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09900
1703009901
图18 水夫
1703009902
1703009903
将新鲜的井水装上手推车以后,水夫会沿着确定的线路将水送到顾客家中。像粪夫一样,水夫也要竭力保卫他们特殊的地盘,抵制传统的和现代的竞争者乃至像警察这样的规范者。美国国会图书馆惠准采用。
1703009904
1703009905
曾经有过但之后失去了行会代表的工人们,会发现自己很难再重组正式的团体。通过商人们拥有的水井和雇佣的水夫所形成的一套系统,即为城市居民运送生活用水的运水行业,早在19世纪就有了一套正式的行会组织结构(图18)。但是当现代供水系统在1909年建成时,竞争的威胁和官员对现代设施的支持,致使行会分裂成各由山东人、保定人和北京人组成的非正式同乡团体。(47)供水系统并未如期而至地占领整个城市,而只有一小部分住宅区、商铺和办公处接有自来水管道,不过这一趋势在稳步增长之中。(48)1924年,一个来自保定的井主朱兆栋与占有人数优势的山东人团体展开谈判,希望借此建立起一个行会。(49)井主商会将负责管理水夫,从而也间接地代表了他们。北京井主和水夫是三个地域族群中人数最少的一个,他们在得知了朱的计划后,断定他这是要进行行业垄断,这等于要“掐大家嗓子”。(50)当山东人和保定人团体的代表在东直门一家茶楼会面协商条件时,40名北京水夫一哄而上,指责这是一起针对他们的阴谋。双方起先恶言相加,随后推搡了起来,最终爆发了持续一个小时的斗殴。警察赶到之后试图调停争端,但不见成效,于是参加斗殴的人员都被带往警署。
1703009906
1703009907
一个全市性的行会最终在第二年得以成立,意味着这个行业将有一面更大的保护伞以及处于弱势的北京派表面上的屈服。(51)领导者所面临的政治机遇以及普通会员的待遇要求所带来的双重压力,迫使行业更加规范化并且扩大其覆盖面。可是苛捐杂税、下属单位自治权的缺失以及领导人政治上的失败,种种这些损失与合并所招致的背叛和反对相比显得微不足道。1925年初,城郊的石磨匠试图建立行会,不过东郊、南郊的“强派”和北郊、西郊的“弱派”之间的冲突使这一努力障碍重重。(52)过去,这两派每年碰头两次商讨工钱标准,却无法就共同领导和共同组织达成共识。双方的协商不欢而散。当强派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数上居劣势的那一方时,弱派就像北京水夫和井主那样想尽一切办法,包括暴力手段,阻止他们建立一个很可能会使对方派系的优势制度化的行会。
1703009908
1703009909
这一争执不休的过程简直就是建邦立国的缩微版。若有人觉得一个健全的行会履行着一部分准政府职能时,这种相似性与其说是类比,不如说是对管理、控制和代表市民的大量地方职责发展的勾勒。就算工人和居民抵制并入全市性组织,导致了发展的不平衡甚或流产,这种斗争的方式也会迫使参与者产生权力意识,因为这种权力的架构超越了同乡和工厂的局限。
1703009910
1703009911
内部纷争并未阻止行会为了公共集体权利和利益投入到城市政治的大舞台中。(53)那些到居民家中和公厕收集粪便作为肥料卖给城外农民的北京挑粪行业的商人和粪夫,以其团结一致和勇猛好斗而闻名。在北京,人们借用“军阀”一词,把他们的领导人戏称为“粪阀”。类似的称呼还有“水阀”,这些人同样好勇斗狠。(54)当警察试图对挑粪行业实行卫生条例,或当自来水厂要来装自来水管道时,粪阀和水阀就会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营垒”,在这营垒之后,他们采取不合作的消极态度——对粪夫来说,就是拒绝来取粪;对水夫来说,就是像游击队一样四处破坏机械设施。
1703009912
1703009913
