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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实实在在的战争，南方声称是“北伐”，北方声称是“南征”，中立的报纸称之为南北大战，知识界誉之为“新旧决斗”，国共两党则将其建构为“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开始是南与北战，后来演化为南与南争。在当下的局外人看来，谁“革命”，谁“反革命”，起初泾渭分明，继而模糊难辨。“反革命”既有原生态，也有可能从革命阵营中分化出来。蒋介石开始被认作国民党左派，继而被认作国民党中派，最后被认作国民党右派。与此相随，蒋介石的政治角色，也经历了一个从“革命”到“不革命”再到“反革命”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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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反革命罪条例》出台前夕，名义上是国民党的“党报”，实际上由中共掌控的《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一篇名为《甚么是反革命》的文章，虚虚实实罗列了32项“反革命”行为。不久，作者又两次增补，总计多达53项。[53]范围不仅涉及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经济等领域，更泛化到伦理道德和个人私生活、性格、品行等层面，除助长军阀、勾结帝国主义、破坏工农运动、反对联俄联共等“正宗”反革命外，连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畏难苟安、委曲求全、阳奉阴违、好逸恶劳、行动暧昧、模棱两可、吸食鸦片、赌博嫖娼、骄傲自信、感情冲动、意志不坚、重视个人感情、抱家庭乡土宗族观念、党员不纳党费、不参加会议等等，均被归入到“反革命”行列，泛化、激化到令人叹为观止，也意味着“革命”意识形态开始向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伦理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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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反革命罪条例》出台，第一次将“反革命”作为一种刑事罪名列入法律。法律条文贵在严谨，将一个极度泛化和不确定性的政治概念“绳之以法”，本身即隐含着浓烈的吊诡意味。在《反革命罪条例》出台以前，“反革命”只是一个相当随意的政治污名；在《反革命罪条例》出台以后，“反革命”既是一个相当随意的政治污名，又是一顶可以置人于死地的法律罪名。从此以后，“反革命”称号始终处于一种虚虚实实的状态，既具有法律的威严性，又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其实《反革命罪条例》出台伊始，就具有虚实难辨的暧昧性，表面上是为了审判陈嘉谟和刘玉春，实际上是想吓阻蒋介石。武汉政府既拿它对陈嘉谟和刘玉春审而不判，又拿它对蒋介石判而不审。受审的陈嘉谟和刘玉春最终并未因“反革命罪”而受到惩治，而不曾受审的蒋介石却成为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一致声讨的“反革命”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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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罪条例》所列举的10余项“反革命”行为，有些其实只是普通刑事犯罪。更为关键的是，条例规定，判断“反革命”的一个基本准则是具有反革命的“目的”和“意图”。任何犯罪，只要有了反革命动机，就可以构成反革命罪，或升格为反革命罪。然而，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怀有反革命的“目的”和“意图”，既难判定，也难举证，既难证实，亦难证伪，有时就难免流于自由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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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罪条例》本是国民革命和国共合作时期的产物。国、共分家后，两党的很多政策法规都作了调整，而有关反革命罪的相关法律，则基本沿袭。南京国民政府方面始称《暂行反革命治罪法》（1928），其后易名为《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1931），[54]镇压对象主要是共产党，但也波及青年党及其他党内外“异议分子”。中共方面，有关反革命的治罪条例，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得到继承和发扬。而“肃反”对象殃及党内革命同志。1949年中共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反革命”既是一项受打击和处治最严厉的法律罪名，又是一项最随意、最泛滥、最令人恐惧的政治污名。难以数计的中国人被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地笼罩乃至葬身于这一罪名之下。直至1997年，整整沿用70年之久的“反革命罪”才正式更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两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时，“反革命”一词才彻底从宪法中剔除。[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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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其他刑名像“反革命罪”一样虚实相因、真伪难寻、宽严无度的了。无论是被“从宽发落”的陈嘉谟、刘玉春，还是当年那些《反革命罪条例》的制定者，可能谁也不曾料想，这一罪名将要在此后的70年间衍生多少急风暴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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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武汉政府《反革命罪条例》与苏俄政府《国事罪条例》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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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武汉政府《反革命罪条例》与苏俄政府《国事罪条例》对照表-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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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玉春：《百战归田录》卷2，线装本，自印，1930，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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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第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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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郭沫若：《北伐途次》，《革命春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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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刘泰然受审》，北京《益世报》1927年2月14日；剑甫生：《长江战线视察记》，《顺天时报》1926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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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南军攻入武昌详情》，上海《商报》1926年10月15日；《武昌调人营救刘玉春》，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1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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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刘玉春：《百战归田录》卷2，第2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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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旅京鄂人团体营救陈刘，陈嘉谟以二百万元赎命》，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18册，第172页；《陈嘉谟刘玉春生命难保》，《顺天时报》1927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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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湖北旅沪同乡会即认为陈嘉谟和刘玉春死守武昌，挟人民以自卫，置城内20万生灵于不顾，乃不恤民命，不重地方，故通电请求严惩。见《两团体电请处分陈刘》，《申报》1926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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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顺天时报》1926年6月9日（第2版）报道标题为《吴（佩孚）蒋（介石）竞唱南征北伐》；天津《大公报》1927年6月6日社评《南北势力变迁》写道：“自北军观之，且以为只有南征，绝无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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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那时北京社会“最流行的读物”（梁启超语）且以“自由”立场著称的《现代评论》即说“这场大战，可以说是中华民国生死的关头，是新旧思想破釜沉舟的决斗”；“南军与北军，如同光明之与黑暗，绝对不能并存”。见万《武汉风云》，涵庐《从武力的胜负到政治的胜负》，《现代评论》第4卷第93、98期，1926年9月18日、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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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于枫：《关于“北伐”之两种不同的观念》，《向导》第167期，1926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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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郭沫若：《北伐途次》，《革命春秋》，第40～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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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6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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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奉张宣言发表》，天津《大公报》1926年12月7日；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5卷，武汉出版社，1990，第3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