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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各处都有贫穷地带,穷人,包括车夫,都集中在这些靠近城墙和城门外的地方。(42)除了外城天桥区,其他穷人聚集区都演变成了贫民窟或者人尽皆知的劳工阶层居住区。从住所来看,主要的阶层分割并不是富人区和贫民区鲜明的界限,而是街区中树立的大杂院。20年代之初,社会学家西德尼·甘博(Sydney Gamble)注意到“北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贫民窟,(43)人们可以发现富人和穷人在几乎任何地区都住得很近”(44)。到了20年代末,阶层区隔才初见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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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本无贫民窟,尚不见现代化城市贫富区域对峙之显著现象,但近年以来,贫民在经济压迫之下,已逐渐移居于城厢及城内街道偏僻房屋破坏之区域矣。(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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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夜夜,轮班的车夫从内外城贫穷偏僻之地涌入市中心寻找客源,这种现象反映了阶层分离的形成。这些日常人口流动揭示了阶层与都市空间之间的新关系。但是人力车夫在北京街道上的出现不同于集体涌现的劳工社区和星罗棋布的贫民窟。相反,他们的存在证明了贫穷是深深扎根于整座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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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车厂主与出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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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当乘客,你可以在街上招呼一个车夫或者雇一个任你差遣。若要当车夫,你可以去城里上百个车厂中租一辆车。再多付点钱,就能住在车厂的宿舍里。(46)办理租车手续通常须经车厂主的熟人介绍或携带一份商铺出具的担保书(铺保)。一辆人力车的价值近100元,车厂主必须保证车夫不会把车偷走或者损坏。万一车被偷了,介绍人或出具铺保的店铺有责任进行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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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保证方便了各种交易,包括借贷和学徒契约。根据介绍人或做担保的商铺财产情况,铺保被分为不同级别。车厂对保证书的要求不能太高,因为他们的委托人都很穷,而且车厂自己的金融级别也很低。(47)举个例子,1921年,有两兄弟想做卖红薯的生意,在向政府资助的“贫民借本处”申请贷款时,得知需要一份铺保。他们已故的父亲在一家车厂租过车,而且现在这两兄弟和他们做车夫的大哥也住在这家车厂。但是当他们从这家车厂带回铺保时,机构职员说他们需要一份更加有说服力的铺保。“其冥衣铺、洋车厂子、煤铺、铁铺、成衣铺等等的,那全不成。”(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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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人们靠关系就能从车厂主那借到车。共产党劳工组织者武光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49)1930年代初,中共地下党指示武光扮成人力车夫作为建立工会的第一步,从此他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住在北京西城区一家小旅馆里,并以北京大学学生的身份在当地警察分局登记。但是在白天,他并没有去上课,而是去拉车。武光需要隐蔽身份,这使得要拿到一份铺保难如登天。不过这个问题早已在考虑之内,武光结交了一位老车夫,经他介绍认识了一位车厂主。这车厂主对这老车夫十分信任,不用铺保就借了他一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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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厂主和车夫之间的关系,虽然相对较高层次的交易常显得有些随意,但是同样遵循当时通行的规矩。互相依赖和保证所形成的纽带相比城市中主要的经济活动所遵循的规矩就显得有些弱不禁风了,后者有一套更加复杂完善的关系网。不过车厂主们也在努力完善这套契约和承诺系统,以防止车厂资产因车夫逃之夭夭而蒙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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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京大多数经济单位一样,车厂规模非常小,平均不到30辆能够出租的车。车厂主也和经营其他小本生意的人一样,会和租车人培养一种恩庇侍从的关系。与其他城市不同,北京车厂主直接与车夫打交道,而不通过中间人或掮客。(50)车厂使出浑身解数在店里扮演家长式的角色来吸引和留住车夫。恩庇侍从关系的培养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让车夫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不确定和不安全感。而拖欠租金和盗窃车辆的情况也经常发生,所以对车主来说最好是留住那些熟识的车夫。(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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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骆驼祥子》中,刘四爷是“人和车厂”的老板,祥子经常去他那儿租车。刘四爷在当老板以后,恩威兼施。年轻时的刘四爷赌过博,当过打手,劫过票,还放过高利贷。因作恶多端而蹲了几年大狱后,他办起了车厂。“土混混出身,他晓得怎样对付穷人,什么时候该紧一把儿,哪里该松一步儿。”(52)刘的车厂比较大,管着60多辆车,他不存破车,所以车租也比别家的高。不过他让车夫白睡车厂宿舍,到过节也比别家多放着两天的份儿。要是有人交不上车份,他就把人“当个破水壶似的”扔出门外。