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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对华侨演讲《中国革命之难易》时，声称“‘革命’二字，近日已成为普通名词”。“革命”既成“普通名词”，至少表明此时知识界“言革命”之普遍。不过，孙中山也注意到：“在美华侨，多有不解革命之义者，动以‘革命’二字为不美之名称，口不敢道之，耳不敢闻之。”[10]在美华侨参与孙中山革命最早，未料直至辛亥革命前夕他们之中尚“多有不解革命之义者”。以此推测国内普通大众，其以“‘革命’二字为不美之名称”亦当属情理之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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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以前，同盟会是中国唯一以“革命”为诉求的团体。当时他们的革命目标比较单纯，主要集中于武力排满。民国建立后，“革命军兴，革命党消”成了一时的舆论倾向，无论是一般民众，还是革命党人内部，多认为帝制推翻后，革命亦应随之结束，主张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代议制度和政党政治。一时间，全国数百个号称“党”、“会”的小党派，乘时兴起。据张玉法先生研究，几乎所有的西方政党类型都可以在当时的中国找到。[11]同盟会由秘密转为公开，旋即又联合其他五个政团改组为国民党，政纲由激进转趋温和，性质亦由革命党转变为致力于国会政治的民主政党。是时孙中山也一度大力推崇两党轮流执政的西式政党政治。但这一理想未能实现。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并准备用武力消灭南方革命力量。孙中山被迫发起“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但革命很快失败。国民党于1913年11月被袁世凯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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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6月孙中山于日本东京重组中华革命党，首次在党的名称中公开标示“革命”，厘定“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革命方略”，宣布自革命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时，均为“革命时期”，在此时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革命党负完全责任。孙中山的政党观，由推崇两党轮流执政的西方政党政治，转变为革命党一党治国，但孙中山这一重造革命党的初衷，格于环境，未能立刻达成。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中华革命党由东京迁回上海，重新致力于恢复共和代议制度，实际暂时停止了革命。1917年以后，孙中山开始打出“护法”的旗帜，以恢复民国元年的约法为目标，但其护法事业连遭挫折。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认识到以和平方法争取政权已不可能，再次明确提出：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只有革命。[12]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再次成为孙中山及其国民党人改造中国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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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清末之际革命与改良互争雄长不同的是，到1920年代初，革命为中国多数党派所认同。除中国国民党外，新起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党亦以革命为诉求。革命的局势由清末的“一党独革”演变为“多党竞革”的局面。这一局面的形成，意味着北洋军阀之失道，已经超过了19世纪末的晚清朝廷。康、梁等人当年尚寄希望于清政府推行渐进性改革。而袁世凯死后，北洋体系内再也未能产生一个足以慑服各方、统一全国的强势人物，中国出现了一个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格局，即中央政府失去对全国局势的驾驭力，形成大小军阀分裂割据、频繁混战的局面。这一局面的持续使中国人几乎整体性地陷入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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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民国肇建十余年间，因民主宪政的不成功试验，特别是1923年曹锟贿选，使约法、国会声名狼藉，助长了知识界对共和民主宪政的失望和再起革命的信念。正如《大公报》社论所称：“试问半世以来，中国所谓共和者，果于其义有合否耶？是共和者，不特无毫末之益，而害之于国与民者，且百十倍于清之季世。假共和不如真专制，已成为国民之一般信念。”[13]《东方杂志》在当时中国言论界大体属于比较稳健和偏于保守的刊物。即使是这样的刊物，是时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肯定革命与暴力的正面作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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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东方杂志》相比，《新青年》自属于激进刊物（有一个变化过程）。该刊自1915年创刊，至1926年终刊，前后持续十年有余。统计该刊“革命”等词出现频度的变化，大致呈现这样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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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四”时期（1915～1918）：“革命”、“自由”、“科学”、“平等”、“民主”等词的出现频度大体相当，均在1%以下。“自由”、“革命”、“科学”三词的出现频度略超过“平等”、“民主”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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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1919～1922）：除“民主”一词的出现频度略有下降外，其他各词的出现频度均呈上升趋势，而“革命”一词的出现频度开始明显超过其他各词。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出现次数不到“科学”的十分之一，不及“革命”的二十分之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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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五四”时期（1923～1926）：“革命”一词的出现频度急剧蹿升，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词。“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等均相对沦为边缘，为“革命”让路。1923～1926年间，《新青年》杂志共发表各类文章128篇，平均每篇出现“革命”一词多达25次以上。