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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第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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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郭沫若：《北伐途次》，《革命春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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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刘泰然受审》，北京《益世报》1927年2月14日；剑甫生：《长江战线视察记》，《顺天时报》1926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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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南军攻入武昌详情》，上海《商报》1926年10月15日；《武昌调人营救刘玉春》，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1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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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刘玉春：《百战归田录》卷2，第2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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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旅京鄂人团体营救陈刘，陈嘉谟以二百万元赎命》，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18册，第172页；《陈嘉谟刘玉春生命难保》，《顺天时报》1927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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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湖北旅沪同乡会即认为陈嘉谟和刘玉春死守武昌，挟人民以自卫，置城内20万生灵于不顾，乃不恤民命，不重地方，故通电请求严惩。见《两团体电请处分陈刘》，《申报》1926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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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顺天时报》1926年6月9日（第2版）报道标题为《吴（佩孚）蒋（介石）竞唱南征北伐》；天津《大公报》1927年6月6日社评《南北势力变迁》写道：“自北军观之，且以为只有南征，绝无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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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那时北京社会“最流行的读物”（梁启超语）且以“自由”立场著称的《现代评论》即说“这场大战，可以说是中华民国生死的关头，是新旧思想破釜沉舟的决斗”；“南军与北军，如同光明之与黑暗，绝对不能并存”。见万《武汉风云》，涵庐《从武力的胜负到政治的胜负》，《现代评论》第4卷第93、98期，1926年9月18日、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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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于枫：《关于“北伐”之两种不同的观念》，《向导》第167期，1926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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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郭沫若：《北伐途次》，《革命春秋》，第40～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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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6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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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奉张宣言发表》，天津《大公报》1926年12月7日；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5卷，武汉出版社，1990，第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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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孙传芳对蒋送最后警告》，《顺天时报》1926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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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吴佩孚初回郑时之举动，大散传单谓南军仇杀北人》，天津《大公报》1926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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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有关南北地缘文化对北伐的影响，罗志田《地方意识与全国统一：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185～225页）有精彩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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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两团体电请处分陈刘》、《陈刘尚在管押中》，《申报》1926年10月17、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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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陈嘉谟刘玉春生命难保》，《顺天时报》1927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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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第十四次会议议事录》，郑自来、徐莉君主编《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资料选编》，武汉出版社，2004，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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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旅京鄂人团体营救陈刘，陈嘉谟以二百万元赎命》，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18册，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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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徐谦：《在武汉国民政府第十三次会议上的报告》，湖北政法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国共联合政府法制文献选编》，农村读物出版社，1987，第47～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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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第二十一次会议记录》，《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资料选编》，第315～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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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第二十二次会议记录》，《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资料选编》，第327～328页；《反革命罪条例》，见《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0日，另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武汉出版社，2005，第224～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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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唐有壬：《甚么是反革命》，《现代评论》第2卷第41期，1925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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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6年11月22日决议，《苏俄刑法典》从1927年1月1日起施行，但有关反革命罪的条文除外。见〔苏〕A.盖尔青仲编《苏联和苏俄刑事立法史料汇编（1917～1952）》，郑华等译，法律出版社，1956，第479～5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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