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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王世杰日记称：“一般推测，以为敌军企图攻占衡阳、桂林，俾免该地成为盟军空军根据地。”[26]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对日军的战略意图已有相当准确的推测。从徐永昌日记可知，军令部内对敌情的判断存有分歧。如军令部第一厅认为，中战场敌人将会师衡阳，并窥伺桂林。而军令部长徐永昌则持有不同看法。据他的推断，中战场敌人进至渌口（株洲以南）或即停止，即使窜据衡阳，亦绝不至西入桂林。“敌人完全无深入企图，不过一意打击吾人反攻力量”，坚持认为日军没有打通粤汉、湘桂路的意图。[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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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亦即长沙失守之当日，军事委员会举行最高幕僚会议，军令部副部长刘斐认为敌人必乘势进攻衡阳，并可能入桂林。徐永昌仍以为“敌兵力不足，尚不至企图入桂”。而军令部所属的“作战研究会”则得出结论曰：“此次湘北敌军蠢动，以目前情报判断，其企图似在打通粤汉交通，求击破我野战军，仍为守势作战，但根据前述倭既有从事决战准备之余裕时间及兵力，则仍有增加兵力来华之可能，敌能否进一步攻战西安、昆明及重庆等重要据点，企图乘机解决我国战场，实不能不深加警惕。”[28]可见军令部内对敌情的判断甚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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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徐永昌称，蒋介石对他的敌情判断将信将疑，但对他所提努力打击日军的主张则表示同意。长沙失守后，白崇禧主张放弃在长沙、衡阳之间拼命抵抗，将防守衡阳的兵力调往桂林，着手桂林防卫战。徐永昌则主张，下一阶段仍要在长沙、衡阳正面作持久抵抗，两翼则相机与日军展开决战，以消耗日军，打击其侥幸心理。徐永昌的意见被蒋介石采纳。[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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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6月下旬至9月初是湖南会战的第二阶段。日军总结第一阶段的战果称：“自开始作战以来，第11军虽力图歼灭第九战区军的主力，但敌军大部回避与我决战，尤其是敌军退避到了东面山岳地带，如不将其歼灭，对第二期作战向桂林、柳州方面进攻，则很难保证不留有后患。”为此，日军的战略构想是：为了下一阶段攻取桂林、柳州，要在这一阶段的作战中尽量歼灭中国军队，为此，设法引诱中国军队采取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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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地处粤汉与湘桂铁路交会处，是进入桂、黔、川、滇四省的门户；湘江连接长沙与衡阳，是南北交通之要道。日军估计进攻衡阳时，中国军队将会全力展开攻击。为此，日军计划在攻取衡阳的同时，以主力搜索围歼对日军侧攻和前来增援的国军，重点击溃湘东山区的中国第九战区主力。[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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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在第二阶段的战略是：中间防堵，两翼夹击，置主力于湘江之东西两翼，实施正面阻止，侧背猛攻，战略上与前一阶段没有大异。在此期间，国军只以1个军用于衡阳防守，而东西两翼则先后投入了约13个军以上的兵力。[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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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蒋介石电令各兵团以阻敌深入、确保衡阳为目的，从东西两翼夹击日军。具体的战略部署是：中央以一部于渌口、衡山地区持久抵抗，东翼主力由醴陵、浏阳向西，西翼主力由宁乡、益阳向东，夹击深入之敌而歼灭之。[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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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日军迅速突破中国军队的阻击，6月23日即兵临衡阳附近。日军在兵力布置上，以2个师团进攻衡阳，以3个师团进攻湘东地区，以1个师团进攻湘江以西。6月25日，重庆军委会电令方先觉的第十军死守衡阳。6月26日，第九战区拟具于衡阳与日军决战计划，并向衡阳周围调集兵力。同日，蒋介石指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前往桂林，协调指挥衡阳一带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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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蒋介石主持军事会报，获悉广东之敌已向清远与从化方向分路进犯。蒋认为日军“打通粤汉路之计，已不可遏阻矣！