这无疑是1920年代革命在中国再起的一个重要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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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新青年》杂志“革命”等语词频度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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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1921）、中国青年党（1923）和中国国民党（1924）的成立和改组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三党之间的分歧不在“要不要革命”，而在“如何革命”以及革命究竟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国共两党将他们合作进行的革命称做“国民革命”，口号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中国青年党自称其革命为“全民革命”，口号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表面观之，相互之间并无显著区别，实则三党各自的诠释大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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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自称其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的任务是“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16]中共“二大”对此作了修改，分别提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最低纲领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进行的方法是援助国民党继续“民主革命”。不久，中共将“民主革命”改称“国民革命”。据陈独秀解释，之所以改名，乃鉴于“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而“国民革命”这个口号，更适合于半殖民地各阶级联合革命的需要。[17]其后，毛泽东等人又进一步阐释了中国“国民革命”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的区别，认为前者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买办地主，革命的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后者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封建贵族，革命的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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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认为不同的阶级因其经济地位不同，其对革命的态度亦判然有别。“越向上层的资产阶级越富于妥协性，越向下层的无产阶级越富于革命性”。无产阶级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中共坚信自己是全世界最先进阶级的代表，是人类未来命运的主宰，因而具有强烈的阶级优越感和历史使命感。中共认为，国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过渡，国民革命强调联合，社会革命强调分化。共产党先帮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完成国民革命，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在他们看来，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所进行的革命如同俄国的二月革命，而他们的目标则要发动十月革命，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权。中共话语中的“国民革命”，实质上是“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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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口号提出后，很快为孙中山和国民党人所认同。[19]但孙中山和国民党人对“国民革命”的理解和解释与中共并不一致。孙中山的政治理想和革命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和一个在政治、经济上比西方更平等的改良社会。他不同意在中国实行俄国式的社会主义。他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明确声明“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尽管声明多少含有想要避免刺激列强的意图，但从其前后大量相关言论观之，亦未尝不是其本心的真实表白。在孙中山看来，俄国人的共产主义并无优长新奇之处，他的三民主义比共产主义更具包容性，更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国情是患贫。中国人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还不存在西方社会那样的阶级对立和冲突，所以中国的问题是如何用温和的和缓进的方法，预防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不是用共产主义去提倡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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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孙中山“联俄”“容共”以后，其思想仍难免受到苏俄意识形态的影响。当时外间舆论传言国民党已“赤化”。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专门发表“辟谣”声明，声称“国民党之本体不变，主义不变，政纲之原则不变。此次改组，乃改党之组织，采用俄国委员制”。[20]以今人“后见之明”的眼光看，1924年国民党改组，其路线基本上是以“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主要借鉴苏俄的治党建军经验。[21]不过，所谓“主义不变”，其实并非完全未变。国民党“一大”通过两个关键性的文件，一是国民党新党章，一是大会宣言。这两个文件均由苏俄顾问鲍罗廷参与起草，前者是以1919年12月俄共（布）第8次全国代表会议颁发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为蓝本，[22]后者是以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通过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为蓝本。[23]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最明显之处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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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解释中，引入了阶级的概念和理论，指出民族主义对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意义；民权主义不是从人权和公民权的角度去分析，而是把它视为一个革命的原则，民权只赋予那些坚持革命政权观点的人，批评“近世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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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解释中，加入了反帝的内容。