与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几乎同时并起。虽然三党在革命目标和革命对象的设定上不尽相同，但都竞相揭橥“革命”大旗，且均以“革命党”自居。革命由过去的一党独导发展为多党竞举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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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大党派的大力宣导下，不仅“革命”一词成为1920年代中国使用频率极高的政论词汇之一，而且迅速汇聚成一种具有广泛影响且逐渐凝固的普遍观念，即革命是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实现国家统一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手段，改良及其他救国途径（如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学术救国等）被视为缓不济急和舍本逐末。革命高于一切，甚至以革命为社会行为的唯一规范和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准。“革命”话语及其意识形态开始渗入社会大众层面并影响社会大众的观念和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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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随，“反革命”则被建构为一种最大之“恶”，随即又升级为最恶之“罪”。“革命”与“反革命”形成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二者之间不允许存留任何灰色地带和妥协空间。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即是这一情形的生动写照。政治改革道路的不同选择不再被定义为“革命”与“改良”之争，或激进与温和之别，而是被建构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圣魔两立，水火不容。“革命”与“反革命”被扩大化为非常宽广层面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阶级较量。与此同时，不同政党以及同一政党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竞相争夺并试图垄断对“革命”话语的诠释权，同时将“反革命”的头衔加诸不同政见者和政治敌对党派之上，唯己独“革”，唯己最“革”，唯己真“革”，甚至视革命同路人为危险的竞争对手。与清末相比，1920年代的“革命”与“反革命”话语既带有浓烈的专断性，又富有浓烈的任意性，在此基础上开始凝固成一种新的“革命”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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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学术界考察1920年代的中国革命，目光仅投向国共两党，而轻忽和漠视中国青年党及其国家主义思潮的存在和影响。这种长期习焉不察的轻忽和漠视，其实仍是当年国共两党“革命”意识形态之余绪，亦即将青年党定性为“反革命”党派。历史研究者有意或无意间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历史进程中取得胜利的一方和比较“进步”的一方，潜意识层面实际仍未脱“优胜劣败”和“成王败寇”观念的束缚。事实上，历史进程全貌的“复原”和解析，必须兼顾当时参与历史的各方，无论其胜败，亦不论其“进步”或“反动”，均应是史学研究关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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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的中国革命，本是一场由不同党派、群体以及精英与大众所共同发声（赞成或反对）、组合（推动或抗阻）而成的运动。我们有必要尽力“复原”和“再现”那个年代里不同党派“众声喧哗”的状态。本章试图脱逸“国共合作”的传统框架，将1920年代的中国革命放回到国、共、青三大政党党际互动的历史场域中去观察和思考，侧重对三党各自所表述的“革命”话语予以比较分析，[3]尝试从观念史的层面来重行检讨这场革命的开展，冀能对以往史学界有关此段历史的书写因党派立场所导致的偏执和专断有所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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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一 从一党独“革”到三党竞“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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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开始出现两股从事改革运动的新力量，一派主张以暴力推翻朝廷，另一派则主张在朝廷主导下推行改革。前者以孙中山为代表，后者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孙中山最初将自己的行为定义为“造反”，后受《易经》中“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之启示，改以“革命”相号召，并自称“革命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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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金观涛对“革命”一词在晚清言论界所出现的次数及其所指涉的含义进行量化统计的结果显示，在1894～1898年间，“革命”一词只是零星出现，且主要指涉法国革命；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革命”一词开始出现新的含义，如代表彻底变革的“宗教革命”、“诗界革命”和用暴力推翻旧王朝的“排满革命”等。1901年以后，“革命”一词开始在中国士大夫著述及报刊言论中较为频繁地出现。[5]1902年，梁启超就晚清知识界对“西学”→“变法”→“民权”→“革命”的认知变化情形作过一精彩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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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闻西学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变法者起，则不骇西学而骇变法矣；十年以前，闻变法而骇者比比然也（王安石变法，为世诟病，数百年来，变法二字，为一极不美之名词。若于十年前在京师尤习闻此言，今则消灭久矣），及言民权者起，则不骇变法而骇民权矣；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今日我国学界之思潮，大抵不骇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骇革命不骇民权者，百而得一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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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氏之言，极生动地说明了“西学”、“变法”、“民权”、“革命”等话语在晚清中国交相递嬗的情形：学界由最初的“骇西学”、“骇变法”，进而“骇民权”、“骇革命”。而且“骇革命”也很快转化为“不骇”。两年之后，梁启超即观察到这一变化：“近数年来中国之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7]梁启超不知是否预料到，“骇革命”之后再无可“骇”。当“革命”一旦代替“民权”，“革命”却找不到别的替代，从此历久而不衰。[8]晚清知识界对革命由“骇”转为“不骇”，从恐惧革命到竞言革命，似乎仅是数载之间的事，不能不慨叹晚清言论界嬗变之速。不过，此时革命尚未成为政治正确的评判标准。桑兵即注意到，在庚子勤王前后，革命与不革命，还处于革新进步的同一阵营之内，可以平等地进行对话。就当时多数趋新士绅而言，“革政”比“革命”更容易接受，其原因并不一定是前者的方式较为温和，反倒是所带来的变化更具实质意义，而且不必给社会造成巨大灾难。当时革命党人也并不以“革命”自囿，而排斥其他方式和派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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