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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党的另一重要问题是交通和情报传递问题。它关系到中央的意志能否通畅地传达到每一层级组织，同时各级党组织的活动信息能否及时反馈给上级党部。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是否具有较强的生存和应变能力，与交通和情报传递是否敏捷通畅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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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年代，电报等现代通信手段已在中国使用，但由于地下党斗争的秘密性，除少数特殊和紧急情况外，一般不常利用官方的电信系统。这个时期中共党内的情报传递主要依靠书信和人员往来，传递速度比较迟缓。其时广东省委驻在香港，沪中央与粤省委之间，文件传递一般需要20多天甚至一个多月。在此期间，政局难免瞬息多变。中央根据此时此地政治形势作出的重要决策，传递到相距较远的地方党部时，有可能与彼时彼地的情形南辕北辙。如1929年3月广东省委致中央信称：“关于中央每次来的政治通告，每因时间性的问题，发生不同的见解。如现在中央三十号通告是二月八日发出，省委接到时已是三月六号了。在这一个月内政治变幻是不能避免的，尤其是在资产阶级的蒋系与地主买办阶级的桂系互相冲突最激烈时候，所以省委希望中央的政治通告早点发出来，否则失了时效，党不能随政治的变迁很快的去反应，并且给下级党部于全国范围内的政治情形仍模糊和困难。”[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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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党激烈的斗争需要高效敏捷的应变能力，而其通信技术手段和党内情报传输速度不能适应斗争的需要，自然难免贻误时机。1930年8月，广东省委再次埋怨“中央对省委交通太慢，有时间性的文告，使省委执行困难。‘七一六’反军阀战争的通告，在七月五日才到港，等省委讨论起草，印发出去后，已有使其他地方，尤其是远一点的无法措手。‘七一六’的工作，北江在事后才接到，东江接到已无余时了”。[104]由中央至省委，再由省委、特委转发县委，层层递转的结果，“有些地方的负责同志都要经过一两月以后，始能接到党的文件，懂得新的环境与党的新政策；一般同志甚至于完全看不见党的文件。”[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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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中央强调上级对下级“最大限度的集权”，和下级对上级“绝对的服从”，要求每个党部都要严格地与其上级及下级党部建立极密切的联系。[106]在这种情况下，缺乏自主意识的下级党部必须等待上级党部姗姗来迟的指示才能开展工作，其反应势必迟缓被动。情报传递速度亦难适应党内集权体制的需要。1929年10月，海陆紫特委在给省委的报告中即称：省委对各地工作之应付，表现得很迟钝，如秋收斗争等工作，都须等中央通告后才决定；若各地党部又呆板地等着省委通告，才能决定一切工作，则妨碍工作实大。[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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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与广东省委之间情报传递的密度如何呢？据1928年4～7月广东省委收发文统计，广东省委共收到中央来信10件，其中只有4封是指示策略的信；同时间内，广东省委向中央发出信件5封。[108]也就是说，中央对广东省委平均一月一次策略指示，而广东省委对中央亦基本上是一月一次工作报告。对当时强调高度集权和绝对服从的中共而言，这样的联系频率并不算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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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广东省委与下级地方党部之间的联系。据1928年4～7月广东省委收发文统计，省委在此4个月中，总计与5个特委、8个市委和33个县委有通信往来。各级地方党部每月平均向省委提交的报告：特委1.7件，市委1.1件，县委0.7件。省委每月平均向地方党部发出的指示：特委1.6件，市委1.0件，县委0.4件。[109]由此观之，广东省委与特委之间的联系较为密切，与县委之间的联系则较差。省委要求各县、市委每周至少向省委做一次通讯，每月做一次书面报告，[110]显然大多数县委没有做到。1928年是广东党组织发展较快的一年。是年底至翌年初，各县市党部遭到一次全省性的大破坏。此后，广东省委与各县市党部的联系日趋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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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级党部之间除书信往来外，还有人员往来。中央、省委、特委、县委，均派遣有巡视员分别巡视和指导下一级党部的工作，与此同时，下级党部有时亦派遣同志向上级党部汇报工作。巡视制度在广东的推行并不理想，一是没有建立经常性的巡视员制度，巡视人员有限，特委和县市委大多没有固定的巡视员，巡视不周；二是对巡视制度不能正确地实行，如省委派出去的巡视员大都参加特委工作，离省委机关太久而失去巡视员作用；或者是“走马观花”，对各地的工作没有大的帮助[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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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委对各县市党部的指示内容，一方面是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另一方面是针对各地方党部的报告进行具体的工作指导。值得注意的是，各地方党部常对省委的指导表示不满，认为上级机关对各地实际情形隔膜，以致下达的指示不切合实际环境；其次是指导不敏捷，以致耽误时机；而且指导多为空洞的理论，缺少技术性和具有实际操作性的方法指导。如暴动，省委的通告不外“马上暴动起来”、“煽动大多数同志起来参加”、“须是群众的行动”、“暴动成功即分配土地，组织苏维埃”等，而对暴动的实际方法则无指示。