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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甚，反抗愈烈。但这个时期广东的情形表明，地主的压迫剥削与农民参加革命并不构成必然关联。参加革命踊跃的乡村往往是一些偏僻的小乡村，这些乡村自耕农居多，一般没有或少有豪强地主，中共组织力量容易渗透进去；而一些地主势力占统治地位的大乡村，中共势力不易打入，农民多受族长、耆老等豪绅地主的控制，革命运动不易开展。前者多为“赤色乡村”，后者多为“白色乡村”。赤白乡村之间相互仇视。白色乡村的贫苦农民在豪绅地主的带领下极力攻打和烧杀赤色乡村；同样，赤色乡村攻占白色乡村后，无分地主、农民，亦一概烧杀。在有些地方，赤色乡村为了报仇，不愿白色乡村的农民群众参加革命。[134]有些地方的农民踊跃到别的乡村去打土豪，而不杀自己乡村的地主豪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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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1月，中共广东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在决议案中郑重指出，赤白乡村的斗争，带有地方与宗族的关系色彩，完全是非阶级的。[135]在此前后，广东省委一再指示各地党组织“须坚决的纠正赤色乡村对于地主豪绅统治下的大乡村农民群众的报复仇视观念”；[136]原则上禁止赤色乡村打白色乡村；反复强调乡村中的主要斗争，应是农民对地主的斗争；要求各地党组织打破农民中的赤白界限，在白色乡村中发展党的组织，以争取为地主豪绅所欺骗的农民群众。但据各地报告，由于赤白乡村的界限分化太明，党组织很难接近和打入“反动乡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分化“反动乡村”农民的工作收效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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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革命乡村”和“反动乡村”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中立乡村”。那些“中立乡村”的民众往往“得过且过，红旗、白旗均可以”。[137]革命政权建立时，接受革命政权的领导；革命政权被颠覆时，其耆老豪绅便领导全乡民众竖起白旗，向敌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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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民的阶级意识淡薄，即使“革命乡村”的农民，其对革命的态度亦往往随政局的变化而转移。如梅县县委在报告中写道：“当群众看见我们的力量不弱时，我们去发展组织甚为容易，这与以‘党的政治宣传’征取群众的原则不符，并且在我们方面未免近于以力服人，而群众方面亦难免带有‘入党自卫’的观念，而非真正认识革命耳。”[138]据各地党组织报告，农民多讲求眼前实际利益，谋求即刻兑现的报酬。在宝安，农民不愿因参加暴动而影响农作，“盖他们认为暴动斗争，究竟得到什么利益尚不知到（道），如果抛弃田工，即眼光光看到了损失利益。”[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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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民而言，他们是否为一次集体行动贡献力量，往往取决于其个体利益而不是群体和阶级的利益。各地暴动发起时，农民多怀发横财的念头，只对抢劫“反动乡村”的财物感兴趣。[140]有的地方在暴动时，因绝对不准农民抢掠，农民认为暴动对自己有损无益，便不愿继续暴动。[141]广东省委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只好指示各地在暴动时，让群众自由携取财物，决不可以去阻止他。[142]这表明中共并非一味地向农民灌输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思想，有时为了动员农民，赢得农民的支持，也不得不迁就农民“落后”的价值观念而调整和修正自己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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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革命缺乏真正认识，农民对共产党的信心自然不够坚定，当革命形势转为不利时，“革命乡村”的农民往往发生动摇。在各县暴动相继失败，白色恐怖日趋严酷的情况下，农民普遍表现出恐慌、灰心、退缩、妥协，埋怨革命同志惹事，甚至怨恨党和苏维埃，拒绝同志下乡；上级党组织派去的同志在乡村无法插足。[143]惠阳县委在报告中写道，农民群众因多次暴动不成，敌人压迫愈甚而对革命表示消极、绝望，他们说“请同志不要来狡（搅？），以免害我乡被围，屋被烧，人被杀，大家平安过日就算了，地主压迫是小事”。[144]在受地主压迫和革命所带来的高风险之间，农民比较和算计参与革命所付出的代价和带来的收益。他们的选择是基于其当下的生存境遇作出的。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的道德价值观念必然影响革命的进程。对中共而言，如何根据农民的思想、行为及其对党动员政策的反应，去调适和磨合与农民的关系，还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摸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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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文的考察，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初步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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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即使处于逆境中的革命党，其加入者也未必都具有坚强的革命信仰；这个时期参加革命的农民多数是盲目的。一大批农民是在不知党和革命为何物，亦不明党的主义和政策的情况下被卷入革命队伍的；另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失业者、流氓无产者，或是出于生存的需要才投身革命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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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共组织的实际运作与其理想形态之间存有较大差距。中共向以“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著称，而1927～1932年间华南的中共地下党却是另一面相：组织松弛涣散，支部有名无实，党员缺乏教育训练，入党、脱党均甚随便；党的纪律无法执行，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意旨难以有效地贯彻到党组织的末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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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经济窘迫与白色恐怖是这个时期中共地方组织生存所面临的两大压力。松弛涣散的党在白色恐怖下的生存和应变能力十分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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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工人农民的生活虽然日趋贫困化，但要动员贫困化的工人农民起来革命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地主的压迫剥削与农民参加革命并不构成必然关联。