但大家若是有个急事急病,“他不含糊,水里火里他都热心的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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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刘四爷这样的老板可能会喜怒无常,也常会动用厂主之权无情地对待车夫。不过北京市郊海淀区的张氏兄弟,却是出了名的“凶恶”。(53)在“张记人力车厂”,他们经常打骂向他们租车的车夫。有一位39岁的车夫,名叫张清元(非亲非故),他兢兢业业地干活,一个月来每天20个铜板的份子钱一分不少,直到他伤了脚。他勉强把车拉回住处,没力气再回车厂了。张氏兄弟怀疑他偷了车,找到介绍人。介绍人来到车夫家,了解了他的伤势。当张清元来到车厂时,张氏兄弟要他把租金还清。可张清元说他没钱,只有靠拉车才能把钱还给他们。张氏兄弟大发雷霆,对着车夫就是一顿毒打,把人给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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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小规模经营或许让车厂主和车夫看上去像一个大家庭。专栏作家陈西滢曾记述过从他家隔壁车厂传来的欢声笑语。(55)即便如此,在市场力量较弱的地方,恩庇侍从关系发展到相当充分的程度,以致车夫要改换门庭都受到限制。到20年代,像市场力量可以左右车夫与乘客交易一样,车夫也能和车厂主在租赁条款上讨价还价了。各厂主收取的租金不等,厂址和车辆型号也不尽相同,使得车夫还能够货比三家。市场力量和恩庇侍从关系的此长彼消,导致了车厂的车夫流动率高达60%。(56)人力车夫会觉得在像刘四爷这样的老板手下干活有更多的安全感。但如此一来他们却失去了在市场上货比三家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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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从市井角度观察权力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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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们是看不到绝大多数北京居民是如何工作的。大杂院外墙、店面还有工厂大门,屏蔽了外界对于这些经济活动的视线。经理、师傅和工头在他们所监督的工人和外部世界之间起到了缓冲和阻隔的作用。学徒一年中每天都要工作12小时,很少离开店铺或者工厂。另一方面,在一座尚未工业化的城市里,许多经济职能是在公共场合进行的。人们在户外购买商品,享受各种服务,货物从这里装起,运到那里之后再卸下。店铺和其他行当也喜欢在街上占地盘,这边放几个摊子、支几张桌子,那边再堆点东西,伙计们则霸着大街和胡同不走了。人力车夫为了拉客必然每天要面对公众。在工作当中,人力车夫与警察、搬水工、电车售票员等职业一样,需要和街道、人群打交道,对他们来说,都市生活就是为生存空间和认可度在体力和心计上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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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大多数北京人没那么多钱经常坐人力车出行,所以车夫的乘客通常是一个地位比他高的人。(57)有一种例外就是士兵,要么他愿意出钱享受一下,要么就动用武力来占车夫的便宜。既然乘客习惯与车夫讨价还价,那么就总有争执发生的空间。如果争执双方有阶层差异,或其中一方携带武器,那这场交易就不会有好收场。人力车夫必须靠智慧或者拳头避免被骗或被打。然而如果占上风的是车夫,那么他也会欺骗或者威胁他的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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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从着装上就能看出车夫和乘客在社会地位上的鸿沟。男性乘客身着长衫或者西装,车夫则身穿劳工阶层的工装——长裤和短外套。冬天,车夫会再套一件长大衣或长袍(见图6)。武光在他的学生、车夫双重生活的自传中描述了这种鲜明的对比。武光每天早上出门时,和学生一样穿着长衫,然后在去车厂的路上偷偷躲进巷子或者胡同里把衣服换掉。他“先把蓝大褂脱下来搭在肩上,若无其事地走着。等没人注意时迅速将大褂拧成麻花状围在腰里,藏在短褂底下,照样往前走。拐进另一个胡同,审视远近没人注意,又从衣兜里掏出带子,扎上绑腿。最后,再从腰里取出毛巾拿在手里,趁没人注意时,包在头上。这样,‘大学生’就变成了‘洋车夫’”。(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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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夫和乘客在街上或其他公共场合进行交易,通常会有多名车夫互相压价,以获得将客人送去某地的优先权。老舍注意到,配有上等车的矫健车夫,在要价的时候还能“保持住相当的尊严”(59)。而大部分车夫则要扯开嗓子吆喝、讨价,才能盖过同在街上做生意小贩的嘈杂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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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车夫还是乘客,都很少会在到达目的地后对谈好的价钱出尔反尔。不过,有时车夫会因出力太多而要加价,乘客也会对车夫的表现挑刺。1928年冬天,(60)一位名叫郑金洋的车夫,被一家专卖羊肠的铺子雇来拉袋盐。他按指示,把盐和店铺伙计吉先生拉到月河寺这个离店铺最近的地方。车拉到月河寺之后,吉先生又要把盐直接拉到铺子,接着再要郑金洋把盐搬进店里。他一一照办之后提出要加钱,因为他干了分外的活。也许他们是按步算距的,而人力车夫总是一步也不会多跑的。吉先生不肯,他俩就吵了起来,吵着吵着就打在一起。两个伙计从店里冲出来帮吉先生,三人把郑金洋打了个半死,还掀翻了车子,把车身弄坏了。郑金洋好不容易爬了起来,立刻跑到附近的警署报案。警察答应会控告这三人。(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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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说明了在这座喜欢仗势欺人的城市的街道上独自干活的车夫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最初议价时,双方可以谈妥价格。可一旦乘客到达目的地,就成了车夫的对手,因为他还没有付钱,而且能从商店、住处、大学生或政府大楼里叫来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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