人们可能会认为,行会团结一致的“营垒”意味着有一种有序协调的内部政治基础。但是正如运水行业的派系斗争所表明,并由挑粪行业两败俱伤的冲突所证实的那样,冲突和团结是同一块银币的正反两面。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的是,这种通常是联合业主和工人来共同对抗对手的纵向组织的派系斗争,与之相伴的还有行业内部阶层之间的冲突。就在运水行业爆发保定人、山东人和北京人之间的地域群体和势力范围冲突之后没几周,全市各区域的水夫就在东城区一家茶馆会面商讨涨薪事宜,以应对井主提高水价的决定。水夫以罢工相逼,因此井主们同意调停解决此事。(55)
1703009914
1703009915
与水业不同的是,粪业之前有过一个正规的行会。粪厂主占据了行会领导地位,而那些粪夫则通过自己与粪厂主的关系松散地依附于行会。但当行会不能保证其成员的共同利益时,它就会被内部纷争所破坏。1925年8月,警察为公共卫生起见,命令粪厂主和粪夫将粪厂移至人口较少的地方。(56)粪夫们罢工三天以示抗议,最终无人收取的粪便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以至于公众的呼声迫使警察撤销了这一命令。不过,在这一行业内部,派系斗争也是顽疾。(57)从1918至1925年,粪厂行会会长总共易手11次。(58)一群异常挑剔的工人充满戒备地到场,成为行会会议的特点,这群人对行会领导疑心重重,随时准备并要逼迫那些冒犯自己的会董下台。
1703009916
1703009917
1924年7月,副会长牛常立向会内的粪厂提议,此后每个粪夫每月要交40块铜板的会费,以保证行会开支并用来扩大对会员社会公益服务的范围。(59)牛得到了一些粪厂主和为他们提供粪便的粪夫的支持。但是大部分粪夫强烈反对他的计划。他们陈述了自己的穷困潦倒,并暗示牛之所以要筹这么大一笔钱,唯一的可能就是想将之挪为己用。身为行会会长的粪厂主唐吉顺,毫无疑问非常清楚前任们的下场,他十分重视粪夫们的反对情绪,也表明了自己反对这一方案。之后,牛和唐一起商讨解决彼此的意见分歧,他们惊讶地看到,外头聚集了大约50名粪夫,声称牛行“不仁”,要揍姓牛的。唐挡在了人群和他的副会长之间,牛随即鼠窜而逃。可牛对唐不仅没有心存感激,反而立刻跑到警局控告唐会长煽动粪夫闹事。
1703009918
1703009919
粪夫随后聚集起来决定,如果牛不主动辞职,他们就发起罢工。(60)这表明温和主义占了上风。一伙更加激进的工人企图找到牛常立,因为他之前从他们的老拳下逃过一劫。作为回应,人们召开了一次行会大会以解决唐与牛以及牛与粪夫之间争辩不休的分歧。然而工人们却不肯妥协,大有誓不两立之势。与此同时,牛的弟弟和儿子们在会议地点外召集了自家粪厂的工人,他们手持棍棒和粪勺等在外面。(61)他们叫嚷道,就算自己被打死也要保住牛的地位。反对派工人们听到他们的叫嚣,“满肚子气没处撒”,而且他们又个个都是“脾气火爆”的山东汉子,随即夺门而出和牛的人打了起来。前来劝架的人试图将两伙人劝开,结果落
1703009920
1703009921
得自己也被打伤。(62)唐会长回应,他将辞去职务,以免承担更大混乱的责任。会董们纷纷表示支持唐会长,并要求将牛革职。一位姓于的董事指责牛“破坏行规,敛钱舞弊,种种恶行,不胜枚举”,提出了一系列强制议案,并被一一通过。当牛得知自己被革职之后,他冲入于家把他刺死了。(63)
1703009922
1703009923
挑粪行会所达到的暴力程度非同寻常;不过这种派系冲突日渐升级的现象却是司空见惯的。同样在1924年夏,有另外三家行会进行着相似的内斗。有十年历史和八百名会员的皮匠行会在是否重组为“联合会”的问题上分成了两派。由现任会长丁广顺领导的“丁党”,他们的支持者是城西和城北的皮鞋匠,而与他们势不两立的“刘党”,则有城东和城南的皮匠为后盾。刘谴责丁挪用公款且凭借其人多势众把持行会事务。刘的手下计划,若他们向法庭起诉未能驱逐丁,他们就使用强力赶他下台。(64)在城内有750余名会员的旧衣铺行在是否将行会组织现代化的问题上也产生了分歧。现任领导者请来警察进行干预,把持不同意见者统统当作捣乱者抓了起来。(65)造纸行会的大多数工人举行了一次大型集会抗议少部分人修改行规的提议。(66)他们向商会和警察请求帮助,以驱逐改革派。
1703009924