今日惟一要图，为如何能固守衡阳，增强湘桂路兵力，以确保桂林空军基地，如能粉碎其犯湘桂路之企图，则此次作战当不失为成功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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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蒋介石一再电令各兵团依照“正面阻止，侧背猛攻”的战略攻击进犯之日军。第二阶段军委会下达的一系列指令均是执行这一战略，要求前方各军向当面之敌发起猛攻，或向敌人侧背发起猛攻，试图打消和狙击日军的战略企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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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节节挫败以后，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军队群加指责。作为国军最高统帅，蒋介石对来自英美盟国的讥评尤其感受到莫大的压力。7月中旬，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谓豫湘战事颇减低中国信誉，拟令史迪威直接指挥中国全部军队（包括中共军队）作战。蒋介石对此深感耻辱和刺激。[35]7月21日，蒋对出席整军会议的军委会各部会主官痛心疾首地说：“自从这次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失败以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扫地以尽。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军队当作一个军队，不把我们军人当作一个军人！这种精神上的耻辱，较之于日寇占我们的国土，以武力来打击我们，凌辱我们，还要难受！”[36]据徐永昌记述，蒋介石当时“声色俱厉，数数击案如山响”，其心情之愤激可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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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身为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在战略指导方针上始终持有不同看法。鉴于敌我力量悬殊，他不主张国军与日军在正面战场硬拼。他建议将国军兵力转向敌后开展游击，破坏其交通和后勤补给，袭扰和消耗日军。7月26日，白崇禧从桂林致电蒋介石，呈述其战略主张：对敌战法应重加检讨，查岳阳至衡阳铁路约342公里，水路约710公里，公路约720公里，敌军10万以上，补给不足，我于正面既不能击破敌人及阻止敌人，拟请改变战法，转向敌后袭击其辎重，破坏其交通，使敌饥疲无法持久。[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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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军令部长徐永昌则认为，在目前国内外舆论交加贬议的情势下，国军唯有发愤拼命，打几个胜仗，才能提高地位，扭转国际观感。[39]徐永昌的意见大体上表达了蒋介石的心声。而白崇禧转向敌后开展游击的战略，可能对消耗敌人、与日军展开持久抗战切实有效，但难以在短期内起到对外宣传的作用。蒋介石没有接纳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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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的基本战局是，以衡阳为中心，在湘江以东山区（湖南攸县、茶陵、醴陵、安仁、耒阳和江西萍乡、莲花）和湘江以西的丘陵地区（宁乡、湘乡、永丰），[40]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攻防战。在这一阶段的战斗中，第十军长达47日的衡阳守城战最为壮烈，因而也最具影响。但衡阳守城战只是第二阶段战局的一部分。衡阳周围的增援和解围战，以及湘江东西两翼的攻防战，国军不仅投入了相当多的兵力，而且战斗亦十分激烈，牵制和消耗了日军的大部分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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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衡阳沦陷后，白崇禧从桂林急电蒋介石，建议速将衡阳周围的第四十六军、第六十二军调往桂林，并请将其他部队大部撤至祁阳、零陵至桂林一线防守。从日军的战略意图看，日军占领衡阳后，必将迅速西进，攻取其下一目标桂林。白崇禧的这一部署显然是正确的。蒋介石接电后，让军令部加以研讨。而军令部建议将主力部队仍留在衡阳周围继续攻敌，其理由是：（1）前线撤兵，敌必跟踪深入；（2）激战之后，部队急撤，有溃退之虑；（3）撤兵影响人心与盟军观感；（4）目前态势，地理比较有利，利用现形势打击敌人，较退保桂林有利。军令部还建议蒋介石将白崇禧调回重庆。[41]蒋介石再次接受了军令部的建议而否决了白崇禧的主张。8月10日，蒋介石电令各军反攻衡阳。12日，蒋介石再次训令各军“以攻为守，并袭扰敌后方”。[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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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会战的结束时间，历来以8月8日衡阳沦陷为标志。实际上，在衡阳失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蒋介石仍命令国军继续在衡阳周边地区攻击敌人。