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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前与战后县长资格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县长资格有一个由旧而新、由低而高、由参差而趋于整齐的发展过程。在国民政府初期，县政人才一时罗致不易，尚有少数具有传统功名的士绅，依靠其原有县知事的经历，仍能跻身于新时代县长的行列。其后，县政渐入正轨，加之新式教育的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的突飞猛进，新式知识分子增多，县长中具有新学历者逐渐占据主流，旧士绅完全凋谢隐退。从县长资格的前后变化中，可以看出新旧知识分子在中国基层政治舞台上交替递嬗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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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时期县长资格是高是低，到底处于何种状况？由于前后不同以及地域差异，很难笼统下一结论。加之县长与传统知县的出身截然两样，也难以将两者加以比较。若以进士、举人等传统较高功名与新式的大学、专科强相比附，则这个时期县长的出身似不比清代知县的出身差。据日本学者和田正广教授研究，清代知县的出身全国平均值是：进士16.3%，举人26.1%，贡生14.8%，监生13.4%，其他29.4%。[20]另据台湾学者李国祁教授对清代18省512县42602位知县的量化分析，进士占22.7%，举人占37%。[21]进士举人合占59.7%，与和田正广教授的研究结果有较大出入。笔者统计1932年全国有资料可考的18省县长出身的平均值为：大学毕业（含考试及格）占29.1%，专科（含军警学校）毕业占38.7%。[22]两者合计为67.8%。若将这个时期县长的资格与同时期其他文官群体的资格相比，则可发现，县长的资格低于中央同级文官的资格。按规定，县长与中央机关的科长同属荐任级公务员。统计1935年中央荐任官的学历，受过国外高等教育者占22.8%，受过国内高等教育者占53.6%，两者合计占76.4%。[23]比1932年全国18省县长出身高等教育者的平均值（67.8%）高出8.6个百分点。就职责而言，一个中央机关的科长与一个独当一面的县长不可同日而语，但由于长期形成的重中央、轻地方的传统以及知识分子都市化的时势，人才群集上层，一个大学毕业生宁可做一个中央机关的科长，而不愿下基层当一名县长。县以下人才奇缺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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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三 年龄、籍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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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县长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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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长素质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它包括学识、经验、能力、德行等诸多因素。其中年龄与一个人的经验、阅历相关。年纪太轻，往往朝气有余而经验不足，难以独当一面；但若年龄过大，则又难免暮气太深，精神委靡，缺乏开拓进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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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硬性规定，县长年龄必须在30岁以上，而上不封顶。据内政部统计，1932年，各省县长的平均年龄：江苏、湖南均为42岁，湖北为40岁，浙江为38岁，江西为37岁，安徽为32岁。县长平均年龄最低的为陕西，仅28岁，低于国民政府所规定的县长年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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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表12-6，县长年龄多集中在35～46岁之间，35岁以下和47～50岁年龄段亦占有一定比例，50岁以上者极少。应该说，这个时期县长的年龄结构是比较理想的。五省中以浙江省县长的年龄差较大，最大年龄60岁，最小年龄26岁，由此亦可见国民政府对县长年龄必须在30岁以上的规定并未被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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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县长的籍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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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吏治行政，自秦汉以至明清，历经递嬗演变，形成一套独具特色和非常有系统的制度，其中尤以科举制度、回避制度影响深远。回避制度旨在防止官吏因血缘、地缘及其他社会关系而徇私舞弊，有碍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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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6 长江流域各省县长年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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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贯回避是回避制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秦始皇建立一统帝国后，即有地方各级官员回避本籍的规定。