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03417
1703003418
廖案发生后，政治委员会指定汪精卫、许崇智与蒋介石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主持缉凶事宜，并“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一切全权应付时局”。[56]汪精卫认为，胡汉民对廖案虽不负法律责任，但须负政治责任。中政会遂派胡汉民赴苏俄“养病”及考察，含有放逐之意。与此同时，政治委员会（9月2日第52次会议）增补蒋介石、孙科、谭平山为委员，汪精卫亦名正言顺地接替胡汉民为政治委员会主席。
1703003419
1703003420
汪精卫利用廖案排胡，在国民党“老同志”中激起波澜。《邵元冲日记》载：广州廖案发生后，在上海的戴季陶、孙科、叶楚伧、刘芦隐和邵元冲等人均对汪精卫的做法及其为人甚表愤慨，认为“此次之大狱，实系精卫欲掊去展堂（引注：即胡汉民），故罗织种种罪名而成之，以便自代，其阴贼险狠，振古所希，季陶痛人心之狡刻，为之大恸，同座相对，俱为唏嘘”。随后几天内，邵元冲又获悉广州方面对林森、邹鲁、谢持、许崇智等亦有排挤倾向，他在日记中感叹道：“粤中相煎益急，始作俑者其责任将如何耶！”[57]
1703003421
1703003422
当时聚集在上海的国民党“老同志”有谢持、叶楚伧、茅祖权、邵元冲、沈定一、戴季陶、覃振、孙科等人。这批人之会聚，除对“联俄容共”政策持有异议外，共同对汪精卫不满，是他们结盟为西山会议派的一个重要因素。《邵元冲日记》中所记西山会议派最初聚集情形，除了共愤汪氏“剪伐异己”外，未见涉及“联俄容共”的政策分歧。当然邵氏日记未记载，并不表明他们对“联俄容共”问题没有看法，但当时在上海的这批“老同志”似乎更关注汪精卫的所作所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对汪氏不满的“老同志”，并非因汪氏如何“左倾”，而更多的是“从友道信义上立论”。如戴季陶致粤中各人通电中，大谈“友道信义”，认为汪精卫“不应苛遇展堂”，谴责汪氏为人“狡刻”。[58]
1703003423
1703003424
本来汪、胡两人在国民党内的口碑，一“长厚”，一“刻薄”，对比十分鲜明。孰意廖案之后，形象完全颠覆。其实谴汪者未必均“同情”胡，内中难免存有一己之私。以邹鲁为例，其时刘震寰与杨希闵的滇桂军控制广州的财税，邹主持广东大学，依靠与刘的私谊而分得几项税捐。当广州当局决心解决滇桂军时，邹赞成打杨希闵而反对打刘震寰。国民政府成立后，力图统一财政，广东大学所包办的税捐也被一并收归财政部。邹因此而对汪精卫深怀不满，四处散发函电言论攻击汪，汪乃通过政治委员会免去邹的校长职务。两人于是交恶日深，以致陈璧君担忧邹鲁因仇汪而迁怒乃至谋害其子女。[59]邹随后成为西山会议派中最活跃的一员，即种因于此。
1703003425
1703003426
廖案发生一个月之后，许崇智被蒋介石驱逐赴沪。此事本来与汪精卫没有直接关系，但许崇智在痛恨蒋介石的同时，对汪精卫似乎更不能原谅。在许氏看来，汪当选任国府主席，自己立有殊勋，而蒋之敢于驱许，势必先得汪之同意。[60]他到上海后，对邵元冲等人说：“介石有时或受人挑拨，盛气难回，然精卫不为之谅解，而反投井下石，殊非对友朋之道。”[61]因而对汪极为愤忿。
1703003427
1703003428
西山会议派的形成，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对“联俄容共”政策不满；二是对汪精卫个人不满；三是对中政会的“僭越”不满。
1703003429
1703003430
中政会在国民党党章中缺乏法理依据，孙中山在世时，国民党全党愿意接受他的“独裁”，党内虽有人对中政会的设立有所质疑，但因是孙中山亲自主持，质疑者毕竟不敢公开演进为反对。孙中山逝世后，中政会实际成为党的最高权力中心。随着中政会集权的强化，中执会的权力大受侵蚀，多数国民党中央委员很难参与机要决策。中政会委员中，有几位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从而出现部分中委“边缘化”，而部分非中委进入权力核心之怪局。一批受到冷落的“老同志”尤其心怀不满。反对中政会的声音亦随之而起。[62]
1703003431
1703003432
正是在上述多种因素汇聚下，一批国民党中委“老同志”于1925年11月下旬在北京西山集会，试图与广州的党中央相分庭抗礼。由于西山会议派以反共分共相号召，以往学术界对西山会议派的认知，多专注其分共反共的面向，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和遮蔽了国民党内权力斗争的一面。[63]其实，西山会议派常以“路线”之争的面目呈现，但其幕后的纷争未必都和意识形态有关。
1703003433
1703003434
西山会议除决议取消共产派在国民党之党籍外，还决议取消中央政治委员会、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弹劾汪精卫。其中指责鲍罗廷与汪精卫的主要“罪状”，是“利用政治委员会而驾驭中央执行委员会”；[64]鲍罗廷在政治委员会内大权独揽，汪精卫则遇事听命于鲍，以致“不见了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不见了国民政府，只见鲍罗廷所包揽的政治委员会”。[65]
1703003435
1703003436
