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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林桂圃:《中国国民党的中央政治会议》,《国衡半月刊》第1卷第12期,第32页;陈之迈:《国民党的政治委员会》,《社会科学》第1卷第4期,第608页;彭厚文:《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演变述略》,《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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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鲍罗廷给瞿秋白的信》(1924年7月1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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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委员的出席次数:孙中山8次,胡汉民11次,汪精卫7次,廖仲恺9次,伍朝枢10次,邵元冲6次,瞿秋白6次,鲍罗廷12次。据《政治委员会第1~12次会议记录》统计,台北国民党党史馆(以下简称“党史馆”)藏《中政会档》:00-1/27。下引中政会档,出处均同此,不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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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参见《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国民党周刊》(第9期以后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周刊》)1924年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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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处编《政治总报告》(1929年3月),《中政会档》:00-1/2;另参见林桂圃《中国国民党的中央政治会议》,《国衡半月刊》第1卷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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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参见彭厚文《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演变述略》,《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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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政治总报告》(1929年3月),《中政会档》: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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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政治委员会第10次会议记录》,《中政会档》: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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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924年10月初,孙中山在鲍罗廷的鼓动下,还一度打算成立一个名为“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机构,这一机构可能位于政治委员会之上,其地位比政治委员会更为核心,权力更为集中,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并加大“以俄为师”的力度。但不知何故最终未能正式成立。参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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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张继等三监察委员弹劾共产党呈文》,转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及人书局,1987年影印2版,第303~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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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0次会议情况通报》(1924年7月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97~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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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中国国民党第一届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记录》,转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28~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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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说明接受孙中山遗嘱经过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第267页。另据张国焘回忆,北京政治委员会委员还有丁惟汾、王法勤、张国焘等人,后来又陆续增加了几个由广州到北京来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见张国焘《我的回忆》(1),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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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汪精卫电报原件藏党史馆,转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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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政治委员会第13次会议记录》,《中政会档》: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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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张国焘:《我的回忆》(1),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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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925年1月26日,汪精卫致吴稚晖函:“稚晖先生大鉴:敬启者,顷奉总理命令,将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移至北京,以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于右任、陈友仁、李大钊、邵元冲为委员,鲍罗廷为顾问。谨此布达,即候台安。汪精卫谨启(黄昌谷代)。”毛笔原件,党史馆藏档:稚7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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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张国焘:《我的回忆》(1),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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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925年2月14日鲍罗廷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也谈道:“目前在北京有7位政治局委员在领导全部工作。还有半数的中央委员也在北京,他们与政治局经常举行联席会议。”见《鲍罗廷的书面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5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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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如2月5日“对于应付粤中时局及以军事委员会代行大元帅职务事,有所讨论”。2月7日“讨论对于善后会议之态度及对于执政府应取之方针”。2月11日“讨论西南大团结事”。2月28日“商金法郎案事及国民会议促成会事”。见《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111~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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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政治委员会第1~12次会议记录》,《中政会档》: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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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张国焘:《我的回忆》(1),第378~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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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汪精卫致吴稚晖、李石曾函》(1925年5月2日,钢笔原件,党史馆:稚7560。吴、李主张在北京开会的原因不详,可能是为了延续其在北京的权力,担心政治委员会迁回广州后,自己的委员资格有可能被取消(政治委员会在广州重开后,吴、李不再是政治委员会委员)。但此点仅是笔者的推测,尚未见直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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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见1925年5月8、10日蒋介石日记。6月21、27日蒋日记中尚有多处有关汪夫妇对其亲爱逾常而感激莫名的记载。陈公博回忆录中,转述谭延闿的说法,汪蒋结为把兄弟,是蒋主动。(陈公博:《苦笑录》,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0,第70页)显为不明内情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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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如1925年8月15日蒋日记载:“再访展堂(引者注:胡汉民)兄,为彼与汝为(引者注:许崇智)兄意见太深,汝则且有两不相立之心,故劝展让步出游也。”另据陈公博回忆,胡、许交恶由来已久,其详情请参见陈公博《苦笑录》,第2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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