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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朱家骅：《党务实施上之问题》，1939年11月，中国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编印《中央训练团讲词选录》，1941，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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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抗战初期，国民党中央要求党员重新报到登记。据1940年7月统计，各大学参加报到的党员人数（基本上是战前加入者）总计不过千余人，其中大部分集中在中央政治学校，普通高校只有四川大学和中山大学两校较多。各大学国民党员的具体数字是：中央政治学校748人，四川大学209人，中山大学184人，朝阳学院59人，师范学院46人，厦门大学43人，中正学院20人，武汉大学6人，西北大学5人，协和医学院3人，民国学院3人。除此之外，金陵大学、复旦大学、齐鲁大学、河南大学、云南大学、广东国民大学、西北工学院等学校均无党员报到。因为战乱等因素，有的党员可能没有及时报到，实际党员人数应多于报到党员人数。见李云汉主编、林养志编辑《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3，第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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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于各校区党部之筹设》，党史馆：特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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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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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三青团的成立，最初亦隐含有另立新组织以向其他党派表达合并意向和吸引其他党派参与合并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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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见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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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姚从吾（1894～1970），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史学门，继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1922年12月赴德国留学，1934年夏返国受聘为北大历史系教授，抗战爆发后，随校南迁，任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1939年7月，任西南联大三青团直属分团筹备主任，负责组建该校三青团组织，1941年12月，任国民党西南联大直属区党部书记，1944年1月，西南联大区党部改选，连任区党部书记，1946年春，随北大返回北平，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1947年7月，任河南大学校长，1949年去台湾，1958年当选为中研院院士。见《直属西南联大区党部人事组织动态报告》，党史馆：会5.3—225.12；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第634～6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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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关于各校区党部之筹设》，党史馆：特3—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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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蒋梦麟复陈立夫、张厉生函》（1939年7月15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5-（1）。下引各函，凡未标注出处者，均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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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7月16、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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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胡国台：《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在高校里的斗争》，《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9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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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7月16、17日）。王晴佳对姚从吾此段言论的阐释是：国民党对知识界已经多有拉拢，但“似乎成效不够理想”；左倾人士的存在，表明当时知识界“已非国民党的一统天下”。（参见前引王文，第31页）王的阐释似乎有悖姚文原意。姚文中显无“成效不够理想”之意；此前知识界从未出现过“国民党的一统天下”局面，“已非”何从谈起？姚文亦无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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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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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王晴佳认为，姚从吾提出要将教授与学生分开对待，成立不同的组织，把重点放在学生身上，是为了加强联大国民党的力量。（参见前引王文，第31页）此点有些说不通。要知此际姚从吾的身份是联大三青团筹备主任，他显然是站在团的立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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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朱家骅复姚从吾函》（1939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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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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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中央党务公报》第3卷第11期，1941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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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指示称：“查该部有数区分部悉由教职员组成，其余则全由学生党员组成，似此划编方法，对于员生之感情及联系上，均属有损无益，流弊所及，甚易形成员生对立之形势，嗣后划编区分部或小组，教职员与学生不应分开。”见《指示直属西北大学区党部工作》，《中央党务公报》第3卷第1期，1941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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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任国荣致朱家骅函》（1943年6月20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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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中国国民党直属国立中山大学区党部三十一年度工作大纲》规定，征求新党员，教职员占1/4，学生占3/4；又据《中国国民党直属国立中山大学区党部三十二年度工作总报告》称：“查过去入党者，多为四年级学生，盖毕业后到各机关中之需要也。本部为革除此种不良习惯，特别通饬各区分部大量征收较低年级之同学及各学会社团负责人入党。”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717（4）—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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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国立中山大学党员代表致重庆中央党部组织部长电》（1944年7月10日）称：“因招收之学生新党员既多，故各学院之区分部所有委员及书记等，均由学生充任，以致热心党务及对党有历史之教职员，均持消极，对于学校党务前途影响甚大。”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717（4）—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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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国国民党直属国立中正大学区党部三十年度工作总报告》、《中国国民党直属国立中正大学区党部三十一年工作实施进度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717（4）—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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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武汉大学区党部书记杨端六呈报本部去年下半年工作情形及今后工作计划由》（1941年1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717（4）—1077；《杨端六致朱家骅函》（1942年3月11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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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中央直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区党部第三次党员大会（会议记录）》（1944年1月7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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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4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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