直至8月下旬，蒋介石才放弃反攻衡阳的企图，调整部署，开始转向沿湘桂路两侧组织防御。8月24日，蒋介石判断“敌主力向衡阳西郊集中，似有沿湘桂路西犯之企图”；9月1日，蒋介石确悉日军更有深入广西之企图，命令第九战区抽调主力准备参加湘桂沿线作战。[43]9月7日，日军攻占零陵，[44]整个湖南会战基本结束。[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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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军事委员会筹商湘桂线防御事宜，白崇禧再次力主撤全州兵力以增保桂林，其意以全州既难久守，不必徒作无谓牺牲，并请增兵桂林，担保桂林可守三四个月以上。徐永昌则以现时运至全州弹药，足供三个月之用，而且全州地形较衡阳为佳，尤利于守，似宜定一防守期限，纵即不能如期，亦可令其突围而出。[46]这一次，蒋介石总算接受了白崇禧的主张，但为时已晚。桂林很快亦沦入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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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分析，整个湖南会战期间，徐永昌主掌的军令部对敌情的判断及其战略部署明显存有缺陷。如前所述，日本担心设在广西桂林的美空军基地对其本土发动空袭，自始即将桂林作为此次作战的最重要目标。但徐永昌一直对日军的战略意图和主攻方向判断不明，且太注重盟军的观感，一意主张节节抵抗，步步阻击，处处设防。而蒋介石基本上接受了徐永昌的意见。结果是，国军防广兵单，顾此失彼，处处都不愿主动弃守，处处都未能集中优势兵力，对日军形成重点防守和重点出击。湖南会战初期，徐永昌和蒋介石对日军攻势和参战兵力估计不足，导致国军逐次使用不充分之兵力。无论长沙、衡阳，均无充足决战之兵，将应参与决战之有限兵力，分用于决战地后方第二线之防守，甚至因对日军主攻方向判断有误，将兵力分用于日军非攻击方面之防守。[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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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军不同，日军常集中优势兵力，纵深部署，“亘全战役期间，敌之实力在全面计算虽劣于我军，但在重点方面，均居优势，且对长（沙）、浏（阳）、衡（阳）三要点之攻略，概以绝对优势之兵力，纵深部署，施行攻击”，[48]最终将国军逐一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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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三 指挥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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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国军指挥系统是，重庆军事委员会设统帅部，指挥各战区司令长官；军委会委员长为最高统帅，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襄助委员长处理该会一切职务，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和后勤等部，分掌作战指导、兵员征募、军队训练、政治教育、后方勤务等职能。战区之下，其层级依次为集团军、军、师、团等。[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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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军事指挥系统，身为委员长的蒋介石只要将指令下达给战区司令长官即可，但蒋素有越级指挥的习惯。一些大的战役，蒋必亲自遥控指挥，通过电报、电话，频频传布命令到前方，不仅越级指挥集团军和军，甚至直接指令到团、营一级。1944年6月12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发牢骚说：“委员长每好亲拟电，亲笔信，或亲自电话，细碎指示，往往一团一营如何位置等，均为详及。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既不敢违背，亦乐于奉行，致责任有所诿谢，结果，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因委员长之要求，即本部指导者，实亦有过于干涉之嫌。”[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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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蒋介石事无巨细均要亲自过问，部队长官不敢自作主张，或为了卸责，遇事均请示执行，导致前方将领欠缺自主作战意识和机动应变能力。1944年5月6日徐永昌日记载，当日军事委员会“会报不及两小时，蔚文（引者注：侍从室主任林蔚）转达第一战区电话至四五次，闻有时一团之活动，战区亦请示委员长，此非丛脞而何！”徐永昌身为军令部长，深感蒋介石“权责集于一身，余等欲少分其劳而不可得，以是往往于横的方面不能多所裨助，转觉国事有举轻若重之嫌，深用惶叹！”[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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