1703009925
内部冲突为外部干预打开了行业和职业团体的大门,因为不管哪一派别都希望获得优势来对抗它的对手。通常,对像警察或竞争者这样的外人的反对或是和解,总会带有一层微妙的内部政治平衡。不过,当金钱、权力或地位开始重新分配时,这一平衡很容易就会化为乌有。
1703009926
1703009927
从行会和行业中因地域不同而引发的频繁的派系斗争来看,城里的区、街坊,甚至一些街道、胡同都能为工人组织提供基本的参照框架。在北京,(67)行会和那些没有正式行会组织的行业被划分成不同的“口子”(那些与“交叉口”或“路口”相关的小团体)。例如,城里七八百名切面铺、蒸食铺的工人没有一个行会,但是仍然维持着一个“口子网络”,这样就能派代表去参加特别的全市性增薪大会。(68)棺材工们有一个全市性的行会,它在城里东南西北四个区分成四个“大”口子。(69)虽然全市性组织对普通工人来说或许遥不可及,但是像“口子”这样的地区性团体却为基层政治的开展提供了舞台,也为高层的竞争与合作架起了桥梁。
1703009928
1703009929
店铺和街坊层面的冲突,事态变化常常因人而异。有些店主愿意就工人提出的要求进行商议。而另一些则寸步不让。一家景泰蓝店的工人提出六月初一炉神庙会时吃一顿饺子,而店主只答应给他们既没肉又便宜的白馒头。工人们商量了之后,决定自己出去吃饭看戏。这位店主,“怕工人团结起来和他作对”,把他们的饭钱、戏票钱在柜上报销了。(70)
1703009930
1703009931
冲突一旦爆发,结果如何就要看店主或者经理是否知道把握好分寸了。有一家织袜厂,爆发了为期4天的静坐罢工,该厂协理犯了一个错误,他把工人们都关了起来。工人们便像卢德分子一样进行报复,砸坏了16台机器,用刀子切断了电线和电话线,毁掉了仓库的原材料。这位协理打开大门时,工人们便抓住他痛打。(71)在另一起案例中,一家洋铁铺的工人由于怨恨铺长待人吝啬,一群新来的学徒工开始商量是一起辞职还是举行一场罢工。这风声传到了店主的耳朵里,他试图劝说熟练工接受解雇新人的想法。不过,在小到工人和老板都一同生活一同工作的店铺里,阴谋算计都是纸包不住火的。一名学徒工恰巧听到了店主说的话,随即大声嚷道：“明天咱们大众全都罢工!”店主怒不可遏,(72)用棒子把学徒工打倒在地,正要把他赶出店外时,警察赶来了。(73)
1703009932
1703009933
工人们也会采取行动驱逐威胁到他们利益或激怒他们的管理者。一家位于东城区东四牌楼的公办织毯公司,由一个备受员工爱戴的谢姓官员任总经理。但是协理胡锦芳对在工人中占大部分的学徒工的粗暴做法,使人们对他恨之入骨。(74)即便是极其微不足道的错误,他也会拳脚相加。要是犯了稍大的过失,他会把工人捆起来,不是丢进禁闭室,就是丢在外面日晒雨淋。(75)他把工厂当成自己的私人领地来管理,只是碍于谢的良善才有所节制。有消息说,谢将被提职调离工厂,而胡将替代他的位置,一时人心惶惶,工人们担心胡独揽大权后,自己的处境不知会落得何等田地。厂里六位工师在公司接待室召开了一次学徒工会议,以商讨对策如何摆脱胡的魔爪。但是胡的侍从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并将此事报告给了他的主子。当胡怒气冲冲到场时,双方的关系便无可挽回了。胡暴跳如雷,反而招致工人们一拥而上,群起攻之,他好不容易才从后门狼狈逃走了。工人们告诉前来调查的警察,胡犯有贪污和挪用公款罪。之后在一份逐条列举的罪状中,织毯工们声称,胡已经搜刮到了足够他自己开厂的钱,盗用公司家具,故意用劣质谷物和劣等煤来偷换工人应有的食物和燃料,以中饱私囊。
1703009934
1703009935
胡锦芳被一群义愤填膺的工人赶出工厂一周后,带了十个亲信卷土重来。(76)他召集工师和学徒到他的办公室,向他们宣布因为资金短缺,工厂就要关闭。其中一位工师大声告诉胡,他还欠着他们工资,一旦当地法庭判决赔偿,工人们都会辞职。胡拒不承认拖欠工资一说,并要求工人们在15分钟之内全部撤出工厂。胡的强硬态度激怒了工人,(77)他们冲破了胡周围随从的保护圈,在他逃向后门的时候逮住了他,打得他浑身泥血之后才罢手。经历了这次羞辱,胡辞职了。在其最后一次报复行动中,胡把数位工师骗到家中,让人把他们都绑了起来,一顿毒打,然后丢在街头。当织毯工们得知此事后,就想去他家中袭击他。但是工师们还是劝他们寻求司法救助。(78)
