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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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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的经济前工业化时代的挑着各种大小货物在街上行走的劳动者在北京还不时可以看到。对于只有靠双手劳动的人来说,这种简单的体力活是再平常不过的家常便饭,也成了这座城市一道奇特而十分古老的风景[George Kates, The Years That Were Fat (Cambridge： MIT Press, 1967), p.99]。然而,当包工头想组织劳工,行会、商会和警察想要规范个人与团体的竞争时,这种手工劳动的简单使用就会产生数不清的社会问题。采自Heinz v. Perckhammer, Peking (Berlin： Albertus⁃Verlag,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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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激进政治而搜寻一个无产阶级基础,始于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当时李大钊和他的追随者们在北京大学直接为工人们组织了一个“平民教育讲演团”。(7)由于学生和工人之间在阶级和文化上的差异,这一计划收效甚微。(8)鉴于北京的工厂工人实在太少,当时还是北京大学学生、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邓中夏决定组织人力车夫。(9)他所采取的第一步就是在街上招呼一辆人力车。(10)不过这位车夫很快就丢下了这位学生,不理会他慷慨激昂的说辞,去拉车赚钱了。邓最终还是说服了几个车夫,邀他们在天安门附近的一家茶馆碰头,建立一个人力车夫据点以商讨降低份子钱的办法。车夫们把车拉到一个广场,围成一团开始商议此事。在场的一个警察抱怨他们妨碍交通,上前询问,车夫们不搭理他,不过他们最后还是抵不住一大队前来驱散集会的警察。邓中夏只得“狼狈地”回到他的宿舍。在这次与北京车夫的会面失败之后,邓把注意力转向了印刷工,寄希望于他们较高的“文化水平”能够让他们更易于接受工会主义。但是每当他尝试接触这些工人时,在场监工就会动用手中的权力威胁那些支持邓的建议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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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中夏的灵活机变,注定他将成为共产党最成功的劳工组织者之一。正如彭湃和毛泽东在中国农民问题上所证明的那样,要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国情,需要使欧洲的观念和范畴更加具有弹性。不过在1920年代初期,这些未来的组织者很难将广泛的城市工作视为革命政治的跳板。就算他们能有与邓一样的悟性,也很难找到组织工人的实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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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末,受挫于北京工人过于分散和似乎不易接近的情况以及“行会意识”的盛行,邓中夏和他的同志们索性离开北京,他们没有去工业城市上海,也没去乡村,而是来到了北京以南十多公里的铁路小镇长辛店。(11)长辛店工人的政治热情早已为人所知。在五四运动最初几个月的抗议和集会中,500名长辛店铁路工人加入了爱国社团并支持北京学生运动。(12)他们甚至成功组织起了自己的工会,可惜不久后被迫解散。(13)邓和他的同学为工人们建立了一所学校,并设法让挡在他们和铁路工人之间的工头不再干涉。(14)一份对长辛店国际劳动节集会的第一手报道表明,他们成功地说服了三四千名工人接受工人运动和激进政治的理念和话语。(15)出于对那些劳工忠诚度的竞争者的提防,集会发言人告诫与会者,“不受工头之压制”。劳动节集会之后,参与者们在游行队伍中还打出了“八小时工作”,“官僚是公仆,工人是神圣”,还有“我们的仇敌,就是不劳而食者”等标语。那些试图借用人力车夫、茶馆店伙计和工匠之力来发动革命的左翼人士期望落空之时,长辛店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现代工人阶级政治的一盏明灯。然而,即便是长辛店最激进的铁路工人也很难达到这些知识分子指导者所期望的要求。随后,一份北京共产党所写的报道指出,当1920年为长辛店铁路工人首次开办夜校之时,“这些工人甚至比上海的无产者还落后”。(16)北京年轻的激进分子把自己想象成中国知识分子急先锋,徒然地寄希望于一种相对更加先进的工人阶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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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邓中夏所发现的,北京自身也有其高效的警力和对群众运动怀有敌意的走马灯式的政府,自然不会轻易将连接学界、政界、报界与工厂工人之间的道路拱手相让。