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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厂主的行会帮不了车夫大忙,(124)因为这个团体很弱小(北京大约900家车厂只有10%加入),也因为车厂主会不择手段迫使车夫让步。(125)恩庇侍从关系和某些厂主的菩萨心肠并非行会通行的规矩,大部分车厂主也没本事管住手下的车夫,让他们在街上约束自己的行为。车夫有机会接近行会组织,也熟悉它的某些特点,但是他们并不受其直接管辖。因此,人力车夫相比其他工人更加自由、独立。不过他们也失去了通往城市政治领域上层的机会和优势,搬水工、木匠、泥瓦匠、盲说书人、运粪工以及其他店员、手艺人和营业员等则各有其行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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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车夫往往显得没什么规矩,给人的印象也不好,但是他们却总能找到人听他们诉苦。他们工作场所就在大街上。与封闭的大杂院、行会的繁文缛节,以及商店、工厂和包工团伙中的恩庇侍从与规矩相比,街道就显得更加自由,而且谁也说不准会发生什么。在其他市民同胞饶有兴趣并充满关切的目光下,车夫有着数不胜数的机会,保持或者改变自己在人们面前逆来顺受、作奸犯科和软弱无助的形象,也可使这种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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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居住在北京的乔治·盖茨说道：“对于一个非正式的公开法庭来说,在中国总会有‘芸芸众生’时刻准备着下判决书。”(126)在街头和其他公共场合,人们“总爱凑热闹,毫无顾忌地使用特权;对公共场合发生的事情口无遮拦”地评论。而车夫们总能轻而易举地把自己的委屈,在公共场所的“非正式公开法庭”上诉说成冤情。正如老舍所言：“在洋车夫里,个人的委屈与困难是公众的话料,‘车口儿’上,小茶馆中,大杂院里,每人叙说着、形容着或吵嚷着自己的事,而后这些事成为大家的财产,像民歌似的由一处传到一处。”(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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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夫们想要开展有效的政治行动,面临着重重困难。(128)但是他们与北京居民,与公私权力机构以及互相之间,却可零距离接触。在白天的商业活动中,夜晚的饭局、看戏,以及政治集会时,他们就成了人群之中的另一群人。他们在社会和政治中的弱势,使他们对城市社会政治团体的管理方式和人们参与政治的途径十分敏感。他们在养成桀骜不驯的习惯和不时在街头上演同仇敌忾的时候,就已经打下了更广泛、更激烈的政治基石。他们所需要的就是把这些自我意识和组织管理的要素集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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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景汉：《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社会学界》第2卷第4期(1925年5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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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conomic Study of the Peking Ricsha Puller”, Chinese Economic Monthly 3：6 (June 1926)： 25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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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老舍：《骆驼祥子》(香港：学林有限公司,无版期),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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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武光：《冬夜战歌(修订版)》(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9),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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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益世报》,1929年10月15日第7版：牛触车夫受伤入医院;1924年12月25日：车夫车撞马车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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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同上,1922年7月20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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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吞吐[笔名]：《北平的洋车夫》,《北平一顾》(上海：宇宙风社,1938),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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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益世报》,1929年5月16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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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L. K. T’ao, Livelihood in Peking： An Analysis of the Budgets of Sixty Families (Beijing： 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1928), 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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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华北日报》,1929年9月10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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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京师警察公报》,1928年4月5日,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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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典型的飞跑而死的报道见《益世报》1920年10月19日第5版,警方对飞跑的查禁见《益世报》1920年10月26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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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这里表列的是1911—1940年间的若干平均人力车费：1911、1917、1920、1926和1940年费率各采自Emil S. Fischer, Guide to Peking and Its Environs Near and Far (Beijing： Tientsin Press, 1925),第11页;《北京指南》(上海：中华书店,1917),第6编第5页;Sidney Gamble, Peking： A Social Survey (New York： George H. Doran, 1921), p.63; 《(实用)北京指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第6编第16页;《北京案内记》(东京：新民印书馆,1940),第342页。1911和1920年的费率是针对外国人的,所以略有偏高。钱文费率上升可以从1920年代铜钱急剧贬值中得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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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llen N. LaMotte, Peking Dust (New York： Century Co., 1920), p.20. LaMotte将东京车夫的缓步慢行与北京年轻车夫的大步快行作了比较,认为这是竞争激烈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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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吞吐,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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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京师警察公报》,1928年1月22日,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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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李景汉：《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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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老舍：《骆驼祥子》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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