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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冯友兰著、蔡仲德编《我的学术之路——冯友兰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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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1940年3月，蒋介石听说教育部命令全国中小学教员须一律入党，十分不满。他在给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手令中表示：强迫中小学教员入党，其作用与事实太不相宜。陈立夫呈复说：教育部通令各省教育厅尽量介绍中小学教职员入党，但始终未有强迫必须一律入党之说。见《关于各校区党部之筹设》，党史馆：特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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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竺可桢自1936年4月至1949年4月，一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在任期间，曾于1938年5月和1939年3月两次拒绝加入国民党，但1943年4月出席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因被选为三青团中央监察委员，无奈之中加入了三青团；1944年8月才正式加入国民党，而此前全国大学校长中，只有他一人为非国民党员。见《竺可桢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第1册，第234、316页；第2册，第673、680、7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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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第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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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参见翟志成《冯友兰彻底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1895～1945）》（六），《大陆杂志》（台北）第98卷第4期，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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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此一论点，前引翟志成和王晴佳两人论文中均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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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竺可桢日记》第2册，第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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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第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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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参见拙著《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320～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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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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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2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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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姚从吾、王信忠致朱家骅函》（1942年11月？日，引者注：该函原件无时间，年月系根据信的内容推断）；《朱家骅致雷海宗函》（1942年11月28日）；《雷海宗复朱家骅函》（1942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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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参见《南开大学校史》，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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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2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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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参见拙著《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300～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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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任国荣致朱家骅函》（1944年1月20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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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据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子壮观察，战时朱家骅系与CC系在地方层级的冲突相当激烈。“蒋先生对于其干部，似采牵制政策，果夫立夫组党十年而有所组织，自然在党中形成一个力量，朱骝先（家骅）来长组织，因其在学界政界均有相当之地位，故其措施不能悉循旧轨，于是下级冲突公然暴露，如河南、陕西、山东等省均因此而致工作于停顿，更谈不上下级之健全。”见《王子壮日记》第9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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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华罗庚致朱家骅函》（1942年12月19日）：“骝先部长先生赐鉴：遥颁大教，语重心长，谋国之忠，垂念之切，跃然纸上。罗庚敢不奉教，今后当体念国父遗教、总裁训诲，以追随先生为党为国，尽其绵薄。溯民十五时，罗庚曾在沪入党。其时军阀之势犹张，革命之花未发，北伐成功后，罗庚为经济所困，不得不负责经营先父之店铺，日则持称运筹，晚则研习算学，每日工作有过于十六小时者，致对党务方面因循未暇登记。今常戚戚，愧为国父信徒。今先生振聩启蒙，使罗庚得生新机而还旧识，感激之殷，有若拨云霓而见天日者……”《朱家骅档·人才人事卷》：4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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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华罗庚致朱家骅函》（1943年2月21日、3月4日、10月12日，1944年1月8日），《朱家骅档·人才人事卷》：4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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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华罗庚致朱家骅函》（1943年8月7日），《朱家骅档·人才人事卷》：4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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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2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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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华罗庚致朱家骅函》（1945年6月26日），《朱家骅档·人才人事卷》：4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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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最优秀教授党员名册》，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典藏号：00101415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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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甘家馨：《给国民党带来新观念新作风的朱先生》，《传记文学》（台北）第29卷第6期，197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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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朱家骅复姚从吾函》（1940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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