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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三 文武关系的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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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军队政工史上，北伐时期有“黄金时期”之称。[34]这一说法主要指当时的政工与党代表具有相当高的权威：在法理上有与军事指挥官平起平坐的地位；军队中的所有命令和法令规则，均由党代表副署；党代表对军事指挥官具有监督制衡的作用。[35]这一制度后来在中共军队中得到很好的继承、发扬和完善。抗战时期，八路军的各级政治部与各级司令部，其相互关系是平行的；各级政治委员与其同级军事指挥员，在军务和行政上有同等的权力。“政治委员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发生争执时，属于作战行动方面的，由军事指挥员决定，其余由政治委员作最后决定。”[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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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蒋介石及国民党高层将领对军队中的二元领导十分反感。1939年3月，蒋在下令恢复军队各级党部的同时，也训诫政工人员不得与部队主管长官采取对立或监察形态，而应服从部队主管长官受其指导。[37]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亦极力主张“军队政工人员应重政治工作，不应重监视部队，应加给部队长以督饬政治工作之责。”[38]据蒋介石解释，他反对军队“二元制”是基于以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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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二元制”，就是军官与政工人员二者并立，互相监督。但我们中国古人说：“权出于一者强，出于二者弱。”我们既然委任了一个将领，就应该绝对的信任他，而不要用其他的方法来牵制他，所以我们在北伐之后，就取消党代表制度，采取一元制，把一切事权集中于带兵者。我认定一元制必定比二元制要好，这是无可置疑的事。[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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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官与政工人员的紧张关系在“二元制”的北伐时期确曾存在过。[40]但当蒋介石易为“一元制”后，政治工作实际成了军队的附属品，政工人员的地位由部队的监护者，一降而为部队的宣传员。政工人员甚至被人戏称为带兵官的“姨太太”，部队里的“清客”。[41]陈公博谈到，有一次他与白崇禧讨论军队政治工作。白崇禧即认为，党务工作和政治工作，不过“贴标语，叫口号”而已，无足轻重；“天下事都可以武力了之”；“无论民众怎样凶，有一连机关枪便什么都完了。”[42]政治工作几乎受到军事将领的普遍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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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政军关系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并无一个明晰的制度规定。政工人员在部队中亦无明确的法理定位。[43]军队政工自成系统，人事、经理独立。政工人员的考绩升等，经费的领发报销，均受上级政工机构直接领导和管理。政工人员与部队长官没有隶属关系。在法理上，部队长官管不着他。[44]“在阶级方面，政治人员与部队长官不相上下，在职权上确定政工人员有参加命令通告意见、军法会审、以及经费审核特权。”[45]但另一方面，蒋介石又明令训诫政工人员应服从带兵官的指导，导致政工人员对自我角色定位感到困惑：似乎既不是与部队长官平起平坐的党代表，又不是完全听命于部队长官的纯幕僚。[46]也有人将政工人员定位为带兵官的帮手，好比带兵官是一家的家长，而政工人员是他所需要的家庭教师。[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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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即将出任政治部副部长的梁寒操，对军政关系定位的两难性，作过如下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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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立场，本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站在党代表的地位，对部队采取监督指导的态度，但目前这个方式是行不通的；第二种是绝对秉承部队长官之命，办理部队政训，也因为政工另有系统，人事经理都独立的原故，不能实行。[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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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战时国民党政军关系既非军主政从的“一元制”，亦非政军制衡的“二元制”，而是模棱于两者之间。其结果，部队长官与政工人员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互相歧视者有之，互相倾轧者亦有之，弄得猜忌丛生，自相纷扰。”[49]在部队长官一方，大体表现为：（1）否定政治工作的效用，轻视政工人员；（2）对政工人员不信任，戒备政工人员监视；（3）担心政工人员与自己争权夺利；（4）视政治工作为点缀，利用政工人员为自己摇旗呐喊。[50]而在政工人员一方，则表现为：（1）视部队长官为落伍军阀、封建势力；（2）以改造军队为使命，监视检举部队长官的言行；（3）文职背景的政工人员鄙夷行伍出身的带兵官愚莽和粗鲁；（4）利用士兵与部队长官抗衡。[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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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军关系紧张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战前政工延续下来的特务传统。自1930年代初开始，国民党军队政工系统为以黄埔系为核心组成的力行社所经营和掌控。由于力行社的法西斯主义组织特征，政工系统也成为他们用来对付异党异派的特务工具。很多政工人员同时也是力行社及其下层和外围组织的成员。[52]在战前，力行社的工作对象主要有二：一是对付共产党；二是对付地方实力派。抗战初期，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背景下，共产党尚不遗余力地谴责国民党政工的特务性质。[53]同样，地方实力派在全面抗战的情境中仍对南京中央所派遣的政工人员深怀戒惧。据一位少将级的资深政工干部忆述，为了同化或吃掉“杂牌”部队，政工人员除了进行一般的宣传教育工作外，主要是调查掌握部队的实力消长，侦察部队长官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的真实态度，以及了解部队内部相互之间的联系和矛盾。