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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586 6月4日王世杰日记称:“一般推测,以为敌军企图攻占衡阳、桂林,俾免该地成为盟军空军根据地。”[26]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对日军的战略意图已有相当准确的推测。从徐永昌日记可知,军令部内对敌情的判断存有分歧。如军令部第一厅认为,中战场敌人将会师衡阳,并窥伺桂林。而军令部长徐永昌则持有不同看法。据他的推断,中战场敌人进至渌口(株洲以南)或即停止,即使窜据衡阳,亦绝不至西入桂林。“敌人完全无深入企图,不过一意打击吾人反攻力量”,坚持认为日军没有打通粤汉、湘桂路的意图。[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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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588 6月18日,亦即长沙失守之当日,军事委员会举行最高幕僚会议,军令部副部长刘斐认为敌人必乘势进攻衡阳,并可能入桂林。徐永昌仍以为“敌兵力不足,尚不至企图入桂”。而军令部所属的“作战研究会”则得出结论曰:“此次湘北敌军蠢动,以目前情报判断,其企图似在打通粤汉交通,求击破我野战军,仍为守势作战,但根据前述倭既有从事决战准备之余裕时间及兵力,则仍有增加兵力来华之可能,敌能否进一步攻战西安、昆明及重庆等重要据点,企图乘机解决我国战场,实不能不深加警惕。”[28]可见军令部内对敌情的判断甚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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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590 据徐永昌称,蒋介石对他的敌情判断将信将疑,但对他所提努力打击日军的主张则表示同意。长沙失守后,白崇禧主张放弃在长沙、衡阳之间拼命抵抗,将防守衡阳的兵力调往桂林,着手桂林防卫战。徐永昌则主张,下一阶段仍要在长沙、衡阳正面作持久抵抗,两翼则相机与日军展开决战,以消耗日军,打击其侥幸心理。徐永昌的意见被蒋介石采纳。[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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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592 自6月下旬至9月初是湖南会战的第二阶段。日军总结第一阶段的战果称:“自开始作战以来,第11军虽力图歼灭第九战区军的主力,但敌军大部回避与我决战,尤其是敌军退避到了东面山岳地带,如不将其歼灭,对第二期作战向桂林、柳州方面进攻,则很难保证不留有后患。”为此,日军的战略构想是:为了下一阶段攻取桂林、柳州,要在这一阶段的作战中尽量歼灭中国军队,为此,设法引诱中国军队采取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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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594 衡阳地处粤汉与湘桂铁路交会处,是进入桂、黔、川、滇四省的门户;湘江连接长沙与衡阳,是南北交通之要道。日军估计进攻衡阳时,中国军队将会全力展开攻击。为此,日军计划在攻取衡阳的同时,以主力搜索围歼对日军侧攻和前来增援的国军,重点击溃湘东山区的中国第九战区主力。[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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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596 国军在第二阶段的战略是:中间防堵,两翼夹击,置主力于湘江之东西两翼,实施正面阻止,侧背猛攻,战略上与前一阶段没有大异。在此期间,国军只以1个军用于衡阳防守,而东西两翼则先后投入了约13个军以上的兵力。[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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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598 6月20日,蒋介石电令各兵团以阻敌深入、确保衡阳为目的,从东西两翼夹击日军。具体的战略部署是:中央以一部于渌口、衡山地区持久抵抗,东翼主力由醴陵、浏阳向西,西翼主力由宁乡、益阳向东,夹击深入之敌而歼灭之。[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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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600 但日军迅速突破中国军队的阻击,6月23日即兵临衡阳附近。日军在兵力布置上,以2个师团进攻衡阳,以3个师团进攻湘东地区,以1个师团进攻湘江以西。6月25日,重庆军委会电令方先觉的第十军死守衡阳。6月26日,第九战区拟具于衡阳与日军决战计划,并向衡阳周围调集兵力。同日,蒋介石指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前往桂林,协调指挥衡阳一带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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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602 7月1日,蒋介石主持军事会报,获悉广东之敌已向清远与从化方向分路进犯。蒋认为日军“打通粤汉路之计,已不可遏阻矣!