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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区委对中央的组织路线已经打了折扣，而基层部委又对区委的组织路线打折扣。层层递减的结果，实践与制度日趋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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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区委要求每个党员每月介绍五人以上入党。介绍者自然首先从自己的熟人、朋友和亲戚、帮派入手。但上海区委很快发现，通过私人感情介绍党员的方式固然便捷，而其弊端则是新党员效忠于个人胜过效忠于党，“同志对党关系不如对私人”。[27]区委称：“过去我们发展党员，往往以党员个人的情感关系为介绍新同志的入手办法，因此发现很多的弊病，如一个同志发生不好倾向，或遭其他打击，其余凡为这个同志所介绍的同志，都与党脱离了关系。尤其是工人区域，往往以每个同志的帮派或姊妹们的关系，从事发展，结果，这许多同志只知有帮派或姊妹们的情谊，而不知有党，很少对党有诚挚的信仰与情感及认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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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在青年团中也存在。如小沙渡的纱厂工人，有的一人介绍数十人加入，甚至“一天将一车间的女工一起领来，不问她是否觉悟，介绍来的时候并没有经过支部的通过，更说不上部委的批准……只问在车间是否听他的话，不问她的家庭，她的历史……因为只是一二个人的发展，所以发展是畸形的，一厂里甲班有同志，乙班却一个也没有……而且男女同志的发展也不平均，同兴十四厂（的同志）都是女的，东、西五厂（的同志）尽是男的”。[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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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上海区委仍然不停地催促各部委和基层支部加紧发展新党员。区委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1926年10月17日，陈独秀亲自给各级党部负责同志写信，声称：“我们现在都已经喊出‘从研究的小团体到群众的政党’这一口号了，可是怎样才能够走到群众的政党呢？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党的各级党部若仍被研究小团体的旧观念所拘囚，而不急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便是对党怠工，便是一种反动行为。因此，我提议：我们的党在明年春天第五次全国大会以前，党员应发展到四万以上（C.Y.应该照此数目加一倍）。”[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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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响应中央急于实现“群众党”的目标，上海区委经常将指标具体落实到各部委每周的征求数目，并提出“大发展，大洗刷”的口号，认为“因为群众很简单，不能完全靠得住，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认识，就介绍进来，如果进来后稍有不合，就可开除，这样结果就拿住积极分子，就把党去深入群众”。[31]实际上，区委一心追求“大发展”，“大洗刷”并未见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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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月的统计结果显示，上海党员约3000人。这一数字显然与区委所期待的“大发展”目标相距甚远，于是区委又提出一定要在三个月内发展到1万人。[32]到3月15日统计，党员人数增加到4400人。区委仍十分不满：两个月只发展1000多党员，“实在嫌太少了，以后要努力吸收，我们要在一月内发展到一万个党员”。[33]但令区委沮丧的是，第二天各部委汇报上来的党员人数反而减少了200人。这意味着部委报上来的党员数字并不可靠。区委觉得“部委说话靠不住”，“部委书记工作之不切实”。[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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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伐战争的迅猛推进，中共中央更感到扩充党的队伍的重要性。1927年3月17日，陈独秀乐观地认为：“我们如果党员发展得很多，将来对付右倾军阀，可用党员大会来解决最后难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要尽量扩充C.P.，以后北伐军来后，就整个的加入国民党。”[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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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响应陈独秀的号召，上海区委于3月18日决定开展一个“宣传C.P.周”，向上海市民公开宣传C.P.，公开征求党员，如几十人的集会，可公开签名集体加入，同时提出在产业工人及店员、学生和小商人中，要无限制地发展党员。[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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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这一胜利更激励了上海区委扩充组织的雄心。3月23日，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提出“十天内假使无一万同志就为党的失败”。[37]也就是说，十天之内，要将党员人数由现有的4000多人扩充为1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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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区委召开扩大活动分子会议，头脑更为发热，声称：“现在要特别群众化，以后要五万C.P.同志努力是可以的，三月以内要做到。下月到二万。我们同志怀疑，就是不懂革命，伟大潮流未冲破我们脑筋……我们要大开门户，就是包办革命。”[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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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区委将指标更往上提，提出“十天以内要发展到一万八千人。上海要五万党员，内要有六千知识分子，五千小商人，党才能有好的行动”。[39]区委要求基层支部放胆介绍，只要肯来，来者不拒。南市纠察队全体加入共产党，受到区委的表彰，号召别的部委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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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开门办党的大潮中，上海的中共党员人数在20天左右的时间里，由4000多人猛增到8000多人。目前所见的四一二政变前夕上海中共党员人数的最后统计，是4月4日的8374人。不过，上海区委对这一数字的确实性也不敢肯定。