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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对华侨演讲《中国革命之难易》时,声称“‘革命’二字,近日已成为普通名词”。“革命”既成“普通名词”,至少表明此时知识界“言革命”之普遍。不过,孙中山也注意到:“在美华侨,多有不解革命之义者,动以‘革命’二字为不美之名称,口不敢道之,耳不敢闻之。”[10]在美华侨参与孙中山革命最早,未料直至辛亥革命前夕他们之中尚“多有不解革命之义者”。以此推测国内普通大众,其以“‘革命’二字为不美之名称”亦当属情理之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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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以前,同盟会是中国唯一以“革命”为诉求的团体。当时他们的革命目标比较单纯,主要集中于武力排满。民国建立后,“革命军兴,革命党消”成了一时的舆论倾向,无论是一般民众,还是革命党人内部,多认为帝制推翻后,革命亦应随之结束,主张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代议制度和政党政治。一时间,全国数百个号称“党”、“会”的小党派,乘时兴起。据张玉法先生研究,几乎所有的西方政党类型都可以在当时的中国找到。[11]同盟会由秘密转为公开,旋即又联合其他五个政团改组为国民党,政纲由激进转趋温和,性质亦由革命党转变为致力于国会政治的民主政党。是时孙中山也一度大力推崇两党轮流执政的西式政党政治。但这一理想未能实现。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并准备用武力消灭南方革命力量。孙中山被迫发起“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但革命很快失败。国民党于1913年11月被袁世凯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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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6月孙中山于日本东京重组中华革命党,首次在党的名称中公开标示“革命”,厘定“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革命方略”,宣布自革命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时,均为“革命时期”,在此时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革命党负完全责任。孙中山的政党观,由推崇两党轮流执政的西方政党政治,转变为革命党一党治国,但孙中山这一重造革命党的初衷,格于环境,未能立刻达成。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中华革命党由东京迁回上海,重新致力于恢复共和代议制度,实际暂时停止了革命。1917年以后,孙中山开始打出“护法”的旗帜,以恢复民国元年的约法为目标,但其护法事业连遭挫折。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认识到以和平方法争取政权已不可能,再次明确提出: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只有革命。[12]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再次成为孙中山及其国民党人改造中国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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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清末之际革命与改良互争雄长不同的是,到1920年代初,革命为中国多数党派所认同。除中国国民党外,新起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党亦以革命为诉求。革命的局势由清末的“一党独革”演变为“多党竞革”的局面。这一局面的形成,意味着北洋军阀之失道,已经超过了19世纪末的晚清朝廷。康、梁等人当年尚寄希望于清政府推行渐进性改革。而袁世凯死后,北洋体系内再也未能产生一个足以慑服各方、统一全国的强势人物,中国出现了一个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格局,即中央政府失去对全国局势的驾驭力,形成大小军阀分裂割据、频繁混战的局面。这一局面的持续使中国人几乎整体性地陷入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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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民国肇建十余年间,因民主宪政的不成功试验,特别是1923年曹锟贿选,使约法、国会声名狼藉,助长了知识界对共和民主宪政的失望和再起革命的信念。正如《大公报》社论所称:“试问半世以来,中国所谓共和者,果于其义有合否耶?是共和者,不特无毫末之益,而害之于国与民者,且百十倍于清之季世。假共和不如真专制,已成为国民之一般信念。”[13]《东方杂志》在当时中国言论界大体属于比较稳健和偏于保守的刊物。即使是这样的刊物,是时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肯定革命与暴力的正面作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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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东方杂志》相比,《新青年》自属于激进刊物(有一个变化过程)。该刊自1915年创刊,至1926年终刊,前后持续十年有余。统计该刊“革命”等词出现频度的变化,大致呈现这样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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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四”时期(1915~1918):“革命”、“自由”、“科学”、“平等”、“民主”等词的出现频度大体相当,均在1%以下。“自由”、“革命”、“科学”三词的出现频度略超过“平等”、“民主”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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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1919~1922):除“民主”一词的出现频度略有下降外,其他各词的出现频度均呈上升趋势,而“革命”一词的出现频度开始明显超过其他各词。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出现次数不到“科学”的十分之一,不及“革命”的二十分之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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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五四”时期(1923~1926):“革命”一词的出现频度急剧蹿升,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词。“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等均相对沦为边缘,为“革命”让路。1923~1926年间,《新青年》杂志共发表各类文章128篇,平均每篇出现“革命”一词多达25次以上。