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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北上以后，广州之中央政治委员会暂时停开。因肝病在北京住院期间，鉴于自己病势严重，不能躬理政务，孙中山乃下令将中政会由广州移至北京，决定以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于右任、陈友仁、李大钊、邵元冲为委员，随行北上的鲍罗廷仍为顾问。[26]这一名单也值得注意，仍然是7名委员，其中吴稚晖和李石曾是中央监察委员，陈友仁则既非中央执行委员，亦非中央监察委员。按理，既是“移设”，则北京政治委员会存在期间，广州的政治委员会即不再存在。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此期间，广州之政治委员会虽然基本处于停顿状态，但并未取消，其例证是：1925年2月，北京政治委员会讨论决议：“帅座若不讳，广州政府改合议制。”汪精卫将此决议电告广州。[27]广州政治委员会依据汪电，于2月19日开会，决议广州政府在孙中山去世后改为合议制。[28]是次会议虽是孙中山北上后广州政治委员会召开的唯一一次会议，但足以证明广州政治委员会仍然存在，其对北京政治委员会的决议，既似追认，又似接受和执行，折射出两会并存之微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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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张国焘后来回忆，鉴于广州有一常设的政治委员会，北京的政治委员会只是临时性的，没有设主席。汪精卫当时是北京政治委员会与孙中山之间的唯一联络人，不仅经常代表孙中山和国民党对外发言，而且在孙病危之际，是国民党内少数能直接见孙的同志之一。但汪精卫不愿在名义上负起领导这个委员会的责任，原因即是广州还有一个常设的政治委员会，由胡汉民代理孙中山任主席。[29]笔者查阅到一封当年汪精卫致吴稚晖的信函，说明是孙中山命令将中政会由广州移至北京。[30]可见北京政治委员会是“临时”机构之说不能成立。孙中山还在，汪精卫自然不可能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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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张国焘认为，汪虽然名义上不是北京政治委员会的负责人，但北京政治委员会实际以汪为中心。[31]这一说法大体是不错的。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之所以很快能在国民党内脱颖而出，成为“革命接班人”，与其主持北京政治委员会的经历大有关系。北京政治委员会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孙中山逝世前的一段时间里，代孙中山处理国民党与北方军政当局之间的关系，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中枢决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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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中山北上以前，中政会召开不定期，或一周一次，或两周一次。移至北京后，开会频度增加。查《邵元冲日记》，他自1925年2月2日至京，3月26日离京，在京52天内，共计出席政治委员会25次，平均约两天一次。同一时期，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北京也召开过数次会议，多数情况下是与政治委员会联席召开，显示决策的重心在中政会而非中执会。[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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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政会的决策范围相当广泛，除有关孙中山的治疗及遗嘱等事项外，诸如国民党对北方善后会议和段祺瑞政府的态度，以及联络冯玉祥的国民军等重要问题，均经北京政治委员会讨论决定。不仅如此，广州时局与西南军政大计的处理和应付，亦由北京政治委员会加以决策。[33]这意味着国民党最高权力中心此时在北而不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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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论者多以为孙中山北上后，由胡汉民代理广州大本营大元帅，是孙中山有意让胡接班，而甚少注意这一时期国民党权力中心北移以及汪精卫在北京主持政治委员会这一重要事实。在当时一些不明真相的国民党人心目中，以为汪精卫不过是随孙中山北上办外交的，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做孙中山的继承人。实际上，汪精卫主持北京政治委员会的这一段经历，为其日后角逐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奠定了相当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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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二 孙中山逝世后的权力继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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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政党而言，第一代魅力领袖逝世后的权力继替，往往是考验其组织调适力的重要关口。由于党的创建者大都是青年人，其换代期势必在时间上拖得很长，加之创业的第一代往往能力超凡，长期在其光环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很难脱颖而出。第一代领袖一旦逝世，继起者在能力与威望上均遥不可及。党内一时难以产生一个足以慑服各方或维系和笼络各派的强势人物。在无人足以服众的情况下，党内继承权之争亦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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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首先在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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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北上以前，孙是中政会的当然主席。孙不出席时，由胡汉民代行。[34]孙中山北上之际，又任命胡汉民代理大元帅职，显示孙对胡确有特别嘱托。另一方面，汪精卫在北京侍疾期间，也得到孙中山的深度信任，不仅经常代表孙中山和国民党对外发言，而且在孙病危之时，是“总理遗嘱”的执笔人。他主持北京政治委员会所表现出来的气度和才干，也颇得党内同志的好评。[35]在这种情形下，汪精卫如果萌生角逐最高领导权的野心，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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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孙中山丧事料理完毕，北京政治委员会也随之寿终正寝。吴稚晖和李石曾等人主张在北京召开中央全会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汪精卫没有同意。[36]汪深知要角逐最高领导权，必须回广东不可。1925年5月初，汪精卫由北京回到广东。据蒋介石日记载，汪精卫回到广东的第一件事，即径往潮州晤蒋，主动要求与蒋结拜为把兄弟，并劝蒋“实行总部参谋长职权”。蒋有点受宠若惊，在日记中写道：“同志对余如此亲爱，愧感交集。”[37]汪的这一举动，显有拉拢和争取蒋为自己同盟者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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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蒋介石外，另一实力派军人许崇智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目前虽未见汪、许交谊的直接史料，却有胡、许交恶的足够证据。[38]许是粤军总司令。当时论军队的数量，以许的粤军为最多；论军队的素质，则以蒋的黄埔党军为最锐。当汪、胡竞争最高领导权之际，蒋、许两人均有排胡拥汪的意向，鹿死谁手，大局基本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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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和地位日隆。