[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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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郑超麟回忆，1927年中共在武汉的组织发展也有过像上海一样的“大跃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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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势必影响党员的素质和组织的严密性。上海区委一再慨叹党费收不上来，支部会议不能按时开，部会组织不健全；不少党员不明党义，甚至分不清工会与党的差别；个人主义和宗法社会思想在党员中更是普遍存在。[41]如1926年5月15日上海区委通告称：“近查各级负责同学，对于工作态度……到处表现疲乏敷衍的现象，以致党的工作非常涣散，党部与党员的关系很不密切，甚至尚有不知自己的加入者为何种团体之党员。而党部对于所属党员之名数，亦多浮夸不实；至于数月不曾开会之支部，数月不曾到会之党员，更是累累皆然；每次对于上级机关之报告，则临时敷衍，随意欺骗的地方很多很多。”[42]区委还承认：“我们的工作都建筑在各地方，可是真正C.P.的工作不是地方的而是支部的，支部是群众核心……现在C.P.是暴发户，而无支部工作，支部很不好。”[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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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初的统计显示，大约60%的支部每周能开会，50%的党员每周能到会，按规定交党费的党员约60%，实际能发挥作用的党员只有20%。[44]上海区委感叹：“在中国目前要造真正的C.P.确是很难！”“要在中国造成理想的党确办不到！”[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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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上海党组织的实际运作情形与中共党章所规定的制度形态相距甚远，但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与同时期中共其他地方组织相比，上海和湖南要算最好。[46]中共中央尤其注重上海，希望将上海制造为“全党的模范区”。二是与同时期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相比，中共的组织要算最好，共产国际“很夸奖中国支部，要欧洲各国模仿”。[47]三是与同时期的国民党组织相比，中共的组织要算最好，当时国民党人对共产党组织的严密性，既无比羡慕又无比恐惧。[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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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二 “学生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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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创党时期的党员，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党员在将“研究的小团体向群众的政党”推进的时候，对吸纳知识分子同道并不积极。上海区委认为，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属性，具有“革命”与“反革命”双重性，因而也“比较含有危险性”。[49]而且，在组织管理层面上，认为知识分子“脑筋较复杂，不易宣传”，“行动浪漫”，“太重视人格”，“很难以纪律相绳”。[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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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知，上海区委从一开始就对吸收学生等知识分子入党缺乏热诚。他们也承认知识分子既“能动”也“能干”，“在上海各种运动中最好的朋友为学生”。[51]尤其在五卅运动中，学生实际发挥了先锋作用。正是学生的斗争和牺牲，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同情与支持。邓中夏在总结五卅运动时指出：“在资产阶级眼中，学生是被他们所比较重视的，此次南京路的屠杀，假使是工人而不是学生，资产阶级一定是漠不关心，一屁不放（譬如资产阶级对顾正红案的冷淡，便是眼前的证据）。惟其是因为屠杀学生，他们方慢条斯理的讨论他们对惨案的态度。所以此次学生运动有很大的作用。”[52]实际上，学生不仅受到商人等资产阶级的重视，也受到工人等无产阶级的信仰。有部委在报告中专门提到“工人崇拜学生”的现象。[53]这其中显然还有“士为四民之首”等传统观念的遗存。这种观念本来有利于学生出身的共产党干部深入工人社区开展动员工作，但“学生很危险”的认知导致在吸收党员时不注重学生。1926年9月，上海区委组织部在分析上海形势和党的组织现状时坦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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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吸收党员中，太不注重学生、多数青年，以致在这种群众中，共产党无一点的（影）响的，以致每次运动上，工人阶级党成独军独战的形势。在五卅运动中及过去时期中，共产党绝对不好做学生运动……以致形成今日之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右派在学生群众中之偌大势力。[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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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1927年间，上海的中共党员成分，工人占80%以上，知识分子仅占10%左右。学生党员只有一百五六十人。[55]而同期的国民党党员中，学生占了相当的比重。据1927年2月底的统计，上海有国民党党员7024人，其中学生最多，有2700人，占38%。此外，商人1300余人，工人1000余人。[56]据上海区委调查统计，当时上海的大学生和中学生总计约15000人[57]。这意味着18%的上海学生加入了国民党，而加入共产党的只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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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学生加入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共有意所为。因为这个时期的国民党基层组织基本上由共产党人代为“包办”。[58]中共有意吸纳工人加入共产党，而动员学生、商人加入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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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中共的青年团组织。因为这个时期中共的党、团有所分工：党侧重于工人运动，团侧重于学生运动。从上海团组织留存下来的资料看，团的领导人似乎不像党那样“歧视”知识分子。如团的领导人发现：“学生对团较明确，工人很少真正认识。”“支部分工人、学生二种。学较工好。”[59]早期上海团员中，学生占有相当的比重。五卅运动以前，知识分子（主要指学生）大约占上海团员的50%。[60]不过五卅以后，团员中的工人比例上升，知识分子比例下降。1926年1月的统计显示，上海有团员2131人，工人1009人（62%），知识分子360人（28%），店员和自由职业者22人（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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