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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三十三学年度第一学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员数报告简表》，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4），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第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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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姚从吾在1944年2月12日给朱家骅的一封信中谈到，联大教师党员（不含职员）约占教师总数的1/4。这一估计可能是姚对当时联大教师总数了解不确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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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出席党员大会的85人，教授近占一半；当时西南联大教师党员实际有150人，如将职员学生党员加入，约有170人，如果以教授占一半推算，则教授党员为85人，而当时教授总数为155人。50%还是保守估算。杨奎松在《国民党在处理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中认为，在联大上百名教授当中，有国民党党籍或三青团团籍的教授占到20%左右。这一比例显然低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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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部分联大国民党籍教职员：校常委：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中文系：罗常培、杨振声、赵毓英、李松筠、陈士林；哲学心理学系：冯友兰、贺麟、敦福堂、冯文潜；历史系：姚从吾、王信忠、雷海宗、郑天挺、蔡维藩、孙毓棠、皮名举、何炳棣、宋泽生、李其泰、戚志芬、何鹏毓；法律系：燕树棠、马质夫；政治系：钱端升、邵循恪、崔书琴、王赣愚、吴之春；经济系：伍启元、周炳琳、杨西孟、赵乃抟；外文系：颜锡嘏、杨西昆、李田意；教育系：查良钊、陈雪屏、田培林、沈履、黄钰生、樊际昌、陈友松、李廷揆；数学系：华罗庚、孙树本、闵嗣鹤、施惠同；物理系：郑华炽、吴有训、张文裕、霍秉权、孟昭英、范绪筠；化学系：杨石先；生物系：杜增瑞、李觊高、孙兆年；地质地理气象系：赵九章、孙云铸、李宪之、鲍觉民、张印堂、王恒升、张景哲；化学工程系：苏国桢；土木工程系：李庆海；电机工程系：马大猷、叶楷；机械工程系：王遵明；航空工程系：王德荣、宁榥；国文学系：张清常、李广田；理化学系：许浈阳；公民训育系：王德明、孟宪德；院系不详：叶日葵、郑师拙。根据《中央直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区党部第三次党员大会（记录）》整理，《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5-（1）；《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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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任国荣致朱家骅函》（1943年4月24日、6月20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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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施宏勋致朱家骅函》（1942年4月6日）、《陈立夫致朱家骅函》（1942年5月22日）、《朱家骅复陈立夫函》（1942年5月28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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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4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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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任国荣致朱家骅函》（1943年6月20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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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蒋梦麟复陈立夫、张厉生函》（1939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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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清华大学校史稿》，第296～297页；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第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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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参见翟志成《冯友兰彻底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1895～1945）》（五），《大陆杂志》（台北）第98卷第3期，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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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冯友兰著、蔡仲德编《我的学术之路——冯友兰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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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1940年3月，蒋介石听说教育部命令全国中小学教员须一律入党，十分不满。他在给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手令中表示：强迫中小学教员入党，其作用与事实太不相宜。陈立夫呈复说：教育部通令各省教育厅尽量介绍中小学教职员入党，但始终未有强迫必须一律入党之说。见《关于各校区党部之筹设》，党史馆：特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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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竺可桢自1936年4月至1949年4月，一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在任期间，曾于1938年5月和1939年3月两次拒绝加入国民党，但1943年4月出席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因被选为三青团中央监察委员，无奈之中加入了三青团；1944年8月才正式加入国民党，而此前全国大学校长中，只有他一人为非国民党员。见《竺可桢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第1册，第234、316页；第2册，第673、680、7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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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第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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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参见翟志成《冯友兰彻底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1895～1945）》（六），《大陆杂志》（台北）第98卷第4期，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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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此一论点，前引翟志成和王晴佳两人论文中均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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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竺可桢日记》第2册，第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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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第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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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参见拙著《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320～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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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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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2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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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姚从吾、王信忠致朱家骅函》（1942年11月？日，引者注：该函原件无时间，年月系根据信的内容推断）；《朱家骅致雷海宗函》（1942年11月28日）；《雷海宗复朱家骅函》（1942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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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参见《南开大学校史》，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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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2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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