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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这行,(4)就让他两天卧床不起,脚踝“肿得像两条瓠子似的”(5)。共产党人武光,于30年代受任在北京车夫阶层中展开地下工作,他在回忆录中描述了车夫所承受的背部疼痛和腿部痉挛。他还回忆道,刚开始拉车时,“学着其他车夫的样子,躬着身子,用力向前拉。笨重的车身却不听使唤,忽而向前冲,忽而向后拽,忽而左右摇摆。我好像拉着洋车在马路上扭秧歌,险些翻了车”(6)。就算没有摔倒或翻车,恶劣的路况和自身技术的生疏依然会让车夫身陷险境,轻则惊动牲畜,重则在交通拥挤的街上撞到汽车甚至骆驼。(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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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年轻的和年长的车夫尤易患上这一职业所引起的疾病。有几千名车夫的年龄都不到17岁。虽然这么做是违法的,但是人们仍可看见10或11岁的孩子拉着成年乘客在跑。一位记者曾遇到一个令人同情的案例,三个孩子,年龄分别是16、14和11岁,为了养活重病缠身的母亲和外祖母,三人合力来拉一辆车。(8)乘客有时也会惊讶地发现他们雇来的车夫已经年过古稀了。(9)在一个案例中,令一位教授十分尴尬的是,一名车夫从背后叫住他,让他说个地方出个价,回头才发现原来是一个71岁的老头在等他上车。(10)车夫吸入的粉尘、穿着汗湿的衣服站在室外的寒冷以及风吹雨淋的自然环境,这些都是研究者所关心的问题。(11)有关北京健康问题的系列文章中,《华北日报》将拉人力车归于早死原因之一。“除了那些因中风和心脏病发作而猝死的人之外,慢性内部组织损伤也是一大杀手。事实变得越来越明显,人们很难找到年老的车夫。”(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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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报纸经常报道车夫在拉车时猝死,或者被人发现横尸街头或坐毙在车中。车夫们忍病拉车,病魔缠身却无法休息,更糟的是有些人甚至还犯鸦片烟瘾。(13)根据警方的观点,死伤车夫中部分是“飞跑”所引起的,车夫们奋力疾奔,以便在一天里赚更多的钱,拉更多的客。(14)警方曾试图禁止“飞跑”,但是在北京拉车这一行当的现状,使得限速和其他这方面不合理的措施很难推行。虽然北京人口并未增加多少,但是从1910年代中期到20年代中期,城里车夫的人数却翻了一倍多。一个激烈的买方市场应运而生,不断壮大的车夫队伍为了载客你争我夺,影响乘客数量的北京人口总数和中高收入居民及旅居者的人数却只是平稳增长。人力车夫在运输市场上所处的劣势,反映在车钱的实际下降上。1911年车夫依照惯例平均每小时干活可收取2角5分的报酬,到了1926年只有1角了。(15)迫于这些压力,北京的车夫比他们在亚洲其他城市,比如东京的同行跑得快多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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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工作依赖身体素质的特性,以及坐人力车出行实为炫耀性消费的事实,使人们把那些最出色的车夫比作运动员一样的人物。这些人看上去油嘴滑舌,甚至有点拿腔作调,身着利索的短上衣和裤子,会说几句招揽游客的洋话,还能一天跑几回快活。(17)年纪轻的有时相互间会比赛谁跑得快,谁违反交通规则多。(18)他们为了讨好姑娘可以免费拉车。跑得最快的人还有像“伊犁马”(新疆伊犁因快马闻名)和“火车头”这样的名号或绰号。(19)祥子在体能的巅峰时期和他的精神与肉体堕落之前,为自己的跑姿有力好看而十分得意,还瞧不起其他同行,觉得他们要么跑得不稳,要么装作用力的样子在跑,不让人看出自己的虚弱,而在事实上一点也不比别人快。(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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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些车夫,衣衫褴褛,因为年事已高、年纪幼小或者体弱多病、体力不济,他们一不留神就可能沦为乞丐。正如老舍的解释：“他们的车破,跑得慢,所以得多走路,少要钱。到瓜市,果市,菜市,去拉货物,都是他们;(21)钱少,可是无须快跑呢。”(22)无法再拉人的车夫去揽把活猪拉到市场的活,“猪放在人坐的车上又脏又破,人看着总觉心里不舒服。”(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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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般车夫的生活水平来说,他们离普通的舒适生活也不是望尘莫及,但离可怕的贫穷线却只有一步之遥。这全部取决于每天的跑车次数、报酬多寡和家里有几张嘴等着他来喂。稍有不济就可能毁掉车夫和他的家庭。社会研究者曲直生发现,车夫家庭十分贫穷,以至于全家只能睡在没有床具的脏地板上,家徒四壁,屋里只有成打的当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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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决定与坏运气或能招致灾难。1928年冬天的一个夜晚,一名警察在巡逻时穿过靠近护城河的冰窖胡同。他向昏暗的胡同看去,看见一位年轻车夫正准备用腰带自缢。面对巡警的质问,这位名叫姚英瑞的年轻人瘫在地上泣不成声。姚和他母亲还有三个弟弟住在鼓楼北面的一个区。其中一个弟弟严重智障,另外两个还只是孩子。他们已经欠了六个月的房租,穷得实在不行了,只能让姚穿上他母亲唯一的一条裤子冒着酷寒出来干活。这天早些时候姚英瑞的生意还不错,他给自己买了点吃的,留了些钱准备带回家。但是在他去公厕解手的时候,有人把钱从车里偷走了。他过了好久才发现自己被偷。现在他连份子钱都付不出,而且根本没脸回家,所以决定轻生。这名巡警把他送回家,并保证如果他所说的属实,警局会为他的家庭提供救助。(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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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长期住在北京的居民描述了姚英瑞极力想逃避的那种令人作呕的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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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里的小孩,谁都面黄身小,骨瘦如柴,一点没有活泼的气象。