1921年的长辛店,工人们用一幕幕极具战斗性的场面来庆祝劳动节,而北京的劳动节却仅限于北京大学校园的各种集会和暗中散发传单。(17)传单上许诺,在未来的劳动节上,工人们可以“立牌坊、放烟花、挂灯笼”。(18)激进的评论员含沙射影地将北京比作专为国家精英所设的“身份制造厂”,他们说,“已谋得一官半职之人只知道如何庆祝自己所获得的地位和财富”,却一天也不想想“我们穷苦百姓”。这份传单最后说,“北京就是座监狱”。1920年代在北京活动的共产党员抱怨,这里的政治环境“极端反动”,以至于“根本无法开展任何具体工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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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官方压迫、行会竞争以及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挤兑,(20)激进劳工政治只得上下左右地寻求突破点,以创造一种由官方资助人、干部和工人阶级组成的平衡而不稳定的关系网。举例来说,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与人尽皆知持有进步观点的北方军阀吴佩孚达成了一项协定,允许6名共产党员在京汉铁路沿线从事秘密调查工作。作为共产党的秘密资助人,吴佩孚保护初出茅庐的工会分支的回报就是在铲除政治对手上得到帮助。(21)共产党人通过列宁主义党组织的精心斡旋,让铁路工人这个富有斗争性的政治共同体有机会接触到高层政治,并以此成功地于1922年8月在京汉全线发动罢工。(22)将政治资产如此联系起来,实为即兴之举,不过也着实扩大了共产党人和铁路工人的影响力。可是这一举措也意味着对军阀支持的依赖以及与城市群众基础的脱离。当长辛店工人在1923年2月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发起另一次大罢工之时,吴佩孚选择了粉碎这一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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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辛店,激进劳工组织者们证明了,在资本主义之下,中国劳工天生的斗争性可以被赋予特殊的政治含义并依附于政党组织。但是,将这些零零散散劳工阶层团体组织成全市乃至全国性的运动就很困难了。成功组织工会的例子凤毛麟角。诸如在长辛店和湖南的安源煤矿,工作场所远离人口中心,因此工人们也被孤立于潜在的盟友和同情者之外。此外,就算组织小有进展,都有可能招致军阀对工人们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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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1703007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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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行会和劳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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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未能从工头和行会权威那里赢得劳工的组织者,会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北京的“封建”思想和存在于劳工之中的“行会意识”。考虑到李大钊与吴佩孚的纵向结盟以及城市知识分子界派系林立的现状,(23)对劳工青睐恩庇侍从关系的批评就显得非常站不住脚。作为经验之谈,要在北京这么一个重视结交有势之人和真兄弟的地方开展政治行动,就必须发起全方位动员,包括资助人、追随者以及朋友、老乡和志同道合者。如此一来,不论“精英政治”还是“大众政治”,都有同样的定见,就是使用和利用资助人和老板所拥有的攻守兼备的权力。像谢诺(Jean Chesneaux)这样的学者,倾向于否认民国行会的幸存是典型的依恋过去的传统劳工的残余。然而,在谢诺关于1920年代中国劳工的经典论述中,仍有大量行会及其会员出于经济或政治原因参加罢工抗议的例子,这些都有悖于他的断论,即劳工“将不再依赖从前行会所提供的庇护”。(24)贺萧(Gail Hershatter)对天津劳工史等研究表明,行会的持久不衰,更多的是由于其实际的政治价值,而不是文化惰性。行会“得以幸存,是因为它们是索恩施庇的行家,而庇护就是解放前天津码头的筹码”。(25)在北京和其他地区,行会之所以根深蒂固,部分是因为它们在代表工人利益方面十分有效。当时的观察者想通过分析城市中手工业行会对物价上涨所作的及时反应方式,来解释北京现代工会运动在这十年大部分时间里的相对弱势。