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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7月16、17日）。王晴佳对姚从吾此段言论的阐释是：国民党对知识界已经多有拉拢，但“似乎成效不够理想”；左倾人士的存在，表明当时知识界“已非国民党的一统天下”。（参见前引王文，第31页）王的阐释似乎有悖姚文原意。姚文中显无“成效不够理想”之意；此前知识界从未出现过“国民党的一统天下”局面，“已非”何从谈起？姚文亦无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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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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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王晴佳认为，姚从吾提出要将教授与学生分开对待，成立不同的组织，把重点放在学生身上，是为了加强联大国民党的力量。（参见前引王文，第31页）此点有些说不通。要知此际姚从吾的身份是联大三青团筹备主任，他显然是站在团的立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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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朱家骅复姚从吾函》（1939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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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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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中央党务公报》第3卷第11期，1941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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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指示称：“查该部有数区分部悉由教职员组成，其余则全由学生党员组成，似此划编方法，对于员生之感情及联系上，均属有损无益，流弊所及，甚易形成员生对立之形势，嗣后划编区分部或小组，教职员与学生不应分开。”见《指示直属西北大学区党部工作》，《中央党务公报》第3卷第1期，1941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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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任国荣致朱家骅函》（1943年6月20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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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中国国民党直属国立中山大学区党部三十一年度工作大纲》规定，征求新党员，教职员占1/4，学生占3/4；又据《中国国民党直属国立中山大学区党部三十二年度工作总报告》称：“查过去入党者，多为四年级学生，盖毕业后到各机关中之需要也。本部为革除此种不良习惯，特别通饬各区分部大量征收较低年级之同学及各学会社团负责人入党。”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717（4）—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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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国立中山大学党员代表致重庆中央党部组织部长电》（1944年7月10日）称：“因招收之学生新党员既多，故各学院之区分部所有委员及书记等，均由学生充任，以致热心党务及对党有历史之教职员，均持消极，对于学校党务前途影响甚大。”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717（4）—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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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国国民党直属国立中正大学区党部三十年度工作总报告》、《中国国民党直属国立中正大学区党部三十一年工作实施进度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717（4）—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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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武汉大学区党部书记杨端六呈报本部去年下半年工作情形及今后工作计划由》（1941年1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717（4）—1077；《杨端六致朱家骅函》（1942年3月11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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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中央直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区党部第三次党员大会（会议记录）》（1944年1月7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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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4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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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三十三学年度第一学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员数报告简表》，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4），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第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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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姚从吾在1944年2月12日给朱家骅的一封信中谈到，联大教师党员（不含职员）约占教师总数的1/4。这一估计可能是姚对当时联大教师总数了解不确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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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出席党员大会的85人，教授近占一半；当时西南联大教师党员实际有150人，如将职员学生党员加入，约有170人，如果以教授占一半推算，则教授党员为85人，而当时教授总数为155人。50%还是保守估算。杨奎松在《国民党在处理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中认为，在联大上百名教授当中，有国民党党籍或三青团团籍的教授占到20%左右。这一比例显然低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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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部分联大国民党籍教职员：校常委：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中文系：罗常培、杨振声、赵毓英、李松筠、陈士林；哲学心理学系：冯友兰、贺麟、敦福堂、冯文潜；历史系：姚从吾、王信忠、雷海宗、郑天挺、蔡维藩、孙毓棠、皮名举、何炳棣、宋泽生、李其泰、戚志芬、何鹏毓；法律系：燕树棠、马质夫；政治系：钱端升、邵循恪、崔书琴、王赣愚、吴之春；经济系：伍启元、周炳琳、杨西孟、赵乃抟；外文系：颜锡嘏、杨西昆、李田意；教育系：查良钊、陈雪屏、田培林、沈履、黄钰生、樊际昌、陈友松、李廷揆；数学系：华罗庚、孙树本、闵嗣鹤、施惠同；物理系：郑华炽、吴有训、张文裕、霍秉权、孟昭英、范绪筠；化学系：杨石先；生物系：杜增瑞、李觊高、孙兆年；地质地理气象系：赵九章、孙云铸、李宪之、鲍觉民、张印堂、王恒升、张景哲；化学工程系：苏国桢；土木工程系：李庆海；电机工程系：马大猷、叶楷；机械工程系：王遵明；航空工程系：王德荣、宁榥；国文学系：张清常、李广田；理化学系：许浈阳；公民训育系：王德明、孟宪德；院系不详：叶日葵、郑师拙。根据《中央直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区党部第三次党员大会（记录）》整理，《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5-（1）；《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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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任国荣致朱家骅函》（1943年4月24日、6月20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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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施宏勋致朱家骅函》（1942年4月6日）、《陈立夫致朱家骅函》（1942年5月22日）、《朱家骅复陈立夫函》（1942年5月28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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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4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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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任国荣致朱家骅函》（1943年6月20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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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蒋梦麟复陈立夫、张厉生函》（1939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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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清华大学校史稿》，第296～297页；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第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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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参见翟志成《冯友兰彻底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1895～1945）》（五），《大陆杂志》（台北）第98卷第3期，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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