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02300
1703002301
[52] 参见老圃（杨荫杭）：《解决时局谈》，《申报》1922年2月24～26日，见氏著《老圃遗文辑》，第528～530页。
1703002302
1703002303
[53] 英竞：《甚么是反革命》、《还有些反革命啊（一）》、《还有些反革命啊（二）》，《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4日，2月9、10日。
1703002304
1703002305
[54] 参见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第959～962页。
1703002306
1703002307
[55] 在修改和废除“反革命罪”的过程中，中国法学界曾引发过一场风波，一派学者认为，“反革命”是一个政治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历史变异性，作为刑事罪名很不规范，而其构成要件之一的“以反革命为目的”在实践中又很难认定，主张废除这一罪名，改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另一派学者则主张保留“反革命罪”，认为“取消刑法上的反革命罪是一个危险的抉择，它必将极大地削弱我们同反革命的斗争，从而给人民民主专政带来危害”。这场论辩最后以前派意见被接受而告终。参见侯国云、李然《关于更改反革命罪名的风波》，《法学》1998年第9期；石塚迅《中国における“反革命罪”の名称变更と言论の自由》，《现代中国》（日本现代中国学会主办）第74号，2000年9月。
1703002308
1703002309
1703002310
1703002311
1703002313
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第五章 党员、党组织与都市社会：上海的中共地下党
1703002314
1703002315
1921～1927年，是中国共产党“从研究的小团体到群众的政党”的重要转型时期。[1]在短暂的五六年间，中共由最初的数十人，发展到五六万人。[2]这是否意味着中共这样一个外来的“国际性”政党组织，[3]已经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并在一定程度上楔入了中国底层社会？近代以来，中国人借鉴和移植外国的知识和制度，多半“水土不服”。那么中共在向中国社会渗入的过程中，其遭际又是如何？本章试图考察早期（1925～1927）中共在上海都市社会的组织动员。在1920年代上海纷繁复杂的都市环境里，中共如何立足生存，如何扩张组织，如何动员民众，采取了何种策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诸如此类，均值得我们饶有兴味地去探讨。
1703002316
1703002317
上海是中共早期革命的大本营和重要的活动基地。在1925～1927年间，中共在广东和两湖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农大革命。不过，当时中共认为，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上海这样一个拥有数十万产业工人的大都市开展革命，才最具典型意义。
1703002318
1703002319
当然，选择研究上海，与中共上海地方组织文献相对完好地保存大有关系。1925～1927年间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的文献，尤其是中共上海区委[4]历次会议的原始记录，保存相当丰富。1980年代，中共中央档案馆与上海市档案馆联合编辑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这套《文件汇集》分甲、乙两编。甲编按组织机构分为八册，如上海区委文件、区委各部[5]文件、区委下属各部委[6]文件，以及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工会等群众团体文件等。乙编为上海区委会议记录之专辑，共六册。甲、乙两编均非正式出版品，注明为“馆藏本，供内部使用”。不过，甲编八册坊间早有流传。唯乙编六册控制最严，外间基本上看不到。
1703002320
1703002321
1980年代以来，中共地方组织的相关文献资料大量汇编出版，为中共党史研究在进行全局性的宏观鸟瞰的同时，兼及区域性的微观细察提供了可能性。这些文件不同于中央高层的理论性、计划性和宣传性的文件，内容多为地方各级组织的工作汇报、请示材料以及上级党组织有针对性的具体指导性文件和会议决策过程记录。它更多地反映了中共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以及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贯彻执行情况。这些文件当时是高度保密的，从未打算公开甚至保存下来，内中不少出自文化程度甚浅甚至不知名的党内基层干部之手，行文和内容表述大多直白，未加修饰，有的文句不通顺，错别字亦不少见，但亦因此而更显生动、鲜活。如中共上海区委的会议记录几近完整地保存下来，尤为难得。
1703002322
1703002323
1703002324
1703002325
1703002327
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一 “精英党”向“群众党”转变
1703002328
1703002329
中共最初虽是少数知识分子组成的精英团体，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自我定位，使其创党伊始即申言要采取“群众路线”的革命方法。中共二大就强调：“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团体”。“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7]1924年开始加入国民党后，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中共将精力主要投向民众运动，认为只要将民众组织动员起来了，党的势力就可以深植于广大基层社会，并具有不易摧折的伟大力量。