他以中央政治委员会高等顾问的身份，运用其高超的政治手腕，在广州几乎一言九鼎。[39]有资料显示，鲍对胡早有成见，认胡“难以相处”；[40]而对汪则认为“有野心，无宗旨，可利用”。[41]一般的说法，汪精卫在与胡汉民的竞争中之所以能胜出，与鲍罗廷的谋略运用密不可分。[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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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各方所述，胡汉民为人刻薄，气度狭隘，城府太深，消极方面多有得罪，积极方面又未能赢得党内同志的多数信仰。武人如粤军之许崇智固与之势不两立，湘军之谭延闿与滇军之朱培德对其亦恶感多而好感少；文人方面，“胡戴（季陶）交恶”、“胡廖交恶”更早有传闻。[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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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胡汉民仍以“代帅”自居，并有意重新揽回政治委员会的主持权。北京政治委员会结束后，胡汉民于1925年6月14日在广州大本营重新召集政治委员会会议。值得注意的是，是次会议被胡称为第14次会议，其排序是：孙中山北上之前召开过12次会议，孙中山北上期间，胡汉民于2月19日在广州召开的会议被排为第13次，而是次被排为第14次。这意味着胡汉民有意将汪精卫在北京主持召开的各次政治委员会议，排除在中政会的法理序列之外；政治委员会委员也恢复为孙中山北上前的格局。北京期间的政治委员会委员如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陈友仁、李大钊等不再担任，亦即否认北京政治委员会存在的合法性。[44]否认北京政治委员会的合法性，自然意在削减竞争对手汪精卫的政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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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胡汉民进一步强化广州政治委员会的职权。如6月14日第14次会议决议：“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设政治委员会，以指导国民革命之进行”；“关于政治之方针，由政治委员会决定，以政府之名义执行之。”[45]这一规定可以理解为政治委员会为整个国民革命的指导机关，而不只限于政治指导；对于中执会，中政会应对其负责；而对于政府，则中政会是指导和决策机关，政府是执行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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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政治委员会召开第16次会议，决议设立中央政府，定名为“国民政府”，以委员若干人组织会议并于委员中推举一人为主席，并确定新政府的组织大纲及成立日期。[46]6月22日，政治委员会开会讨论国民政府的人选问题。[47]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于广州。但出乎胡汉民意料的是，汪精卫竟以全票当选为首任国民政府主席，同时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而胡本人仅被推选为毫无实权的外交部长。因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尚未为列强所承认，所谓外交部不过是徒有其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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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以往认为汪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胡的“代帅”职权即随之解除，因而也意味着胡汉民在政治上失势。这一说法值得商榷。因为除外交部长外，胡汉民还是政治委员会主席。[48]正是以后者为凭借，胡汉民仍在一段时期里得以与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相颉颃。《邵元冲日记》载，胡汉民在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曾致电邵，促其速赴粤，声称“政治委员之责任，在改组后更为重要”。[49]胡汉民可能有意抬高政治委员会的地位，藉政治委员会与汪之国民政府抗衡，此点从这一时期政治委员会的相关决议中充分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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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7月8日政治委员会第31次会议议决：“党与政府及军事之政策，未经政治委员会讨论以前，无论何项机关都不能决议；如有决议，即认为无效”；“国民政府委员会开会之先，须有议事日程，此议事日程须在政治委员会先行讨论”；“议决受政治委员会指导监督之机关，对于政治委员会所决定之事件文书，不得于其重要之点有所更改，如临时发见有特殊之事实，许该机关提出疑义，由政治委员会审定之”。[50]这意味着中政会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国民政府既置于中政会的指导监督之下，国民政府主席也须受政治委员会主席的指导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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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政治委员会议决“一切物质之来源，均认为本党之财产，由政治委员会为党之用途处分之”。7月15日，政治委员会进一步讨论“集中党务于政治委员会问题”，决定“政治委员列席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时，对于政治委员会之议决案，只能提议修正文句，不能变更意义”。7月27日，政治委员会议决，中央组织部应直接受政治委员会领导，中央组织部长应出席报告全国各地党务。[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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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决议，意味着中政会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明确规定其权力至高无上，集权的范围和力度均属前所未有，与俄共中央政治局几无二致。不仅国民政府，连党章规定的“最高机关”之中执会亦受其节制，甚至中执会直接主管的党务，中政会也要加以干预。同时政治委员会可越过国民政府直接向省市政府发号施令。[52]这是中政会权力之鼎盛时期，也正是胡汉民担任政治委员会主席时期。可以说，这一阶段，胡汉民至少可以与汪精卫平起平坐，或可称为“双雄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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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的真正失势，应是在廖仲恺被刺案发生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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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于国民党中央党部。对于廖案的起因，两岸史学界多从国共党争的角度加以解释，认为是国民党内的反共分子不满廖“亲共”所致，实则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即参与刺廖的嫌犯胡毅生、赵士觐、林直勉、林树巍等人均是胡汉民的追随者，胡毅生更是胡汉民的堂弟。这些人平日以拥戴胡汉民自命，在案发前曾多次聚会于胡汉民家，攻击廖仲恺，并商议驱逐廖仲恺事。且案发后，这些人仍以胡汉民为护符。[53]胡汉民虽未直接参与“刺廖”，但“刺廖”乃其追随者所为。这其间显然有胡廖之间的个人恩怨潜存。有资料记载：“当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内部纠纷迭起，最重要者，即为‘廖胡交恶’，盖当时国民政府主席虽属汪精卫，但在政治上居最重要地位者，实为廖仲恺。胡氏之被推为外交部长，亦系廖氏之意……廖氏之所以推胡任外长者，实欲暗示胡氏自动去职也。”廖案前夕，外报已有“胡氏另有企图，将不利于广州当局，尤不利于廖氏”之说。[54]故廖案发生后，胡汉民难脱干系。[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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