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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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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蒋介石：《在广东第六次全省教育大会代表讲话》（1926年5月3日），《蒋介石言论集》第2集，中华书局，1965年铅印稿，第459～4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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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第592～5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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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称：“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点分析则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五种人各有不同的经济地位，各有不同的阶级性。因此对于现代的革命，乃发生反革命、半反革命、对革命守中立、参加革命和为革命主力军之种种不同的态度。”见《中国农民》第2期，1926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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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杨荫杭：《解决时局谈》，《申报》1922年2月24～26日，见氏著《老圃遗文辑》，第528～5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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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曾琦：《共产党之复古反动与反革命》，《醒狮》第68号，1926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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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王季文：《中国国民党革命理论之研究》，第三编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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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蒋介石：《谨告全国国民党同志书》（1927年4月），《蒋介石言论集》第4集，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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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引自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第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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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前溪：《农民问题案评论》，《国闻周报》第4卷第13期，1927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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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反革命》（社评），天津《大公报》1927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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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大不韪：《党军治下之江西》，《醒狮》第118号，1927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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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关于近代中国革命话语的专断性和任意性，黄金麟《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新史学》第11卷第1期）一文作过很好的个案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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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反革命》（社评），天津《大公报》1927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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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鲁迅：《可恶罪》，《语丝》第154期，1927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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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第四章 “北伐”“南征”与“反革命罪”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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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北伐军自广东、湖南入湖北，一路势如破竹，不到两月，即由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然而，当北伐军打到武汉时，武昌城屡攻不下，伤亡惨重，最后采取围困的方式，直到守城北军粮绝无援，才最终克复，前后持续40天之久，是北伐战争中北军抵抗最顽强、北伐军伤亡最惨重的一次战役。陈嘉谟和刘玉春是吴佩孚手下负责守卫武昌的两位北军将领。北伐军攻占武昌后，两人被活捉。战争年代，处治俘虏本属常事。然而，对陈嘉谟和刘玉春的处治，不仅当时南北各方意见不一，全国舆论予以高度关注，更为传奇的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反革命罪”，竟是以审判这两位北军将领为契机而出笼的。在这一过程中，本土的地缘、伦理与外来的法律、革命观念交相错突，浓缩地呈现转型时期的多元面相。亦因为此，有关陈嘉谟和刘玉春的故事，今天仍值得我们去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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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一 “北伐”与“南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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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以吴佩孚势力为最大。武汉是华中之政治经济中心，全国重要交通枢纽，当时是吴佩孚统治地盘内的一大重镇。武昌时为湖北省省会，“城周回九十里，城凡十门”，城墙坚固，高三丈有余，城外壕沟深二三米，城内蛇山横断东西，城外地势平坦，易守难攻。1926年8月底，吴佩孚的军队由汀泗桥、贺胜桥接连败退。31日晚，北伐军进抵武昌城郊。吴佩孚决定死守武汉三镇，任命刘玉春为武昌守城总司令，与湖北督军陈嘉谟共同防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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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7日，汉口、汉阳未经血战即因刘佐龙投诚而相继被北伐军克复。吴佩孚率部撤往河南信阳以北。武昌遂成一座孤城。北伐军满以为武昌城亦可一举攻下。未料刘玉春凭借地理优势，以1.2万残兵据守孤城，无粮无援，竟与七八万北伐精锐部队顽抗相持达40天之久。在此期间，北伐军先是坚攻，继而围困。城内居民约20万（亦说30万）一同被围，很快城内粮食殆尽，饿殍累累，“吃草根，吃树皮，吃猫，吃狗，吃老鼠”，情形十分悲惨。据说陈嘉谟战志不坚，战亦可，降亦可，而刘玉春则主张抵抗到底，誓要与城共存亡。[2]战争僵局受到全国报纸普遍而持续的关注。舆论对城内难民给以普遍的同情。“京、沪等地及国外的报纸竟把守城的敌将刘玉春英雄化了，把他称赞得就和田单、张睢阳一样。”[3]如称“刘氏以败残之兵，困守孤城，其勇烈洵近世稀有”，甚至誉刘氏为“武昌笼城勇士”。[4]刘玉春竟因此声名大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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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武昌城终被北伐军克复。陈嘉谟和刘玉春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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