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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政治总报告》（1929年3月），《中政会档》：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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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政治委员会第10次会议记录》，《中政会档》：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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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924年10月初，孙中山在鲍罗廷的鼓动下，还一度打算成立一个名为“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机构，这一机构可能位于政治委员会之上，其地位比政治委员会更为核心，权力更为集中，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并加大“以俄为师”的力度。但不知何故最终未能正式成立。参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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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张继等三监察委员弹劾共产党呈文》，转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及人书局，1987年影印2版，第303～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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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0次会议情况通报》（1924年7月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97～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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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中国国民党第一届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记录》，转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28～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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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说明接受孙中山遗嘱经过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第267页。另据张国焘回忆，北京政治委员会委员还有丁惟汾、王法勤、张国焘等人，后来又陆续增加了几个由广州到北京来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见张国焘《我的回忆》（1），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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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汪精卫电报原件藏党史馆，转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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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政治委员会第13次会议记录》，《中政会档》：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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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张国焘：《我的回忆》（1），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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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925年1月26日，汪精卫致吴稚晖函：“稚晖先生大鉴：敬启者，顷奉总理命令，将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移至北京，以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于右任、陈友仁、李大钊、邵元冲为委员，鲍罗廷为顾问。谨此布达，即候台安。汪精卫谨启（黄昌谷代）。”毛笔原件，党史馆藏档：稚7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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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张国焘：《我的回忆》（1），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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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925年2月14日鲍罗廷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也谈道：“目前在北京有7位政治局委员在领导全部工作。还有半数的中央委员也在北京，他们与政治局经常举行联席会议。”见《鲍罗廷的书面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5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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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如2月5日“对于应付粤中时局及以军事委员会代行大元帅职务事，有所讨论”。2月7日“讨论对于善后会议之态度及对于执政府应取之方针”。2月11日“讨论西南大团结事”。2月28日“商金法郎案事及国民会议促成会事”。见《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111～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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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政治委员会第1～12次会议记录》，《中政会档》：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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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张国焘：《我的回忆》（1），第378～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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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汪精卫致吴稚晖、李石曾函》（1925年5月2日，钢笔原件，党史馆：稚7560。吴、李主张在北京开会的原因不详，可能是为了延续其在北京的权力，担心政治委员会迁回广州后，自己的委员资格有可能被取消（政治委员会在广州重开后，吴、李不再是政治委员会委员）。但此点仅是笔者的推测，尚未见直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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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见1925年5月8、10日蒋介石日记。6月21、27日蒋日记中尚有多处有关汪夫妇对其亲爱逾常而感激莫名的记载。陈公博回忆录中，转述谭延闿的说法，汪蒋结为把兄弟，是蒋主动。（陈公博：《苦笑录》，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0，第70页）显为不明内情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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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如1925年8月15日蒋日记载：“再访展堂（引者注：胡汉民）兄，为彼与汝为（引者注：许崇智）兄意见太深，汝则且有两不相立之心，故劝展让步出游也。”另据陈公博回忆，胡、许交恶由来已久，其详情请参见陈公博《苦笑录》，第2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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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张国焘：《我的回忆》（2），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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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蒋介石致孙中山函》（1924年10月9日），《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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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语出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第145页），未见原始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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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参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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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伯矢：《胡汉民政治生涯之一页》、杨新华：《廖仲恺与胡汉民》，均载《现代史料》第2集，海天出版社，1934，第151～163页；陈公博：《苦笑录》，第2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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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台北党史馆现藏中政会档案中，缺北京政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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