这个时期广东的情形表明，参加革命最踊跃的往往是那些比较偏僻的小乡村民众，而非受地主压迫最甚的大乡村农民。对大多数农民而言，拥护阶级斗争或革命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农民的宗族地缘观念浓于阶级和革命意识，地方主义和宗族性渗透于党的组织中。党在力图改造农民的同时，农民也在改造和利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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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看法缘于对广东中共组织的地域性考察。这种地域性的考察结论对该时期中共历史是否具有普遍性的认知意义，尚有待更多地域性研究的累积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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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笔者有限的阅读所见，此前日本学者高桥伸夫曾对同时期河南、湖北等省中共地方组织作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参见《中国共产党の组织と社会：河南省，1927～1929》，《法学研究》（东京，庆应义塾大学）第70卷第6号，1997年6月；《中国共产党组织の内部构造：湖北省，1927～1930》，《法学研究》第71卷第5号，1998年5月；《根据地にぉける党と农民：鄂豫皖根据地，1931～1934》，《东瀛求索》（东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第11号，200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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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中共广东省委通告中常称：“我们的党处在反动统治的环境下，全体同志应该充分的了解地下党的生活”；“同志们！我们的党是斗争的党，是地下的党。”《中共广东省委特别通告》（1929年3月1日、10月12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印《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以下均简称《广东文件》），1984，甲14，第171页；甲16，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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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共南路特委给省委的第一号报告》（1928年4月26日），《广东文件》甲23，第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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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黄振位：《广东革命根据地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36、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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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共广东省委通告》（1927年9月），《广东文件》甲7，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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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1929年11月《中共湖南省委对益阳工作的指示》指出：“现在中国因为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政治经济的统治特权的矛盾，中国资产阶级与买办地主阶级间的矛盾，国民党军阀间争夺地盘战争的矛盾，已酝酿成一次、二次国民党军阀的混战，现在又进到第三次混战了。在帝国主义，买办，地主，军阀各种侵略与剥削和纷乱生活之下，全国群众一天一天贫穷化，一天一天革命化。因此中国的革命已走到复兴时期来了。由上列三大矛盾之推测，中国革命的高潮必定不可避免的要到来，而且是不久或很快的要到来。在这革命高潮要到来的时候，即是中国党领导革命群众夺取政权完成中国革命的时期。”见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编印《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7集，1984，第359～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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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927年8月至1934年3月间，广东省委曾三次改名：广东省委（1927年8月至1931年2月）—两广省委（1931年3月至1932年9月）—两广工委（1932年9月至1934年3月）。为方便叙述，本文统称为“广东省委”。参见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1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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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共番禺临时县委四月份给省委报告》（1928年5月），《广东文件》甲32，第98～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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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广东全省党的组织统计》（1928年8月7日），《广东文件》甲12，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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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共南路特委给省委的第一号报告》（1928年4月26日），《广东文件》甲23，第234页；《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党的问题决议案》（1928年4月13日），《广东文件》甲9，第223页；《中共广东省委致顺德县委信》（1928年8月6日），《广东文件》甲12，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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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共陆丰县委给省委的报告》（1928年），《广东文件》甲30，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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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共东江特委给省委的报告》（1928年6月24日），《广东文件》甲26，第161、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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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第70、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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