今日惟一要图,为如何能固守衡阳,增强湘桂路兵力,以确保桂林空军基地,如能粉碎其犯湘桂路之企图,则此次作战当不失为成功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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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604 这个时期,蒋介石一再电令各兵团依照“正面阻止,侧背猛攻”的战略攻击进犯之日军。第二阶段军委会下达的一系列指令均是执行这一战略,要求前方各军向当面之敌发起猛攻,或向敌人侧背发起猛攻,试图打消和狙击日军的战略企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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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606 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节节挫败以后,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军队群加指责。作为国军最高统帅,蒋介石对来自英美盟国的讥评尤其感受到莫大的压力。7月中旬,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谓豫湘战事颇减低中国信誉,拟令史迪威直接指挥中国全部军队(包括中共军队)作战。蒋介石对此深感耻辱和刺激。[35]7月21日,蒋对出席整军会议的军委会各部会主官痛心疾首地说:“自从这次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失败以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扫地以尽。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军队当作一个军队,不把我们军人当作一个军人!这种精神上的耻辱,较之于日寇占我们的国土,以武力来打击我们,凌辱我们,还要难受!”[36]据徐永昌记述,蒋介石当时“声色俱厉,数数击案如山响”,其心情之愤激可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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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608 白崇禧身为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在战略指导方针上始终持有不同看法。鉴于敌我力量悬殊,他不主张国军与日军在正面战场硬拼。他建议将国军兵力转向敌后开展游击,破坏其交通和后勤补给,袭扰和消耗日军。7月26日,白崇禧从桂林致电蒋介石,呈述其战略主张:对敌战法应重加检讨,查岳阳至衡阳铁路约342公里,水路约710公里,公路约720公里,敌军10万以上,补给不足,我于正面既不能击破敌人及阻止敌人,拟请改变战法,转向敌后袭击其辎重,破坏其交通,使敌饥疲无法持久。[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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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610 而军令部长徐永昌则认为,在目前国内外舆论交加贬议的情势下,国军唯有发愤拼命,打几个胜仗,才能提高地位,扭转国际观感。[39]徐永昌的意见大体上表达了蒋介石的心声。而白崇禧转向敌后开展游击的战略,可能对消耗敌人、与日军展开持久抗战切实有效,但难以在短期内起到对外宣传的作用。蒋介石没有接纳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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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612 第二阶段的基本战局是,以衡阳为中心,在湘江以东山区(湖南攸县、茶陵、醴陵、安仁、耒阳和江西萍乡、莲花)和湘江以西的丘陵地区(宁乡、湘乡、永丰),[40]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攻防战。在这一阶段的战斗中,第十军长达47日的衡阳守城战最为壮烈,因而也最具影响。但衡阳守城战只是第二阶段战局的一部分。衡阳周围的增援和解围战,以及湘江东西两翼的攻防战,国军不仅投入了相当多的兵力,而且战斗亦十分激烈,牵制和消耗了日军的大部分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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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614 8月8日衡阳沦陷后,白崇禧从桂林急电蒋介石,建议速将衡阳周围的第四十六军、第六十二军调往桂林,并请将其他部队大部撤至祁阳、零陵至桂林一线防守。从日军的战略意图看,日军占领衡阳后,必将迅速西进,攻取其下一目标桂林。白崇禧的这一部署显然是正确的。蒋介石接电后,让军令部加以研讨。而军令部建议将主力部队仍留在衡阳周围继续攻敌,其理由是:(1)前线撤兵,敌必跟踪深入;(2)激战之后,部队急撤,有溃退之虑;(3)撤兵影响人心与盟军观感;(4)目前态势,地理比较有利,利用现形势打击敌人,较退保桂林有利。军令部还建议蒋介石将白崇禧调回重庆。[41]蒋介石再次接受了军令部的建议而否决了白崇禧的主张。8月10日,蒋介石电令各军反攻衡阳。12日,蒋介石再次训令各军“以攻为守,并袭扰敌后方”。[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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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616 湖南会战的结束时间,历来以8月8日衡阳沦陷为标志。实际上,在衡阳失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蒋介石仍命令国军继续在衡阳周边地区攻击敌人。直至8月下旬,蒋介石才放弃反攻衡阳的企图,调整部署,开始转向沿湘桂路两侧组织防御。