[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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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国民党体制内的一位政工干部在埋怨政工人员“技术拙劣”时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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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理军队前提下，政工人员既由最高统率部派遣，工作而外，附带作些兵力装备的调查，人事思想的分析，自属应有之义，不足为奇。不幸当时一部分将领，见不及此，认为政工人员是统率部派的侦探，含有检举监视意味，发生普遍的恐惧与不安，歇斯底里的惶恐戒备。在此种情况下，政工人员自应先行设法取得部队官兵之信任，调查工作自可从缓。最低限度，也应审慎与极端秘密。而一般政工人员，为博取部队的尊重，常有意无意的半公开的进行，似乎是藉此表示权威。这真是不可饶恕的错误。影响所及，有许多军队，竟派人对政工人员暗中监视，一举一动，都逃不出部队长官的耳目侦察。于是尔诈我虞，愈演愈烈。在彼此提防戒备的情形下，政工功效乃打消无余。[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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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国民党政工内部在检讨工作的困难情形时，亦不隐讳部队长官把政工人员看做侦缉他行动的特务这一事实。1939年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南岳召开全国政工会议。会上政治部承认“过去政工人员多少负有特务性质，因此和部队长官不甚协调”。为了减少这一矛盾，政治部公开以“反特务”相号召。[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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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非嫡系的“杂牌”部队，对代表重庆中央立场的政工人员仍然处处设防排斥，甚至不愿政工人员与官兵经常接触，也不许政工人员与闻军队的事。[57]而政工人员方面，有的故意以中央派遣员的身份敲诈地方“杂牌”部队长官。[58]即使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因政治部责成各级政工人员检举和稽察部队的弱点，而战时部队长官经商、走私、吃空额等现象普遍存在，政工人员若加以检举，势必与部队长官发生磨擦，也因此而歧视和嫌弃政工人员。[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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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握笔杆的政工人员与握枪杆的职业军官发生磨擦，前者显然居于弱势。不过，由于政工人员受军委会政治部主管，政治部难免有意维护其政工人员的权益。因分属不同系统，政工人员有时也不甘示弱，而敢与部队长官相颉颃。部队长官即使嫌弃政工人员，甚至政工人员胡作非为，也对之无可奈何。据徐永昌日记载，有一军长，明知其政工人员侵吞军饷，却不敢向政治部检举并提出换人要求，因为担心因此“开罪”政治部，而新来者可能更坏。[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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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四 政工与党务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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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国民党军队政治和党务工作的成效如何？我们不妨先考察一下国民党体制内的自我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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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蒋介石在一次针对军官训练团的讲话中，曾批评各级军官“不重视政治工作，把政工人员看作军队的附属品，以致工作不能发展，成效甚鲜。”[61]1949年败退台湾后，蒋介石更认为军事的溃败与政工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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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党代表制取消，政治部改成部队长的幕僚机关以后，军队的监察即无从实施，同时因为政工人事的不健全，故政训工作亦完全失败……又由于政工人员本身程度的低落，对于主义的认识不够，于是官兵皆缺乏政治训练，对敌作战就意志薄弱，战斗精神完全丧失，尤其对民众则不知爱护联系，甚至恣意骚乱，以致军风纪荡然无存。这种没有灵魂的军队自然非走上失败道路不可。[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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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军令部长徐永昌十分重视军队政治工作。他认为中共军队克敌制胜的唯一长处就是政治工作。另一方面，他对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极为不满。与蒋介石指责军事指挥官轻视政治工作有所不同，他将责任主要归咎于政工人员。他指责政工人员无爱国心，无中心思想，只会分离内部，甚至是“一群谁对他好他说谁好的蠢才。”[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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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战时讨论政工的文章，可见其普遍看法是：与战前相比，战时政治工作有了相当的进展，但离预期目标还甚遥远。他们的预期目标，是要恢复北伐时期政工的功能与信誉，达到北伐时期政工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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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张治中接替陈诚担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主持战时政治工作达5年之久。在晚年回忆录中，张对战时政治工作的优点、缺点和困难之点作了一番相当细致的检讨。首先，他肯定部分政工人员在对日作战中，与官兵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与其勇敢牺牲的行动。他在列举了多个可歌可泣的实例之外，还提供了一组统计数字：1940～1944年5年间，在湘北、中条山、浙赣、鄂西、常德、中原、衡阳、桂林等8次战役中，政工人员共阵亡434人，受伤492人，失踪560人。[64]笔者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留存的档案中，也找到了部分相关数据，与张治中的数据相吻合。[65]这些政工人员都是伤亡于抗战后期之对日作战战役中。政工人员的身份是“官佐”，其总数约3万人，如此比例的伤亡与失踪，确是其浴血抗战精神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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