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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1703007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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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行会和劳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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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未能从工头和行会权威那里赢得劳工的组织者,会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北京的“封建”思想和存在于劳工之中的“行会意识”。考虑到李大钊与吴佩孚的纵向结盟以及城市知识分子界派系林立的现状,(23)对劳工青睐恩庇侍从关系的批评就显得非常站不住脚。作为经验之谈,要在北京这么一个重视结交有势之人和真兄弟的地方开展政治行动,就必须发起全方位动员,包括资助人、追随者以及朋友、老乡和志同道合者。如此一来,不论“精英政治”还是“大众政治”,都有同样的定见,就是使用和利用资助人和老板所拥有的攻守兼备的权力。像谢诺(Jean Chesneaux)这样的学者,倾向于否认民国行会的幸存是典型的依恋过去的传统劳工的残余。然而,在谢诺关于1920年代中国劳工的经典论述中,仍有大量行会及其会员出于经济或政治原因参加罢工抗议的例子,这些都有悖于他的断论,即劳工“将不再依赖从前行会所提供的庇护”。(24)贺萧(Gail Hershatter)对天津劳工史等研究表明,行会的持久不衰,更多的是由于其实际的政治价值,而不是文化惰性。行会“得以幸存,是因为它们是索恩施庇的行家,而庇护就是解放前天津码头的筹码”。(25)在北京和其他地区,行会之所以根深蒂固,部分是因为它们在代表工人利益方面十分有效。当时的观察者想通过分析城市中手工业行会对物价上涨所作的及时反应方式,来解释北京现代工会运动在这十年大部分时间里的相对弱势。(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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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会的应变能力在1920年代中期受到了考验。当时,累积多年的通货膨胀和铜钱贬值所产生的后果已经威胁到了北京工人的生活水平。仅1924年,生活开支上涨了23.5%,而铜钱则贬值40%。(27)由于工资通常是以铜钱结算,这两种经济形势给城市劳工阶层带来了巨大压力。作为回应,工人们力争加薪,并要求以白银取代铜钱作为确定工资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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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画匠、木匠、锯木工,营造业的砖匠和泥瓦匠等行会,都极其关注生计问题。(28)木匠行会在1924年之前的六年里提高了六次工资。(29)建筑工人和装饰房屋的木雕工也加入了这个行会。那些拥有或经营木匠铺和在其中工作的人都有资格入会。这些店铺或工帮受雇于木料场或建筑工地从事专门工作。木料场有自己的商人行会,附属于总商会。在这一年代,木厂总数超过400家,雇用了2万多名木匠、泥瓦匠、画匠和普通工人,成为城里最大的行业之一。(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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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匠行会由六个区的分会组成,每年召开两次全市性会议。(31)在农历三月的一次会议上,工资和其他补偿性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每当讨论工资问题时,往往群情激愤,爆发争吵也就不足为奇了。农历五月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内容集中在仪式和团结一致的宗教表达形式。这些程序表明了这种家长制和精英制倾向的传统劳工组织对内部纷争的容忍度。被会员选为领导者的人通常是德高望重的老工匠。(32)另一方面,领导层结构也相对宽松,总共有120个职位。工头们经常绞尽脑汁带领工人参与到他们自己与业主的斗争中。(33)不过,其他行会会员就只能要么接受要么拒绝他们的方针。(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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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这个年代中期通货膨胀的压力之下,人们在解决纷争时依旧保持着一定的克制。1923年,木匠和瓦匠已经等不及当年第一次大会,刚过了春节就吵着要加工资。(35)一些泥瓦匠已经收拾东西准备不干了。在1924年木匠和泥瓦匠的第一次大会上,熟练工和非熟练工在后者的工资提议上爆发了争端。(36)同时在熟练工和非熟练工工资中抽成的工头,已经接受了大幅度提高熟练工工资水平的较早提议。这一行当和行会都由工头和熟练工说了算,非熟练工和学徒工只能通过在大会上表达不满来影响行会政策。(37)行会大会难以达成一致,也迫使那些地位低下的团体不惜打破先例以满足自己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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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行会对新的工资结构达成共识,他们需要迫使店主和经理们接受这一工资变化,并且确保没人会以更低的报酬去为他们工作。