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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党务，实在过于沉寂，不可讳言。推究其原，大旨不外经费无着一事，即经济问题是也。去年（引者注：1941年）10月以前，中央津贴每月50元，11月以后为100元，而且不能按月发给。每有迟至三五月以后方汇寄来嘉[142]之事。但即令按月汇寄，试思以如此高涨之物价，每月100元，不能雇半个工人，聘请录事更不论矣。此事说来诚属滑稽，弟自办事以来，垂30年，从无每月经手管理100元之开支者。如果照“以党养党”之旨，中央原无须津贴分文，但区党部即非有向党员征收捐款不可之权力，而现在党部又无此权，且党部月捐亦扫数解缴中央，党部不能再向党员捐款。党部在名义上与学校平等，但实际上则毫无用人之权，每事非仰给学校不成。如学校不给予助力，则并文具纸张邮电等费，将亦无从出。若云利用党员中之学生分任工作，可以无须经费，但亦只能做到一部分。因为一则学生每年有变更，二则党部既应注重教职员，事事假手学生亦非策之得者也。至于征求教职员新党员，弟亦曾数次努力，而总无多大成就，则亦经济问题为之阻梗也。教职员一入党，则由学校扣去所得捐之数，作为党员月捐，当此米珠薪桂之时，教职员自己生活尚不能维持，焉能再负担此项捐款？已入党者，虽不得不负担此项责任，而尚未入党者，则万难冀其加入。如果中央订有强制办法，教职员非入党不可，则事情又当别论。不过，诚如来示所云，“真正优秀分子”是我们党部所希望者，一律入党，即等于无党矣。今不加强制，则又观望不前。弟实无法解决此困难问题。总而言之，学校经费每年有百万以上，而党部不过1200元，故在实际上，党部不能经济独立，只能附属于大学。大学经费既日感拮据，党部之发展即受其影响。即如发行刊物一事，弟曾屡次计及，然一念及印刷费之庞大，即十余页之小册，亦须四五千元，遂不果行。但无论如何，弟对于党务，不得不抱一作官之信念，即“不求有功，只求无过”，故平生对于党员，极力以身作则，不作无益，而且努力教学，从人格上给予学生以良好之印象。至于教职员，则彼此立于均等地位，不敢言此矣。以此所陈，均系实在情形，毫无虚饰，以此报答党国，报答先生。[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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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端六这番不加虚饰的“真情告白”，将战时大学党务的各种实在情形，几乎和盘托出。按照国民党中央组织部1939年颁布的有关规定，大学区党部成立后，其经费由所属党员缴纳党费拨充之，不足之数由上级党部酌予补助。中央直属各校区党部的日常经费，党员在60人以上200人以下者，每月补助60元；200人以上500人以下者，每月补助100元；500人以上1000人以下者，每月补助150元；1000人以上者，每月补助200元。[144]一个大学区党部，每月一二百元经费，自然无法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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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武汉大学区党部不同的是，西南联大区党部经常能得到中央组织部数额不小的特别补助。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西南联大地位重要，朱家骅比较重视。朱说：“联大地位重要，能使联大党务改进，树立中心力量，实足影响全国教育界。”[145]二是联大区党部书记姚从吾与朱家骅有特殊交谊。姚从吾向中央组织部额外请拨经费时，朱家骅每次都如数特批。姚从吾在教学研究之余，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令朱家骅甚为满意。在战时经济和物质生活十分艰困的环境下，姚从吾通过与朱家骅的特殊关系，能额外弄到经费，无疑提高了他在联大区党部的地位，也无形中扩大了区党部在联大教师中的影响。联大区党部的特殊性，令其他大学区党部十分嫉羡。中山大学区党部书记有一次对朱家骅发牢骚说：西南联大除部津600元外，尚有其他活动经费；联大区党部每月邀人欢聚二三次，每次约200元，学术讲演费每次每人送200元。中大无法与联大比。[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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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大学党部中，西南联大的情形明显具有特殊性，相比之下，杨端六所述武汉大学区党部的情形可能更具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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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萧超然等编著《北京大学校史》（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南开大学校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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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直到最近，才有杨奎松、王晴佳等学者开始关注不同政治立场的大学教授在战后学潮中的分合与转化。参见杨奎松《国民党在处理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王晴佳《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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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朱家骅先生记事年表》，杨仲揆：《中国现代化先驱——朱家骅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第225～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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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胡国台先生曾利用台北“法务部调查局”所收藏的国民党档案和中共文献，对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高校里的斗争情形进行过研究，但不知何故，他未利用其本所档案馆所藏之朱家骅档案。见胡国台《国共校园斗争（1937～1949）》，《历史月刊》（台北）第44期，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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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第247～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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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关战前国民党党化教育政策，参见陈进金《抗战前国民党的教育政策》，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史论文选集》第5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4，第175～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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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革命文献》第76辑，台北，1978，第166～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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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叔永：《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再论党化教育》，《独立评论》第3、8号，1932年6月5日、7月10日。另据陶百川于1935年1月测验上海154位参加“优秀学生联谊运动”的高中生对三民主义的认识之结果，发现连“三民主义的涵义如何”这样简单的问题，竟有许多学生回答不及格。陶氏慨言：“他们在学校中应该都已读过六七年的党义教科书，何以程度竟如此低劣！优秀学生如此，普通学生将何如！劣等学生更将何如！中学生如此，小学生将何如！学生如此，一般民众将何如！由此观之，七八年的党义教育，至少在这一点上是惨败了！”见陶百川《中国青年政治思想的观察》，《上海党声》第1卷第2期，193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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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马超俊：《实施党义教育之重要》，《中央党务月刊》第32期，193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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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陶其情：《难乎其为党义教师》，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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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朱家骅：《党务实施上之问题》，1939年11月，中国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编印《中央训练团讲词选录》，1941，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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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抗战初期，国民党中央要求党员重新报到登记。据1940年7月统计，各大学参加报到的党员人数（基本上是战前加入者）总计不过千余人，其中大部分集中在中央政治学校，普通高校只有四川大学和中山大学两校较多。各大学国民党员的具体数字是：中央政治学校748人，四川大学209人，中山大学184人，朝阳学院59人，师范学院46人，厦门大学43人，中正学院20人，武汉大学6人，西北大学5人，协和医学院3人，民国学院3人。除此之外，金陵大学、复旦大学、齐鲁大学、河南大学、云南大学、广东国民大学、西北工学院等学校均无党员报到。因为战乱等因素，有的党员可能没有及时报到，实际党员人数应多于报到党员人数。见李云汉主编、林养志编辑《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3，第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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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于各校区党部之筹设》，党史馆：特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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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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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三青团的成立，最初亦隐含有另立新组织以向其他党派表达合并意向和吸引其他党派参与合并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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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见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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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姚从吾（1894～1970），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史学门，继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1922年12月赴德国留学，1934年夏返国受聘为北大历史系教授，抗战爆发后，随校南迁，任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1939年7月，任西南联大三青团直属分团筹备主任，负责组建该校三青团组织，1941年12月，任国民党西南联大直属区党部书记，1944年1月，西南联大区党部改选，连任区党部书记，1946年春，随北大返回北平，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1947年7月，任河南大学校长，1949年去台湾，1958年当选为中研院院士。见《直属西南联大区党部人事组织动态报告》，党史馆：会5.3—225.12；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第634～6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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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关于各校区党部之筹设》，党史馆：特3—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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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蒋梦麟复陈立夫、张厉生函》（1939年7月15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5-（1）。下引各函，凡未标注出处者，均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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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7月16、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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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胡国台：《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在高校里的斗争》，《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9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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