这无疑是1920年代革命在中国再起的一个重要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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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新青年》杂志“革命”等语词频度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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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1921)、中国青年党(1923)和中国国民党(1924)的成立和改组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三党之间的分歧不在“要不要革命”,而在“如何革命”以及革命究竟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国共两党将他们合作进行的革命称做“国民革命”,口号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中国青年党自称其革命为“全民革命”,口号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表面观之,相互之间并无显著区别,实则三党各自的诠释大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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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自称其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的任务是“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16]中共“二大”对此作了修改,分别提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最低纲领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进行的方法是援助国民党继续“民主革命”。不久,中共将“民主革命”改称“国民革命”。据陈独秀解释,之所以改名,乃鉴于“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而“国民革命”这个口号,更适合于半殖民地各阶级联合革命的需要。[17]其后,毛泽东等人又进一步阐释了中国“国民革命”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的区别,认为前者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买办地主,革命的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后者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封建贵族,革命的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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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认为不同的阶级因其经济地位不同,其对革命的态度亦判然有别。“越向上层的资产阶级越富于妥协性,越向下层的无产阶级越富于革命性”。无产阶级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中共坚信自己是全世界最先进阶级的代表,是人类未来命运的主宰,因而具有强烈的阶级优越感和历史使命感。中共认为,国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过渡,国民革命强调联合,社会革命强调分化。共产党先帮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完成国民革命,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在他们看来,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所进行的革命如同俄国的二月革命,而他们的目标则要发动十月革命,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权。中共话语中的“国民革命”,实质上是“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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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口号提出后,很快为孙中山和国民党人所认同。[19]但孙中山和国民党人对“国民革命”的理解和解释与中共并不一致。孙中山的政治理想和革命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和一个在政治、经济上比西方更平等的改良社会。他不同意在中国实行俄国式的社会主义。他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明确声明“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尽管声明多少含有想要避免刺激列强的意图,但从其前后大量相关言论观之,亦未尝不是其本心的真实表白。在孙中山看来,俄国人的共产主义并无优长新奇之处,他的三民主义比共产主义更具包容性,更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国情是患贫。中国人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还不存在西方社会那样的阶级对立和冲突,所以中国的问题是如何用温和的和缓进的方法,预防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不是用共产主义去提倡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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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孙中山“联俄”“容共”以后,其思想仍难免受到苏俄意识形态的影响。当时外间舆论传言国民党已“赤化”。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专门发表“辟谣”声明,声称“国民党之本体不变,主义不变,政纲之原则不变。此次改组,乃改党之组织,采用俄国委员制”。[20]以今人“后见之明”的眼光看,1924年国民党改组,其路线基本上是以“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主要借鉴苏俄的治党建军经验。[21]不过,所谓“主义不变”,其实并非完全未变。国民党“一大”通过两个关键性的文件,一是国民党新党章,一是大会宣言。这两个文件均由苏俄顾问鲍罗廷参与起草,前者是以1919年12月俄共(布)第8次全国代表会议颁发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为蓝本,[22]后者是以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通过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为蓝本。[23]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最明显之处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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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解释中,引入了阶级的概念和理论,指出民族主义对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意义;民权主义不是从人权和公民权的角度去分析,而是把它视为一个革命的原则,民权只赋予那些坚持革命政权观点的人,批评“近世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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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解释中,加入了反帝的内容。