(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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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会的应变能力在1920年代中期受到了考验。当时,累积多年的通货膨胀和铜钱贬值所产生的后果已经威胁到了北京工人的生活水平。仅1924年,生活开支上涨了23.5%,而铜钱则贬值40%。(27)由于工资通常是以铜钱结算,这两种经济形势给城市劳工阶层带来了巨大压力。作为回应,工人们力争加薪,并要求以白银取代铜钱作为确定工资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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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画匠、木匠、锯木工,营造业的砖匠和泥瓦匠等行会,都极其关注生计问题。(28)木匠行会在1924年之前的六年里提高了六次工资。(29)建筑工人和装饰房屋的木雕工也加入了这个行会。那些拥有或经营木匠铺和在其中工作的人都有资格入会。这些店铺或工帮受雇于木料场或建筑工地从事专门工作。木料场有自己的商人行会,附属于总商会。在这一年代,木厂总数超过400家,雇用了2万多名木匠、泥瓦匠、画匠和普通工人,成为城里最大的行业之一。(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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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匠行会由六个区的分会组成,每年召开两次全市性会议。(31)在农历三月的一次会议上,工资和其他补偿性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每当讨论工资问题时,往往群情激愤,爆发争吵也就不足为奇了。农历五月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内容集中在仪式和团结一致的宗教表达形式。这些程序表明了这种家长制和精英制倾向的传统劳工组织对内部纷争的容忍度。被会员选为领导者的人通常是德高望重的老工匠。(32)另一方面,领导层结构也相对宽松,总共有120个职位。工头们经常绞尽脑汁带领工人参与到他们自己与业主的斗争中。(33)不过,其他行会会员就只能要么接受要么拒绝他们的方针。(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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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这个年代中期通货膨胀的压力之下,人们在解决纷争时依旧保持着一定的克制。1923年,木匠和瓦匠已经等不及当年第一次大会,刚过了春节就吵着要加工资。(35)一些泥瓦匠已经收拾东西准备不干了。在1924年木匠和泥瓦匠的第一次大会上,熟练工和非熟练工在后者的工资提议上爆发了争端。(36)同时在熟练工和非熟练工工资中抽成的工头,已经接受了大幅度提高熟练工工资水平的较早提议。这一行当和行会都由工头和熟练工说了算,非熟练工和学徒工只能通过在大会上表达不满来影响行会政策。(37)行会大会难以达成一致,也迫使那些地位低下的团体不惜打破先例以满足自己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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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行会对新的工资结构达成共识,他们需要迫使店主和经理们接受这一工资变化,并且确保没人会以更低的报酬去为他们工作。1925年春,木匠和泥瓦匠向木厂经理提出了这些要求,但是遭到了拒绝。随后,行会印刷了大量传单分发至全市各大木厂,宣称若经理们不答应新的工资,工人们将会罢工。一场持续五天的罢工最终使厂主们屈从了。(38)与此同时,油漆工人也用了同样的方法在传单中宣称这个既定事实。报道称,经理们对木匠和泥瓦匠的罢工“心有余悸”,因此同意协商。(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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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年代中期,那些从行会层面制定计划的行会和工人基本能够在调整工资和支付方式等问题上获得成功,缓解经济压力。建筑工人、香烛店员、皮匠、旧衣铺店员、织布工、造纸工、煤店工人、织毯工、茶馆伙计、肉铺店员、烧窑工、农工、银行职员、裁缝、刺绣工、搬水工和屠夫们,个个怨声载道、竭尽所能,不惜以威胁或罢工的方式来争取工资能与物价持平(见图17)。甚至佛教僧侣们也组织了一场全市规模的谈判,要求寺庙和住持提高诵经的价格。(40)协商妥当之后,他们就在北京大小寺院内分发了标有新价格的宣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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