1703002330
1703002331
1925年五卅运动，中共对动员民众的信心骤增。五卅前夕，中共估量自己的实力[8]和总结前两年工人运动的经验，不敢进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只打算发动一场小规模的罢工，因为中共担心“不能确定抓得住群众的指挥，群众成无意识的兴奋，恐酿事端”，引来“政治上之压迫和经济上之恐慌”。[9]但运动最终引发为一场超过五四运动规模的全国性的反帝大风暴，大出中共的意料。虽然运动由多种力量和多重因素所促成，但这场运动给中共一个极深的感受是：革命并没有原先想象的那么难。如恽代英在五卅周年纪念时说：“五卅运动是全国数百万人共同联合起来的一件大运动，在普通的人一定以为是一件顶难的事情，但是有了相当的宣传和组织，并得到了相当的机会，实际是很容易号召起来的。”“我们不要把革命看得太难，只要我们努力，就可以使革命成功。”[10]
1703002332
1703002333
其实，中共的组织路线和组织目标是相悖的。根据中共的章程，其组织路线十分严密。而严密的组织路线显然不利于“群众党”的组织目标的实现。为了尽快实现“群众党”的目标，中共不得不修改其组织规程。1925年初中共四大规定，党员入党时，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并有相当的候补期，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五卅运动以后，中共决定放宽组织路线。1925年9月，中共中央通告全党：“当此本校[11]极须发展之际，此条规定颇不便适用”，特拟变通办法：两名入党介绍人中，只须一人是正式党员，且不限于入党半年以上者；[12]候补期也尽量缩短，工人的候补期由三个月缩短为一个月，知识分子的候补期由半年缩短为三个月。[13]
1703002334
1703002335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上海区委更进一步规定：党员每人每月必须介绍五人以上入党。[14]并批评在入党问题上重质不重量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15]对于发展对象，区委指示，“只要有阶级觉悟及诚实便可加入，认识主义的程度如何，能力如何，都不必计及”。[16]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每人每月介绍五人以上入党，即使不计及能力和对主义的认识程度，恐怕也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指标。况且对主义若无认识，其阶级觉悟也会大打折扣。
1703002336
1703002337
按照中共党章，党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必须开除：无故连续三次不到会；无故欠缴党费三个月；连续四个星期不为党服务。但上海区委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规定：“非万不得已实在无希望之同志，不可开除。”[17]可见其组织实践与规章制度存有相当的差距。
1703002338
1703002339
“支部”是中共的最基层组织。上海区委文件一再强调，发展组织是基层党支部的中心工作，并提出“群众化”是组织发展的主要目标。[18]不仅如此，上海区委经常下达征求党员的具体指标，如要求在1926年5月以前，全市党员要扩充到5000人，1926年9月以前要扩充到1万人以上。[19]
1703002340
1703002341
上海区委对于党员的征求，手段相当灵活，如要求“每个同学要深入各方面去活动，不论若何社团，到处参加，无孔不入”。“要与各方面群众建立成很好的联合关系，或尽量帮助他们组织团体，只要不是反动的，并不是一定要马上拉他们加入我们的团体才有作用，我们可随时加以注意与领导，也就不失为我们的好助手，且可慢慢吸引其优秀分子加入我们的团体，当然也有很大的意义。”[20]
1703002342
1703002343
上海区委很快发现，即使放宽组织路线，党员的征求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区委下达的征求指标，基层组织无法完成。到1926年8月底，上海党员总数为2223人。[21]上海区委发现，这一数字未必十分确实。因为每月各部委报给区委的党员人数，时增时减，波动极大，很不稳定。“往往同志数量的增加或减缩，在一个月，相差至七八百人：发展的时候，同志突然增加了七八百人；低落的时候，突然又减少七八百人，党的组织状况不稳定。”[22]骤增骤减的背后，其实是党员数字的虚报不实。因上海区委经常向部委下达硬性的征求指标，[23]部委无法完成时，只好虚报浮夸，或者临时拉人凑数，敷衍应付。
1703002344
1703002345
有一个部委如实道出其中的原委说：过去上报的党员数字确有水分。“每次开会，因要人数多，临时召集些人来，每次临时来的人，即认为同志，实际只到一次，并且不能作事，故以前的同志，靠不住的，这是现在同志减少的原因。”[24]
1703002346
1703002347
另一个部委也坦承：“本来有许多同志是在开会时临时找来的，在会场上将其名字抄写在名册上，即作为一个同志。这种同志第一次到了会，第二次并不来了的，一到罢工失败之后，不说要他们成为新的干部分子继续负支书干事之责没有可能，即要他们到一到会也是不容易的事……在罢工结束之后，无论罢工厂的支部或未罢工厂的支部，除部委保存了一本很好的名册之外，至于名册上的同志和支部工作，都要重新开始做起。”[25]
1703002348
1703002349
这种情形在青年团内也存在。如团上海地委指出：团员的数目有时突然增加，有时突然减少。上级机关催得紧时，就四处“拉夫”，不管三七二十一，拉来充数。这些拉来的阿猫阿狗，既不为革命而来，自然过了一个时期，又都一滚而去。[26]
[
上一页 ]
[ :1.703002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