西山会议派指责中政会违法越权，认为政治委员会本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下级机关，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挥，但政治委员会逾越权限，导致“中央执行委员会几如其收发机关，而政治上之事，自国民政府以及市政府，事无大小必须开列议事日程，经其核准，方得置议”；其次，政治委员会只应讨论党中关于政治的事件，不应过问党事，但实际上，政治委员会“关于党部之事亦擅自决议”。[66]鲍、汪操控的政治委员会实际上成了西山会议派攻击的主要目标。
1703003437
1703003438
查阅这个时期政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西山会议派的指责基本上是属实的。如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在开会前先将会议议事日程送交政治委员会审查；要求两广省政府与省党部直接受政治委员会指导监督；省党部委员人选的指定应属中执会，但也由政治委员会来决定，等等。[67]
1703003439
1703003440
针对西山会议派的指控，汪精卫辩称：“政治委员会是总理决定的，鲍顾问先生在里面真是尽职，总理在不在都是如此。鲍先生没有一次不为我们详细计划，不过表决时候他必完全处顾问地位，没有表决的。现在西山会议攻击鲍罗廷先生，说鲍先生操纵政治委员会。但政治委员会是各机关都有人在内的，有什么事情大家都在政治委员会内充分讨论，讨论之后，或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去执行，或交国民政府执行。政治委员会止是一建议机关，还不是执行机关。”[68]汪的这一说法，与其说是替鲍罗廷“开脱”，不如说恰恰道出了鲍罗廷在幕后操纵政治委员会以及政治委员会侵夺中执会权力的内情。政治委员会讨论之后，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去执行，即意味着政治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凌驾于中执会之上的决策机关，而绝非汪氏所言“止是一建议机关”。
1703003441
1703003442
1703003443
1703003444
1703003446
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三 国民党二大之后
1703003447
1703003448
1926年1月，在汪精卫主持下，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国民党历史上，广州二大是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最为激进的一次。作为广州中央的领袖人物，此时汪精卫的左倾化程度也达到了极致。作为政治委员会顾问的鲍罗廷实际上是整个大会的幕后指挥。
1703003449
1703003450
广州二大修正《中国国民党总章》时，增列“中央执行委员会遇必要时，得设立特种委员会（如政治委员会等）”一条，[69]从而使中政会的设立在党统党规上具有合法性。随后举行的二届一中全会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政治委员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特设之政治指导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负其责任；政治委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任之；政治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在某地方组织分会；政治委员会设委员和候补委员若干人，并聘任顾问，候补委员和顾问只有发言权；政治委员会由委员互选一人为主席，并设办事机关。[70]这是国民党中央第一次对中政会的性质、组织、人事及职能作出正式规定。该规定明确了中政会与中执会的隶属关系：中政会为中执会所特设，并对中执会负责，其委员亦由中执会推任。其次是将中政会的职权限定在“政治指导”方面。这一条例适度纠正了此前中政会凌驾于中执会并过度集权之倾向，亦可能有回应西山会议派攻击之考量。检阅此后半年（北伐前）之中政会记录，其议决事项基本上恪守了“政治指导”之原则。以往有学者认为自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一直到1927年宁汉合流以前，中政会始终是国民党的“党政最高机关”，其地位基本上没发生过变化。[71]这一看法显然不确。
1703003451
1703003452
广州二大选举产生新一届国民党中委80人，其中中央执行委员36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4名，中央监察委员12名，候补中央监察委员8名。在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时期，虽有常务委员，却无常务委员会之组织；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鉴于人数增加，召开中央委员全体会议并非易事，乃正式设立常务委员会（简称“中常会”），选举汪精卫、谭延闿、谭平山、蒋介石、林祖涵、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9人为常务委员会委员。接着，又推定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介石、伍朝枢、孙科、谭平山、朱培德、宋子文等9人为政治委员会委员，陈公博、甘乃光、林祖涵、邵力子4人为政治委员会候补委员。9名政治委员会委员均是第二届中执委委员；4名候补委员中，陈、甘、林亦是中执委，只有邵力子是中监委。