大多数面上身上都有些疮疤疔疖;许多还露出大头、眇视、歪嘴、缺鼻等残废的形状。(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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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贫困家庭,包括车夫的,常常卖子求生。(28)另外一些则涌向临时救济处,有时警察会在那用棍子驱赶“数以千计的衣衫褴褛、冻得直哆嗦的男人、女人和小孩。他们已经饿得不行了”(29)。冬季时,每个月因寒冷和饥饿而死亡的人达到500之多。(30)夏季时,这一数字降至80到90。因为警方会为穷人支付棺材钱,所以他们把人头数得很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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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每天须竭力避免突然落得一贫如洗的惨境,车夫们对长远经济前景的不安全感也是与日俱增。在行会干活,至少还有往上爬的可能,从学徒到熟练工或工头,最终成为师傅。(31)而车夫的职业生涯却形同抛物线,从起步时就开始走下坡路,一旦年老体衰,便直线下滑。像祥子那样的车夫,也有着拥有自己的车厂或者存够钱去当个小贩或小店老板的梦想(图7)。但是研究者通过调查,发现只有极少数车夫能从收入中攒下一小部分。(32)大约只有5%的车夫能存够钱让他们在别的行当立足。(33)如果一位车夫不能通过干活攒下足够的钱或靠借钱来做些小生意,也没能养儿防老,一旦拉不了车,那么他能做的就是季工或临工,过更加不稳定的生活。像其他旅居者那样,农村来的车夫可以在中年或老年时回老家。但是大多数车夫都是城里人,必然也只懂得在熟悉的城市中生财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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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街头食(34)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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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买卖对于积累了一些小本钱的劳动者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北京警方估计,有2.5万余人靠街头摆摊卖瓜乃至卖棺材谋生。因为价格便宜,人力车夫常在这种小食摊用餐。美国国会图书馆惠准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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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1703007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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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大杂院中的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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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杂院和店铺(对车夫来说就是车厂)是北京工人能找到的最基本的两种住处。和姚英瑞一样,五分之三的城市车夫和他们的家人一起住在大杂院或其他条件很差的住房里。(35)剩下的人中大部分通常是单身,住在车厂的宿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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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忍受没有现代卫生设施和暖气供应,大杂院四壁能够阻隔外界的嘈杂和视线,(36)四周是住房,当中是开放的院子,也差强人意。北京最漂亮的住宅其实都是由一系列院落相连而成的。有着对外界的封闭性,同时便于商贩朋友进出、街坊邻居家短里长串门聊天,以及采光良好的开放性,这种精巧设计对于居民和小贩可谓各得其宜。(37)就连严肃的社会评论家陶孟和也承认：“即平常之住宅,亦较多而精美……北平居民之房屋,固优于任何都市者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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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住处很容易人满为患。在大杂院里,这些房间原来是为一个大家庭所设计,现在却分别租给个人或一个家庭。(39)老舍借祥子之口,道出了对这些拥挤的“平行”杂院生活条件的严厉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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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甚至想起马上就去娶亲……可是凭着拉车怎能养家呢?他晓得大杂院中的苦哥儿们,男的拉车,女的缝穷,孩子们捡煤核,夏天在土堆上拾西瓜皮啃,冬天全去赶粥厂。(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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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作品中,老舍暗示了正是这种对空间和收入的残酷竞争毒害了大杂院的生活,营造一种无名愤怒和绝望的气氛。在他的小说《柳家大院》中,叙述者说道：“在院子里走道总得小心点;一慌,不定踩在谁的身上呢。踩了谁也得闹一场气。大人全别着一肚子委屈,可不就抓个碴儿吵一阵吧。”(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