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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共合作、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的大背景下，在国民党由区域性执政党向全国性执政党迈进的过程中，国民党借鉴苏俄尝试实施一种新的政党政治体制。这种新的党治体制，用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公开宣示的话讲，就是“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然后“将党放在国上”，“完全以党治”。[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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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治的具体运作方面，国民党自上而下设立了一套双轨并行、以党治政的制度化管道。在中央，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代表大会，全代会闭会期间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执会闭会期间是中常会，中常会之外还有中政会。这些机构均仿照苏俄实行委员制，而委员制存在着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即当委员会成员太多时，运作成本高，而且运转不灵敏，委员会越大，越不易召集。在这种情况下，只好逐步缩小委员会，一层一层递减地设立新的委员会。全代会→中执会→中常会→中政会，即是层层缩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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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层层缩小之后，难免形成机构之间的叠床架屋。而且在国民党的法理上，全代会、中执会、中常会与中政会，在某种意义上均有最高权力机关的性质，这意味着党的最高权力实际处于分割状态。另一方面，每一个最高权力机构，均由若干委员组成，于是每一个最高权力机构又被众多委员所分割，从而导致各个最高权力机构之间和每个最高权力机构内部形成多元竞争和冲突，并导致整个结构的极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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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世时，全党听从其独断，党的最高机关名义上是委员制，实际上是总理主导制。孙中山逝世后，委员制正式推行，其问题也随之而来。在1924～1927年间，国民党中政会的名称、性质、人事、组织与职能变动不居。在短暂的两三年间，中政会数番改组，几度浮沉，演变的周期大多仅在数月之间，而人事之轮替，更是你方唱罢我登台。如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之间的党魁继承人之争，西山会议派掀起的中执会与中政会之争，蒋介石主导下的南昌政治会议与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之争等，中政会均成为党内精英角逐和国共党际斗争的矛盾焦点。这个时期中政会的演变，实际上也是北伐前后南方革命政权纷争剧变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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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政会的权力，时而被擢升，时而受限制；中政会与中执会、中常会的关系，时而相统属，时而被逾越；机构之内，时而主席制，时而常委制。连中政会的名称亦三度变更。中政会的实际运作往往与其法理地位不相吻合。仅据法规条文无法判断中政会的实际职能；仅从职能变化也无法判明其权力斗争的内幕。法无定规，权随人转，一切都在“党章”、“党纪”、“党权”、“党治”、“党统”等旗帜和名义下进行，一切又以实力较量和权力权谋为依归。党的规章和形制虽是外来的、现代的，而实际运作与权力递嬗的潜规则及其政治文化土壤则完全是本土的、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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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期中政会的组织与人事演变中，我们不难看出，传统“帝治”向现代“党治”的转型，变的更多是外在形式，而不变的，则可能延续在中国数千年的深层政治文化之中。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仅关注制度本身是不够的。“法治”的背后其实仍是“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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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太平洋书店，1930，第531页。该书于1965年中华书局重印时，改名为《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李剑农在“重印说明”中自述对内容“略加修改”。而本段引文于重印时被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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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研究主要有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商务印书馆，1936；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1943年增订4版；钱端升、萨师炯等：《民国政制史》，商务印书馆，1946年增订2版；陈之迈：《中国政府》，商务印书馆，1945；陈之迈：《国民党的政治委员会》，《社会科学》第1卷第4期，1937年6月；林桂圃：《中国国民党的中央政治会议》，《国衡半月刊》第1卷第12期，1935年10月。近年来情形有所改观，刘维开《训政前期的党政关系——以中央政治会议为中心的探讨》一文对1927年以后的国民党中政会进行了相当精彩的探讨。刘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等编《1930年代的中国》（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77～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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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蒋介石：《黄埔军校总理纪念周训词》（1926年6月28日），《蒋介石言论集》第2集，第514～5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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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24年《中国国民党总章》的蓝本，是1919年12月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颁发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详见拙著《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1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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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1923年10月25日中国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上，廖仲恺说明采委员制是“出于中山先生之意”。参见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第5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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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孙中山《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1924年1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36～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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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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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徐葵等译，东方出版社，1991，第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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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24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另有中央监察委员5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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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李玉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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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这批人被鲍罗廷称为“国民党老朽”、“右派”。国民党改组之初，鲍罗廷即注意与“右派”展开斗争，并力图将其从国民党权力中心排挤和清除出去。参见《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45～4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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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鲍罗廷给瞿秋白的信》（1924年7月1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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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0次会议情况通报》（1924年7月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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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林桂圃：《中国国民党的中央政治会议》，《国衡半月刊》第1卷第12期，第32页；陈之迈：《国民党的政治委员会》，《社会科学》第1卷第4期，第608页；彭厚文：《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演变述略》，《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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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鲍罗廷给瞿秋白的信》（1924年7月1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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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委员的出席次数：孙中山8次，胡汉民11次，汪精卫7次，廖仲恺9次，伍朝枢10次，邵元冲6次，瞿秋白6次，鲍罗廷12次。据《政治委员会第1～12次会议记录》统计，台北国民党党史馆（以下简称“党史馆”）藏《中政会档》：00-1/27。下引中政会档，出处均同此，不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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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参见《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国民党周刊》（第9期以后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周刊》）1924年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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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处编《政治总报告》（1929年3月），《中政会档》：00-1/2；另参见林桂圃《中国国民党的中央政治会议》，《国衡半月刊》第1卷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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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参见彭厚文《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演变述略》，《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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