而下级党部盼望省委能够搜集各地暴动方法和经验材料，指示各地党部有关暴动的具体办法。[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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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省委也经常批评下级党部对省委指示执行不力，“各地接到通告后，对于通告的内容，没有深切的研究，对于执行的方法又没有充分的注意。有些地方接到通告后，连指导机关都不讨论，负责同志完全不阅看。通告一到，即存在秘密收藏的地方，不但下级党部得不到指示，连上级负责人都影响不到。有些地方比较注意的，则于接到通告后不加以详细的讨论，原篇全文很机械的转到下级党部（县委、区委、支部）去，使下级党部接此项通告后，因为内容复杂，文字深长，简直无从讨论，结果通告仍无法执行。”[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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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和省委的文件通告，文字深长，晦涩难懂，是影响下级党部理解和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时期大多数党员是农民，县委以下基层组织的负责人亦多是农民出身，而上级党部在下发文件和通告时，未考虑基层党部和党员的接受能力。有时中央通告连省委委员都不能理解。1928年12月中央巡视员毅宇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即提到：广东省委“最近对政治问题常讨论，但对于反帝通告讨论结果甚坏，一方面是同志对国际情形太不懂，而另一方面是中央通告太长了，包括的‘概念’太多了”。[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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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省委都弄不懂的一些“概念”，若传达到基层支部的农民党员那里，自然如同天书了。像“苏维埃”这样的洋“概念”要让当时中国农民理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张国焘回忆，“苏维埃”这个由俄文译过来的名词太生硬了，一般农民不易懂得。即使在已有三年历史的鄂豫皖苏区，“苏维埃”的含义还不为一般农村党员和人民所了解，有的认为“苏维埃”是苏兆征的别号，有的认为“苏维埃”是苏兆征的儿子。[115]尽管“苏维埃”这个名词在苏区已是家喻户晓，但没有多少人明白它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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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言之，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的文件决议和通告尚能较好地传达到省委、特委，到达县委一级后即往往停顿下来。县委以下的区委、支部很难看到党内文件和党报。据1929年广东省委工作报告，《红旗周刊》和《学习半月刊》是当时广东省委办的两大党报，据称前者是省委政治机关报，是各级党部政治路线的根据；后者是党内干部党员的读物，登载中央和省委文件，同时发表对党的政治组织路线的讨论文字。但这两大刊物总不能如期出版，而且印数有限，前者每期只印600～800份，后者仅印300份。两刊的发行，9/10以上分发在省委所在地香港，其他各县市委不能普遍分到，少数几个重要的县市委至多能分到一两本。至于中央出版的《红旗》，因寄给广东太少，县市一级党部甚难看到。[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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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个时期的中共而言，它虽然拥有一个自上而下、由中央直至基层的多层级的组织系统，但这个组织系统远未达到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程度，中央的意志难以贯彻到党组织的末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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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四 地域社会、农民与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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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对革命形势作出乐观的估计，认为在帝国主义、买办、地主、军阀等多种反动势力的侵略、压迫和剥削之下，全国工农大众在一天一天贫困化。这种一天一天地贫困化，必然导致工人农民一天一天地革命化。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然而，中共在动员工农武装暴动的过程中很快发现，工人农民的生活虽然日趋贫困化，但要动员贫困化的工人农民起来革命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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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中共广东省委和各县市委的文件中，经常谈到这样一个“矛盾”现象：一方面是工农群众的生活非常痛苦，另一方面是党组织发动群众非常困难。在城市，找工人加入赤色工会甚难，眼看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而愿加入秘密工会的不过二三十人。[117]广东省委慨叹：“工人自发的斗争，天天都在发展，但是我们天天煽动都煽动不起，好似伯爷公望生仔一样，人家天天生野仔，他天天要生仔都生不出来。”[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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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中共发现农民的阶级观念非常淡薄，甚至完全没有阶级觉悟。