8月24日,蒋介石判断“敌主力向衡阳西郊集中,似有沿湘桂路西犯之企图”;9月1日,蒋介石确悉日军更有深入广西之企图,命令第九战区抽调主力准备参加湘桂沿线作战。[43]9月7日,日军攻占零陵,[44]整个湖南会战基本结束。[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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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618 9月11日,军事委员会筹商湘桂线防御事宜,白崇禧再次力主撤全州兵力以增保桂林,其意以全州既难久守,不必徒作无谓牺牲,并请增兵桂林,担保桂林可守三四个月以上。徐永昌则以现时运至全州弹药,足供三个月之用,而且全州地形较衡阳为佳,尤利于守,似宜定一防守期限,纵即不能如期,亦可令其突围而出。[46]这一次,蒋介石总算接受了白崇禧的主张,但为时已晚。桂林很快亦沦入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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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620 事后分析,整个湖南会战期间,徐永昌主掌的军令部对敌情的判断及其战略部署明显存有缺陷。如前所述,日本担心设在广西桂林的美空军基地对其本土发动空袭,自始即将桂林作为此次作战的最重要目标。但徐永昌一直对日军的战略意图和主攻方向判断不明,且太注重盟军的观感,一意主张节节抵抗,步步阻击,处处设防。而蒋介石基本上接受了徐永昌的意见。结果是,国军防广兵单,顾此失彼,处处都不愿主动弃守,处处都未能集中优势兵力,对日军形成重点防守和重点出击。湖南会战初期,徐永昌和蒋介石对日军攻势和参战兵力估计不足,导致国军逐次使用不充分之兵力。无论长沙、衡阳,均无充足决战之兵,将应参与决战之有限兵力,分用于决战地后方第二线之防守,甚至因对日军主攻方向判断有误,将兵力分用于日军非攻击方面之防守。[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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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622 与国军不同,日军常集中优势兵力,纵深部署,“亘全战役期间,敌之实力在全面计算虽劣于我军,但在重点方面,均居优势,且对长(沙)、浏(阳)、衡(阳)三要点之攻略,概以绝对优势之兵力,纵深部署,施行攻击”,[48]最终将国军逐一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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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627 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1703000743]
1703004628 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三 指挥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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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630 战时国军指挥系统是,重庆军事委员会设统帅部,指挥各战区司令长官;军委会委员长为最高统帅,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襄助委员长处理该会一切职务,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和后勤等部,分掌作战指导、兵员征募、军队训练、政治教育、后方勤务等职能。战区之下,其层级依次为集团军、军、师、团等。[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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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632 按照军事指挥系统,身为委员长的蒋介石只要将指令下达给战区司令长官即可,但蒋素有越级指挥的习惯。一些大的战役,蒋必亲自遥控指挥,通过电报、电话,频频传布命令到前方,不仅越级指挥集团军和军,甚至直接指令到团、营一级。1944年6月12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发牢骚说:“委员长每好亲拟电,亲笔信,或亲自电话,细碎指示,往往一团一营如何位置等,均为详及。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既不敢违背,亦乐于奉行,致责任有所诿谢,结果,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因委员长之要求,即本部指导者,实亦有过于干涉之嫌。”[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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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634 由于蒋介石事无巨细均要亲自过问,部队长官不敢自作主张,或为了卸责,遇事均请示执行,导致前方将领欠缺自主作战意识和机动应变能力。1944年5月6日徐永昌日记载,当日军事委员会“会报不及两小时,蔚文(引者注:侍从室主任林蔚)转达第一战区电话至四五次,闻有时一团之活动,战区亦请示委员长,此非丛脞而何!”徐永昌身为军令部长,深感蒋介石“权责集于一身,余等欲少分其劳而不可得,以是往往于横的方面不能多所裨助,转觉国事有举轻若重之嫌,深用惶叹!”[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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