1703009936
1703009937
另一些店主和经理则培养员工对自己的忠诚,这样他们就能够动员工人们来支持自己并维护他们个人或店铺的利益。外城南城墙外一家大粪厂的厂主,绰号“汪汪狗”的汪小贵,就是这样的一个人。1924年夏天,汪在风景如画的陶然亭湖边上的一家猪肉铺买些肉,和店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这家铺子向来对顾客态度恶劣,在这一带名声很差,要不是周边店家的人过来劝架,汪几乎就要和这店员打起来了。他离开肉铺回到自己的粪厂,召集了60个粪夫,个个手持粪勺、粪桶。他们一路来到猪肉铺把大粪泼得到处都是。这下,“调停人不敢上前”,店主就指使手下进行反击。附近警局不得不出动30余名警察来平息事端。(79)在另一起类似事件中,西直门外一片菜地的地主召集了20名农工,手里拿着杆子,准备去教训一群士兵,因为他在去市场的路上挨了他们的打。(80)
1703009938
1703009939
对工头或工师来说,一边是店主和管理者,另一边是工人,他们在小团体或公司冲突中常常会处于关键位置。由于工头要负责发工资,而且从中抽取回扣,因此他们必须加强对工人的监管。在一家位于外城北墙外专门生产军警服装的被服厂,有四位女工头负责监管70或80名穷苦女工,(81)她们把从经营者那里得到的“大洋”折成“小洋”,当做工资发给工人。(82)女工们发现了她们的诡计,就与工头当面对质,与她们“算账”。这几位工头非但不肯将折扣还给他们,反而指责工人捣乱。愤怒的女工们将工头按在地上打了起来。公司高层获悉后,立即赶来调解。当经理知道了冲突的原因之后,就让警察把四个工头带走了。
1703009940
1703009941
这些工头在工厂被打,便和她们的丈夫预谋报复。工头的丈夫们在一家茶馆碰面,合计了一套解救老婆和恐吓工人的办法。这些人通过政府中的关系让工头们重获自由,然后请了当地一批流氓地痞,准备在女工们收工离厂时突然袭击。下午6点她们一下班,四个工头带着狐朋狗友就在门口朝她们扔石头。这些女工没被吓倒,她们“蜂拥上前”,抓住罪魁祸首,边揍边拔她们头发。攻击者本来就是乌合之众,纷纷狼狈而逃。
1703009942
1703009943
由于工头在日常工作管理以及调解店主或其他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劳工们很自然地会尽可能来影响工头的行为,并除掉那些令人讨厌的工头。1920年初,一家法资铁厂的70余名工人中,有半数发起了罢工,理由就是他们不喜欢新派来管他们的工头。(83)1925年春,一家造纸厂的80名工人发起罢工,抗议两个工头对学徒工和仆人的“野蛮”对待。厂里当时有32名学徒工,没有一个超过16岁,两个工头下令他们不得离厂回家,家人也不许进入厂区探望他们。在这次冲突中,厂里其他工师都站在工人这一边,代表他们去和管理者谈判。当两名涉事工头被开除后,事情终于得到了解决。(84)有一家织袜厂的工头不答应工人涨薪的要求,气愤的工人便提出要赶走他。(85)
1703009944
1703009945
当工头站在管理方时,工人和学徒就失去了有效领导的现成资源。而当工头扮演代理人或工人代表的身份时,他们就成了工人利益的维护者。这种更加复杂化的工头和行会会员形象,恰恰反驳了谢诺关于这些人握有“绝对权力”的断言。(86)我们无须像他一样对这样一个事实困惑不解：“非常奇怪,尽管工人们常常怨恨他们的工头……但并不排斥其某种忠诚感。”就算这种情况会受到与上级的微妙关系以及下级摇摆不定的忠诚度的影响,人们看待工头和保护人时还是难免武断。
1703009946
1703009947
1703009948
1703009949
[
上一页 ]
[ :1.703009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