番禺县委在给省委的报告中即谈道：“当地贫苦农民往往做事都是要大耕家带头，他们乃敢随之。他们依赖大耕家的心理，非常难以打破。”[119]农民所依赖和信仰的“大耕家”，正是中共眼中的豪绅地主。中共号召农民起来大杀豪绅地主，而农民最初往往不愿为。如陆丰东南部一区委在接到上级党部要求大杀反革命的命令后，召集大会积极布置，并指定专人进行。未料被党组织指定去杀反革命的农民回家后几次欲悬梁自杀，人问其故，他回答说：“共产党要我杀乡里的人，倒不如自己死去还了得”。共产党口中的“反革命”，农民眼中却是邻里“乡人”。农民不明白什么是“革命”和“反革命”，只知道“远亲不如近邻”的浅俗道理。结果当地农民都反对中共杀“反革命”的决议。[120]在中共看来，这是农民的封建思想和小资产阶级仁慈观念的表现，必须予以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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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号召农民起来没收地主的土地，向农民宣传：“土地是天生成的，并不是地主制造出来的，是由地主用强力劫夺来的，农民应以武力无条件的向地主夺回土地！”共产党的这类宣传要让农民理解和接受，并非一蹴而就。即使在农民运动发动较早的陆丰地区，仍有一些农民以为土地是地主用钱买来的，将它没收觉得有点过激。[121]对当时大多数农民而言，拥护阶级斗争或革命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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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农民的阶级观念淡薄，广东省委一再指示各地党组织要“挑拨”和“煽动”农民的阶级仇恨。而各地党组织声称，尽管他们做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无奈农民意识中的宗族地方观念浓于阶级和革命观念。宝安县委称：“此间同志与农民的封建关系是非常紧要。他们看见同姓同族乡村与别姓别族乡村械斗，即不管你们什么命令，只有挺身去帮斗。”农民“只有地方宗族思想，绝没有阶级的觉悟”；“就是我们煽动他们能够起来，又因地方宗族关系自然发生种种问题”。[122]在饶平，乡村之族长经常利用姓氏关系使这乡农民与那乡农民发生械斗。[123]在英德等县，姓族斗争也相当盛行。[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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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宗族观念外，地缘意识和地方主义在广东各地普遍存在，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党内来。如东江人反对海丰人，丰顺人反对梅县、大埔人。普宁党员认为普宁的党务应当由普宁人来执行，不应当由海丰人来把持。[125]潮阳的党员反对东江特委从潮阳调款去支援海陆丰和红军。[126]甚至当敌人进攻时，邻县的党组织和武装囿于地方观念，不愿前往相助。[127]地方排外观念有时在省委中亦时隐时现，如粤籍干部与非粤籍干部之间产生磨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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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械斗在广东各地非常盛行，几成为岭南地域社会的一大独特景观。械斗主要在宗族之间进行，有时亦在村落之间展开。两者经常是重叠的，因为农民多聚族而居。旧式的械斗显然有碍于以阶级斗争为理念的革命行动，因此，广东省委反复指示各地党部要注意向农民灌输阶级观念，引导农民将宗族和地方主义的械斗转化为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但据各地党部报告，这种转化工作收效不大。相反，一些基层党组织和农民党员却经常利用革命组织力量为他们的宗族和地域性斗争服务，以至将革命斗争异化为械斗式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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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一方面认为宗族和地方观念是农民封建意识的表观，必须予以破除，而另一方面又鼓励基层党组织利用血缘、地缘等传统社会关系去大力发展党员，导致党员的分布明显带有村落性和宗族性。那些带有村落性和宗族性的地方党组织在进行武装暴动和屠杀反革命时，往往将与自己有宿怨的村落和宗族当作革命的对象，从而使阶级斗争性质的革命行动异化为一村打另一村的械斗式的斗争。[128]党在改造和利用农民的同时，农民实际上也在改造和利用党。这种双向社会化的情形在广东各地十分普遍。广东省委指出：“因为广东乡村异姓间械斗的封建习性最深，因此在屠杀反动派的时候，还是旧的械斗的宿怨、封建的遗毒，使到一村一村的人整个的（被）屠杀或逃走。”[129]广东省委在分析海陆丰、普宁、惠阳等县革命受挫的原因时，认为“以前各地所谓群众的斗争，实际是小豪绅所领导的对大豪绅的乡村械斗，以致造成今日乡村的分化远过于阶级的分化。党是在此等乡村械斗中生长起来的”。[130]省委在给琼崖特委的信中也指出：“琼崖以前因为反地主阶级的观念甚为模糊，所以始终一切暴动都不免乡村械斗的色彩。”[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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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地缘和宗族分化甚于阶级的分化，宗族与村落之间的斗争也甚于阶级之间的斗争，于是广东各地出现了“革命乡村”（亦称“共产村”、“赤色乡村”）与“反动乡村”（亦称“地主村”、“民团村”、“白色乡村”）的分野。本来“革命”与“反动”之别，是建立在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的基础之上的，但当时所谓“革命乡村”与“反动乡村”，往往不是以阶级来划分。“反动乡村”的民众绝大多数也是贫苦农民。如一位巡视员在报告中写道：“普宁、潮阳、揭阳反动乡村很多，但考察这些反动的乡村，动辄都是几万人而且都是穷人居多，不过都是被一班地主蒙蔽利用。”[132]在花县的“共产村”，自雇农到地主都赞成革命；而在“民团村”，自地主至雇农都反对革命。[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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