其后历代相沿，至清代而形成一套周详缜密的制度。清代任官规定，外官自督抚司道以下至州县佐杂，均须回避本籍、寄籍、祖籍、原籍距任所在五百里以内者。籍贯回避在历代推行过程中，有利有弊。就其积极方面而言，中国人一向重乡情与亲情，“做官福荫乡里”，“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在这种情况下，规定官员不许在本籍任职，割断其与原籍各种社会关系的联系，从而较有效地避免由此而产生的许多弊病。但利之所在，弊亦从之。就其负面影响而言，异地做官，官员对地方不了解，与民不和洽，人地不相宜，难有作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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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后，中央权威衰弱，地方主义嚣张。在“地方自治”的招牌下，标榜本地人治本地事，回避制度首先在省一级崩解。在各省自放县长的时势下，县官回避本省和距原籍五百里的旧规也被打破。不过在北洋时期，县官基本上回避本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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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成立后，省级官职无回避本籍规定。而县长仍原则上要求回避本县。据1933年“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所颁《剿匪区内县长任用限制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县长应回避本籍之县及与本县毗连之县，但因特殊情形不能即行回避，经由省主席呈明本部审核特准者，得暂为展期”。[26]由此而言，县长只须回避本县而无须回避本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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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7 长江流域各省县长籍贯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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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2-7可知，1930～1940年代长江流域各省县长，平均有70%是由本省人出任，省籍回避制度显然已荡然无存。各省所任命的外省县长中，大致有两种情形：一是省政主管长官为外省人，这时，该省县长中必有相当一部分与省政主管长官同籍。最典型的例子是安徽。抗战时期，新桂系主皖，皖省县长中，籍隶广西者不少。如1939年，安徽省114名县长中，安徽本省66人，外省46人，不详2人。外省46人中，广西最多，占了20人。[27]二是外省县长多为相邻省区人，如湖北的外籍县长中，多为湖南人，其次为河南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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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籍回避制度被彻底打破后，县籍回避是否认真执行了呢？由于这方面的资料太少，无法进行全面统计。从所掌握的资料看，各省情形不一。执行得最严的，当属山西。[29]山西因处于阎锡山的控制下，情形特殊，另当别论。在国民党直接控制的省区，县籍回避并未严格执行。以湖北为例，“民国十八九年，吾鄂匪患猖獗，避籍之例，因事实上需要，遂行打破”。[30]当时以本县人任县长者，有黄梅、黄冈、浠水、应城等县。另据1935年统计，该省70县中，本县人任本县县长者，有黄安、麻城两县。[31]1938年，江西57名本省籍县长中，有4人是本县人任本县县长。[32]再观湖北，1939年，在该省有资料可考的本省籍县长中，本县人任本县县长者有21位。这些县长集中在沦陷区。当时湖北有34县沦陷。34县中，除4县县长籍贯不详外，其余30县有19县县长是由本县人担任。而非沦陷区的29县，只有2县县长是由本县人担任。[33]由此观之，县籍回避制被破坏，与战争环境有着紧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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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贯回避本是一种利弊相因的制度，尤其是有清一代例禁过严，“自南北互选之后，赴任之人，动数千里，必须举债，方得到官，而士风不谙，语言难晓，政权所寄，多在猾胥”。[34]但在籍贯回避制彻底破坏后，新的流弊又随之而生。以县党部书记长为例，根据国民党中央的规定，县党部书记长不仅不要求回避本籍，而且明文规定以本县人担任为原则。由此一来，县党部或由地方士绅所控制，或成为土豪劣绅争权夺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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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县长多数回避本县，其流弊不如县党部严重。抗战以后，本县人任本县县长者渐多，流弊亦随之而多。据当时湖北省政府民政厅考察，本县人任本县县长，最大的流弊出自县长与地方士绅的关系。按理，本县人任本县县长，熟悉地方情形，容易推行政令，下情容易上达，而且在父母之邦服务，不敢过于贪污或害民、扰民。但这个时期，基层乡村社会为土豪劣绅所控制，本籍县长出于各种考虑，往往对土豪劣绅过于敷衍妥协，上焉者抱定不开罪巨室的宗旨，下焉者则往往与土豪劣绅沆瀣一气，同流合污。[35]民国时期土豪劣绅势力的猖獗，地缘回避制度的崩坏亦为导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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