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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谈祖庚：《展开政训工作的要点》，《政训月刊》第4期；《张治中回忆录》，第324～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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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蒋介石：《知耻图强》，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七至九月份）》，台北，“国史馆”，1994，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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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桂柳会战战斗要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25—4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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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蒋介石：《对于整军会议各案之指示》，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七至九月份）》，第493～4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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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朱一民：《建军时军队政训工作之改革与配合问题》，《挺进》第16期，1941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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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张治中回忆录》，第331～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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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萧向荣：《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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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张治中回忆录》，第332页。战时军队党务存在的问题，可参见《中央组织部军队党务工作综合的指示》（1943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717（4）—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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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32年度日常工作的检讨与指示》，《中央党务公报》第6卷第7期，1944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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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邓飞黄、徐佛观、萧作霖：《党的改造刍议》，出版者不详，1945，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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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第十章 湖南会战：战时国军的作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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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日军发起了一场纵贯中国南北、代号为“一号作战”的大规模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日军总计动员兵力约51万，其参战兵力之多、作战地域之广，创造了日军侵华以来的纪录，据称在日本陆军作战史上亦是史无前例的。[1]对中国军队而言，它也是1938年以来所遭遇到的规模和破坏力最大的一场战役。数十万士兵及无数的平民伤亡；国民政府的统治区域被日军的南北通道切成两半；在失去1/4的工厂的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亦随之锐减。此次军事败挫，暴露了国民政府军队（以下简称“国军”）的诸多弊端。它与同时俱来的经济萧条与政治危机一起，使抗战胜利前夕的国民党政权遭到一场灾难性的打击。蒋介石慨叹“1944年对中国来说是在长期战争中最坏的一年”，自称“从事革命以来，从来没有受过现在这样的耻辱”；“我今年五十八岁了，自省我平生所受的耻辱，以今年为最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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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一号作战”攻势发起于1944年4月，至同年12月结束，前后持续约8个月，历经中原会战（或称豫中会战）、湖南会战（亦称长衡会战）、桂柳会战等战役，先后攻占河南、湖南、广西和广东的部分地区。其中湖南会战自5月底迄9月初，历经3个多月，是“一号作战”中会战时间最长、国军抵抗最为顽强的一次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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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拟以湖南会战为中心，具体分析国军是如何从战略、战术上回应日军的挑战的，兼及其战略决策机制、情报信息系统、官兵素质、后勤补给、兵役军纪以及民众动员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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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一 对日军战略意图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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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发动“一号作战”的战略目的，一是要摧毁在中国大陆的美空军基地，以防止美空军袭击日本本土；二是要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铺设一条纵贯中国大陆南北，并连接东南亚的陆上交通动脉；三是要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队，摧毁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力。由于日本当局主要担心设在广西桂林的美空军基地对其本土发动空袭，故将桂林作为此次作战的最重要目标，并由北而南打通平汉线、粤汉线及湘桂线的交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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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军的上述战略意图，国军方面是如何逐步认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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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令部是重庆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掌理国防和用兵事宜的重要部门。军令部内设三厅，第一厅掌理制定作战计划、监督指导作战之实施、考核战绩、军队整训调遣等业务，第二厅掌理军事情报搜集研究及谍报网业务，第三厅掌理陆海空军参谋人事业务。[4]在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期间，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逐日详细记载了敌我双方的战况动态情报，为研究这场战役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以下主要依据徐永昌日记，分析国军最高指挥机构是如何判断和认知敌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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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徐永昌日记看，徐氏最早于1944年2月25日获悉日军增兵抢修平汉路黄河铁桥，有打通平汉线的企图，并获悉日军由长江下游向武汉、鄂西等处调动。3月4日，徐又获悉北平、上海各有敌机两批飞汉口。徐虽怀疑“敌或有企图”，但基本认定是日军的一种眩惑伎俩，没有予以重视。迄3月中旬，蒋介石判断，日军必拟打通平汉线，乃指示在河南布防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后者操有实权）做好应战准备。军令部据此拟具作战指导方案下达给第一战区。3月21日，徐永昌根据敌军调动情况，提出要警惕日军出于防空或交通上的考虑，有打通粤汉线的企图，并认为占领衡阳对敌最为有利。3月下旬，军令部收到各方情报，日军从伪满及长江下游大量调集武汉，并由平汉路由北向南集结大量兵力于豫北，判断日军有大举进犯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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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徐永昌日记，是时国军可部分截获和破译对方密电情报。国军在各地所布置的谍报网站是军令部的重要军事情报来源。此外，各战区军事长官亦时有敌情报告。但国军的军事情报效能远不如日军。军令部综合各方情报，对日军动态的判断大致不差，但不够灵敏，而且有时难免出现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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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军令部收到来自上海的敌情报告，日军拟打通“大东亚铁路线”。[6]徐永昌判断，日军为准备将来从东南亚向中国大陆撤退，并扰害中国西南空军基地，有可能先打通粤汉线，但徐永昌推断日军兵力可能难以抽调，并认为日军打通平汉线的说法，可能是声北击南。[7]实际上，此时“一号作战”攻势即将发动，平汉路日军进犯河南在即。徐永昌显然对日军的实力和野心作了过于保守的估计。他将注意力集中于日军对粤汉线的企图固然不错，但轻忽了其首先打通平汉线的作战计划。作为军令部长，徐对敌情判断的偏差，必然影响国军在平汉线的备战部署。从中原会战前国军的作战准备来看，并未从其他战区调集优势兵力应战，显然对是次日军之强大攻势估计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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