1703003453
1703003454
中常会与中政会均为9名委员，其中有5人兼任两会委员。按规定，中常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代行中执会的职权。既如此，中政会亦应对中常会负责。但在实际运作时，中常会主管党务，中政会主管政治。两会似各独立，不相上下。[72]
1703003455
1703003456
二大后，汪精卫仍被推选为中政会主席。自廖案以后至中山舰事件以前（1925年8月至1926年3月），中政会主席一直由汪精卫担任。[73]这一时期经常出席中政会的委员只有汪精卫、谭延闿、伍朝枢等数人。这是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权力之巅峰时期。
1703003457
1703003458
国民党一大时，蒋介石没有当选为中央委员。二大上，蒋介石首次当选为中委，随后又相继兼任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国民革命军总监。一大之际，蒋介石因未获党中高位而倍感失落，而二大后，蒋又因“高处不胜寒”而深感危惧。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以其校长座舰中山舰出现“异动”迹象，误断为有一个汪精卫、苏俄顾问季山嘉与中共联手的倒蒋阴谋，于是宣布紧急戒严，是为有名的中山舰事件。事件发生后，汪精卫负气出走海外。广州政局从此为蒋介石所掌控。[74]
1703003459
1703003460
汪精卫走后，中政会主席一职，初由谭延闿代理。[75]4月16日，正式推选谭延闿为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76]二大推选的9名政治委员中，因胡汉民与汪精卫流亡海外，经常出席者只有谭延闿、孙科、伍朝枢、宋子文、朱培德等人，其次则为甘乃光、陈公博、林祖涵等候补委员。令人诧异的是，中山舰事件后掌控大局的蒋介石，却甚少出席中政会和中常会。[77]蒋日记显示，蒋更多地让张静江、谭延闿等人在前台替他打理。张、谭于幕后多与蒋协商。这无形减削了中政会与中常会的实际决策职能。1926年7月北伐出师前夕，蒋介石甚至试图取消中政会，或将中政会归并于中常会。蒋的这一想法，表明他对中政会的存在心存疑虑。最后蒋与张静江、谭延闿等人商议的结果，决定将政治委员会停开，将中政会与中常会合并为一“政治会议”，[78]并指定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胡汉民、甘乃光、陈公博、邵力子、林祖涵、伍朝枢、孙科、朱培德、谭平山、张静江、于树德、丁惟汾、王法勤、吴稚晖、陈友仁、何香凝、顾孟余、宋子文等21人为政治会议人员。[79]
1703003461
1703003462
这意味着组织精干、权力集中的政治委员会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政治会议。有学者认为，此次中政会改组，“其意义在将中央常务委员会与政治委员会合并为一”，因而权力更大，甚至超过中常会。[80]实际上，两会并非完全合并为一，中常会仍然独立存在。而中政会改组为政治会议后，意味着中央常务委员均可参加政治会议，而一般的政治委员却不能参加常务委员会议。而且人数增多以后，政治决策的机密性与运作的灵敏性均将受到影响。
1703003463
1703003464
改组后的政治会议没有常设主席，[81]其会议次数不再赓续以前的中政会。1926年7月9日第163次会议是政治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7月15日，政治会议召开首次会议。统计第1～52次政治会议（1926年7月15日至12月9日）的出席情况，26名政治会议人员中，[82]实际经常出席者只有一半左右。蒋介石仅出席过两次。[83]这个时期蒋之甚少出席，显系北伐出征的缘故，但出席者不踊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解读为该时期政治会议之职能与地位明显下降的表征。中共中央看到，北伐出师告捷后，蒋介石顿时声势煊赫：“党权、政权、军权皆集中于总司令一身，蒋所在地，就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国民政府所在地；蒋就是国民党，蒋就是国民政府，威福之甚，过于中山为大元帅时。”[84]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会议有可能沦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橡皮图章。
1703003465
1703003466
随着北伐军事的节节推进，南方革命队伍的分裂之象日趋显露。矛盾主要在国共两党之间展开，同时也牵涉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倾轧。迎汪复职运动、迁都之争、提高党权运动等，均是国共之间和国民党内不同派系之间激烈冲突的反映，而矛盾的焦点则集中于蒋介石一身。在军事方面，势力日涨的唐生智对蒋介石的总司令地位构成挑战和威胁。在政治方面，蒋介石极度忧虑鲍罗廷、中共和国民党左翼亲汪势力对其权位的颠覆。
[
上一页 ]
[ :1.70300341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