“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藉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24]换言之，能否享有自由权利，端视反不反对帝国主义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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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语义上看，国共两党高呼的“打倒帝国主义”口号，与中国青年党提出的“外抗强权”口号，似无多大差别，但前者实际上隐含着列宁主义的世界革命观，至少在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透示着俄式革命的潜在效应：第一，将中国革命与西方帝国主义宗主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衔接在一起，组成一条世界革命阵线，带给中国的革命分子一种前所未有的“使命感”。他们的奋斗不仅仅是为了中国的民族解放，也为了全世界受压迫的无产阶级。第二，革命的任务和范围扩大，不仅要推翻中国的过去（封建主义），也要打倒西方的现状（资本帝国主义），所以革命不再像过去以为的短时间内就能结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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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命题也得到了国民党人的认同。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孙中山即申言，此次国民党要重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对内推倒军阀，对外反抗帝国主义，“将全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26]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其《宣言》更明确指出：“中国国民革命，实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其努力之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吾人所指为中国之生路者则如下：其一，对外当打倒帝国主义。其必要之手段：一曰联合世界革命之先进国。二曰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之民族。三曰联合帝国主义者本国内大多数被压迫之人民。其二，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次则官僚、买办阶级、土豪。”[27]依此，“国民革命”的含义实际已经大大超出了它的字面意义：民族的革命扩大为世界的革命；“国民”的革命转化成了阶级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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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中国青年党的“全民革命”主张，正是针对国共两党的“世界革命”和“阶级革命”而发。中国青年党在其建党宣言中，首先批评了中共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符合国情，认为工人仅占全国人口的4%强，以如此少数的工人实行专政，万不可能。况且全国农工商学各界，同受军阀压迫，独倡一阶级专政，会失去大多数民众的同情，不能进行大规模的革命。[28]其次，青年党认为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是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而不是国内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在中国新式产业尚未发展，劳资阶级不甚悬殊的时期，主张阶级争斗会助长混乱，妨碍国家统一。“中国目下的急务是被压迫的中国与压迫的列强争斗，力求国家的生存，而后全国人民无论有产的或无产的，才有所托命，否则国内阶级争斗利害一分，便使对外争斗的力量减少一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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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党自称其宗旨是：“本国家主义的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30]“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本是五四爱国运动中所提出的口号，而青年党进一步将其阐释为“对内为民主革命，对外为民族革命”。[31]具体的进行方法，则“联合农工商学各界，先求‘全民武装’，进而实行‘全民革命’，以造成‘全民福利’之国家，而不偏于任何阶级”。[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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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青年党看来，国共两党的革命是“不彻底的”，甚至称不上是“真革命”，而是“假革命”。其理由有二：一是国共“联此军阀以倒彼军阀”；二是国共“联赤帝国主义以倒白帝国主义”。前者指联冯玉祥、唐生智等人，后者指联苏俄。在中国青年党人眼中，冯、唐固然是旧军阀，苏俄也是变相的“新帝国主义”。青年党人自认其革命主张比国共两党更激进，更鲜明，更彻底。因为他们反对联络任何军阀，也反对依靠任何欧美国家，主张“内求统一，外求独立”；“内不妥协，外不亲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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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军阀”与“帝国主义”被国共两党确定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后，“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主张很快为多数中国人所接受。但什么是“军阀”，什么是“帝国主义”，一般民众心目中固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即使在国共两党的言说中，亦带有浓厚的任意性。冯玉祥、唐生智等人由军阀变为“革命将军”，几乎是旦夕之间的事。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孙中山誉之为“中央革命”，其实，冯的倒戈行为不仅有悖北洋体系的传统行事准则，在操守上亦颇遭谴责，“社会上谅之者甚少”。[34]北伐出师后，唐生智等一大批旧军人相继归附到国民革命军行列，被国民革命军委以要职。青年党对此颇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考此辈军阀，来助革命军北伐，不外两种心理：或系师出无名而欲借名义以自重，或系日暮途穷，而欲得点钱财以自保。此种人而欲其了解主义，以始终从事革命，实行救国，岂不是大笑话！在南方政府之意或不过暂时利用之以张声势，以图进展。殊不知此辈为投机利用而来者！一旦稍有利可图，有地可据，则群起争赃；争之不平，则破裂随之，或内哄或倒戈，而大局因以瓦解！”[35]青年党在北伐初期的这一预言，在北伐以后大体为新一轮的军阀混战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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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量苏联档案解密以及相关研究成果表明，1920年代苏俄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包括援助中国革命，均有其自身利益的优先考量。即就共产国际所领导的世界革命而论，联合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起来革命，其最大受惠者亦首先是号称世界革命中心的苏俄。但在当时联俄师俄的气氛下，国共两党几乎都不曾警觉苏俄援助中国革命背后所隐含的终极关怀，即或有所怀疑，亦出于党派当下现实利益的考量而策略性地加以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