1925年春,木匠和泥瓦匠向木厂经理提出了这些要求,但是遭到了拒绝。随后,行会印刷了大量传单分发至全市各大木厂,宣称若经理们不答应新的工资,工人们将会罢工。一场持续五天的罢工最终使厂主们屈从了。(38)与此同时,油漆工人也用了同样的方法在传单中宣称这个既定事实。报道称,经理们对木匠和泥瓦匠的罢工“心有余悸”,因此同意协商。(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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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年代中期,那些从行会层面制定计划的行会和工人基本能够在调整工资和支付方式等问题上获得成功,缓解经济压力。建筑工人、香烛店员、皮匠、旧衣铺店员、织布工、造纸工、煤店工人、织毯工、茶馆伙计、肉铺店员、烧窑工、农工、银行职员、裁缝、刺绣工、搬水工和屠夫们,个个怨声载道、竭尽所能,不惜以威胁或罢工的方式来争取工资能与物价持平(见图17)。甚至佛教僧侣们也组织了一场全市规模的谈判,要求寺庙和住持提高诵经的价格。(40)协商妥当之后,他们就在北京大小寺院内分发了标有新价格的宣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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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170300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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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不和、斗争与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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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等级分明的组织,行会与一些不那么正式的工人头(bossworker)会合谋安排,使工头的利益从属业主,工人的利益从属工头(labor boss),学徒的利益从属资格老的工人。不过,强调彼此义务的家长制式的说词和做法,也使得下层等级能够质问并抵制权力的滥用。(41)工人群体间潜在的同胞意识也助涨了这些小型反抗行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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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纺织工人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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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的纺织工人在其工厂外集会,其中有不少旁观者(不是工人,这可以从他们穿着长衫,戴着毡帽或草帽识别出来)。前面竖着的小标语是“保持秩序”,表明普通工人注意维护他们的队伍。这张照片标识的年代为1925年,很可能是东城朝阳门内林记纺织厂的一次罢工。林记厂的二三百名工人在附近的茶馆里组织起来,随后要求增加工资、缩减工时、星期日休息和辞退不受欢迎的职员(《益世报》,1925年3月4日)。采自UPI/Bettmann News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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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附庇制宗旨(the clientelistic tenor)(42)在号令和代表方面的表现,行会政治往往围绕着以附从者、势力范围和附属派别认同为基础的竞争派系领导层斗争而展开。举例来说,盲人说书行会就被分成内城、外城两大派。随着1920年代都市欣赏口味的转变,行会名下500多人收入大不如前,这就使得改革和表演节目现代化的压力落到行会董事的肩上。1923年末,行会选举新会董时,(43)外城说书人提名了他们自己的领袖、在职会长张子振再度竞选。内城会员表示反对,因为张已经连任三届,所以他们推举来自他们这一派的副会长胡君昇担任会长一职。外城派不愿放弃行会控制权,是故内城派指责他们垄断行会事务。双方“舌战”不休,势将动武。最终,中立派恢复了秩序,让双方都做出了妥协,让张和胡交换职务。(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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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行会的经久不衰意味着工人中还有这么一种认识,即以传统方式行事的全市性组织还是有用武之地的。但并不是所有的行业都能成功跨过同乡、企业利益的非正式协调与正式组织、统一领导之间的门槛。在某些情况下,业主和警察的压制会阻碍工人组织全市性行会。有一次,6000名为鞋店纳鞋底的工人试图在1920年注册一家商业行会,虽然他们也卖货品给商铺,但是警察还是拒绝了这一请求,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工人只不过是工匠。最终,工人们还是秘密地组织在一起,并利用新政府从商铺订购大量军靴之际,在1925年发起罢工。(45)在其他案例中,全市性组织的障碍主要来自内部。墨行在北京及其周边有着200余名熟练工和300余名非熟练工。尽管这些工人于1925年在北京南郊的一个寺院开会讨论增加工资,但是工人们仍然说他们目前还没有行会,“因人类不齐,团体难结”。(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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