“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藉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24]换言之,能否享有自由权利,端视反不反对帝国主义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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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语义上看,国共两党高呼的“打倒帝国主义”口号,与中国青年党提出的“外抗强权”口号,似无多大差别,但前者实际上隐含着列宁主义的世界革命观,至少在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透示着俄式革命的潜在效应:第一,将中国革命与西方帝国主义宗主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衔接在一起,组成一条世界革命阵线,带给中国的革命分子一种前所未有的“使命感”。他们的奋斗不仅仅是为了中国的民族解放,也为了全世界受压迫的无产阶级。第二,革命的任务和范围扩大,不仅要推翻中国的过去(封建主义),也要打倒西方的现状(资本帝国主义),所以革命不再像过去以为的短时间内就能结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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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命题也得到了国民党人的认同。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孙中山即申言,此次国民党要重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对内推倒军阀,对外反抗帝国主义,“将全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26]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其《宣言》更明确指出:“中国国民革命,实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其努力之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吾人所指为中国之生路者则如下:其一,对外当打倒帝国主义。其必要之手段:一曰联合世界革命之先进国。二曰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之民族。三曰联合帝国主义者本国内大多数被压迫之人民。其二,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次则官僚、买办阶级、土豪。”[27]依此,“国民革命”的含义实际已经大大超出了它的字面意义:民族的革命扩大为世界的革命;“国民”的革命转化成了阶级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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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中国青年党的“全民革命”主张,正是针对国共两党的“世界革命”和“阶级革命”而发。中国青年党在其建党宣言中,首先批评了中共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符合国情,认为工人仅占全国人口的4%强,以如此少数的工人实行专政,万不可能。况且全国农工商学各界,同受军阀压迫,独倡一阶级专政,会失去大多数民众的同情,不能进行大规模的革命。[28]其次,青年党认为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是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而不是国内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在中国新式产业尚未发展,劳资阶级不甚悬殊的时期,主张阶级争斗会助长混乱,妨碍国家统一。“中国目下的急务是被压迫的中国与压迫的列强争斗,力求国家的生存,而后全国人民无论有产的或无产的,才有所托命,否则国内阶级争斗利害一分,便使对外争斗的力量减少一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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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党自称其宗旨是:“本国家主义的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30]“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本是五四爱国运动中所提出的口号,而青年党进一步将其阐释为“对内为民主革命,对外为民族革命”。[31]具体的进行方法,则“联合农工商学各界,先求‘全民武装’,进而实行‘全民革命’,以造成‘全民福利’之国家,而不偏于任何阶级”。[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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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青年党看来,国共两党的革命是“不彻底的”,甚至称不上是“真革命”,而是“假革命”。其理由有二:一是国共“联此军阀以倒彼军阀”;二是国共“联赤帝国主义以倒白帝国主义”。前者指联冯玉祥、唐生智等人,后者指联苏俄。在中国青年党人眼中,冯、唐固然是旧军阀,苏俄也是变相的“新帝国主义”。青年党人自认其革命主张比国共两党更激进,更鲜明,更彻底。因为他们反对联络任何军阀,也反对依靠任何欧美国家,主张“内求统一,外求独立”;“内不妥协,外不亲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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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军阀”与“帝国主义”被国共两党确定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后,“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主张很快为多数中国人所接受。但什么是“军阀”,什么是“帝国主义”,一般民众心目中固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即使在国共两党的言说中,亦带有浓厚的任意性。冯玉祥、唐生智等人由军阀变为“革命将军”,几乎是旦夕之间的事。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孙中山誉之为“中央革命”,其实,冯的倒戈行为不仅有悖北洋体系的传统行事准则,在操守上亦颇遭谴责,“社会上谅之者甚少”。[34]北伐出师后,唐生智等一大批旧军人相继归附到国民革命军行列,被国民革命军委以要职。青年党对此颇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考此辈军阀,来助革命军北伐,不外两种心理:或系师出无名而欲借名义以自重,或系日暮途穷,而欲得点钱财以自保。此种人而欲其了解主义,以始终从事革命,实行救国,岂不是大笑话!在南方政府之意或不过暂时利用之以张声势,以图进展。殊不知此辈为投机利用而来者!一旦稍有利可图,有地可据,则群起争赃;争之不平,则破裂随之,或内哄或倒戈,而大局因以瓦解!”[35]青年党在北伐初期的这一预言,在北伐以后大体为新一轮的军阀混战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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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量苏联档案解密以及相关研究成果表明,1920年代苏俄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包括援助中国革命,均有其自身利益的优先考量。即就共产国际所领导的世界革命而论,联合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起来革命,其最大受惠者亦首先是号称世界革命中心的苏俄。但在当时联俄师俄的气氛下,国共两党几乎都不曾警觉苏俄援助中国革命背后所隐含的终极关怀,即或有所怀疑,亦出于党派当下现实利益的考量而策略性地加以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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