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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7月,副会长牛常立向会内的粪厂提议,此后每个粪夫每月要交40块铜板的会费,以保证行会开支并用来扩大对会员社会公益服务的范围。(59)牛得到了一些粪厂主和为他们提供粪便的粪夫的支持。但是大部分粪夫强烈反对他的计划。他们陈述了自己的穷困潦倒,并暗示牛之所以要筹这么大一笔钱,唯一的可能就是想将之挪为己用。身为行会会长的粪厂主唐吉顺,毫无疑问非常清楚前任们的下场,他十分重视粪夫们的反对情绪,也表明了自己反对这一方案。之后,牛和唐一起商讨解决彼此的意见分歧,他们惊讶地看到,外头聚集了大约50名粪夫,声称牛行“不仁”,要揍姓牛的。唐挡在了人群和他的副会长之间,牛随即鼠窜而逃。可牛对唐不仅没有心存感激,反而立刻跑到警局控告唐会长煽动粪夫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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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夫随后聚集起来决定,如果牛不主动辞职,他们就发起罢工。(60)这表明温和主义占了上风。一伙更加激进的工人企图找到牛常立,因为他之前从他们的老拳下逃过一劫。作为回应,人们召开了一次行会大会以解决唐与牛以及牛与粪夫之间争辩不休的分歧。然而工人们却不肯妥协,大有誓不两立之势。与此同时,牛的弟弟和儿子们在会议地点外召集了自家粪厂的工人,他们手持棍棒和粪勺等在外面。(61)他们叫嚷道,就算自己被打死也要保住牛的地位。反对派工人们听到他们的叫嚣,“满肚子气没处撒”,而且他们又个个都是“脾气火爆”的山东汉子,随即夺门而出和牛的人打了起来。前来劝架的人试图将两伙人劝开,结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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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自己也被打伤。(62)唐会长回应,他将辞去职务,以免承担更大混乱的责任。会董们纷纷表示支持唐会长,并要求将牛革职。一位姓于的董事指责牛“破坏行规,敛钱舞弊,种种恶行,不胜枚举”,提出了一系列强制议案,并被一一通过。当牛得知自己被革职之后,他冲入于家把他刺死了。(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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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粪行会所达到的暴力程度非同寻常;不过这种派系冲突日渐升级的现象却是司空见惯的。同样在1924年夏,有另外三家行会进行着相似的内斗。有十年历史和八百名会员的皮匠行会在是否重组为“联合会”的问题上分成了两派。由现任会长丁广顺领导的“丁党”,他们的支持者是城西和城北的皮鞋匠,而与他们势不两立的“刘党”,则有城东和城南的皮匠为后盾。刘谴责丁挪用公款且凭借其人多势众把持行会事务。刘的手下计划,若他们向法庭起诉未能驱逐丁,他们就使用强力赶他下台。(64)在城内有750余名会员的旧衣铺行在是否将行会组织现代化的问题上也产生了分歧。现任领导者请来警察进行干预,把持不同意见者统统当作捣乱者抓了起来。(65)造纸行会的大多数工人举行了一次大型集会抗议少部分人修改行规的提议。(66)他们向商会和警察请求帮助,以驱逐改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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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冲突为外部干预打开了行业和职业团体的大门,因为不管哪一派别都希望获得优势来对抗它的对手。通常,对像警察或竞争者这样的外人的反对或是和解,总会带有一层微妙的内部政治平衡。不过,当金钱、权力或地位开始重新分配时,这一平衡很容易就会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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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会和行业中因地域不同而引发的频繁的派系斗争来看,城里的区、街坊,甚至一些街道、胡同都能为工人组织提供基本的参照框架。在北京,(67)行会和那些没有正式行会组织的行业被划分成不同的“口子”(那些与“交叉口”或“路口”相关的小团体)。例如,城里七八百名切面铺、蒸食铺的工人没有一个行会,但是仍然维持着一个“口子网络”,这样就能派代表去参加特别的全市性增薪大会。(68)棺材工们有一个全市性的行会,它在城里东南西北四个区分成四个“大”口子。(69)虽然全市性组织对普通工人来说或许遥不可及,但是像“口子”这样的地区性团体却为基层政治的开展提供了舞台,也为高层的竞争与合作架起了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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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和街坊层面的冲突,事态变化常常因人而异。有些店主愿意就工人提出的要求进行商议。而另一些则寸步不让。一家景泰蓝店的工人提出六月初一炉神庙会时吃一顿饺子,而店主只答应给他们既没肉又便宜的白馒头。工人们商量了之后,决定自己出去吃饭看戏。这位店主,“怕工人团结起来和他作对”,把他们的饭钱、戏票钱在柜上报销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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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一旦爆发,结果如何就要看店主或者经理是否知道把握好分寸了。有一家织袜厂,爆发了为期4天的静坐罢工,该厂协理犯了一个错误,他把工人们都关了起来。工人们便像卢德分子一样进行报复,砸坏了16台机器,用刀子切断了电线和电话线,毁掉了仓库的原材料。这位协理打开大门时,工人们便抓住他痛打。(71)在另一起案例中,一家洋铁铺的工人由于怨恨铺长待人吝啬,一群新来的学徒工开始商量是一起辞职还是举行一场罢工。这风声传到了店主的耳朵里,他试图劝说熟练工接受解雇新人的想法。不过,在小到工人和老板都一同生活一同工作的店铺里,阴谋算计都是纸包不住火的。一名学徒工恰巧听到了店主说的话,随即大声嚷道：“明天咱们大众全都罢工!”店主怒不可遏,(72)用棒子把学徒工打倒在地,正要把他赶出店外时,警察赶来了。(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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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也会采取行动驱逐威胁到他们利益或激怒他们的管理者。一家位于东城区东四牌楼的公办织毯公司,由一个备受员工爱戴的谢姓官员任总经理。但是协理胡锦芳对在工人中占大部分的学徒工的粗暴做法,使人们对他恨之入骨。(74)即便是极其微不足道的错误,他也会拳脚相加。要是犯了稍大的过失,他会把工人捆起来,不是丢进禁闭室,就是丢在外面日晒雨淋。(75)他把工厂当成自己的私人领地来管理,只是碍于谢的良善才有所节制。有消息说,谢将被提职调离工厂,而胡将替代他的位置,一时人心惶惶,工人们担心胡独揽大权后,自己的处境不知会落得何等田地。厂里六位工师在公司接待室召开了一次学徒工会议,以商讨对策如何摆脱胡的魔爪。但是胡的侍从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并将此事报告给了他的主子。当胡怒气冲冲到场时,双方的关系便无可挽回了。胡暴跳如雷,反而招致工人们一拥而上,群起攻之,他好不容易才从后门狼狈逃走了。工人们告诉前来调查的警察,胡犯有贪污和挪用公款罪。之后在一份逐条列举的罪状中,织毯工们声称,胡已经搜刮到了足够他自己开厂的钱,盗用公司家具,故意用劣质谷物和劣等煤来偷换工人应有的食物和燃料,以中饱私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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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芳被一群义愤填膺的工人赶出工厂一周后,带了十个亲信卷土重来。(76)他召集工师和学徒到他的办公室,向他们宣布因为资金短缺,工厂就要关闭。其中一位工师大声告诉胡,他还欠着他们工资,一旦当地法庭判决赔偿,工人们都会辞职。胡拒不承认拖欠工资一说,并要求工人们在15分钟之内全部撤出工厂。胡的强硬态度激怒了工人,(77)他们冲破了胡周围随从的保护圈,在他逃向后门的时候逮住了他,打得他浑身泥血之后才罢手。经历了这次羞辱,胡辞职了。在其最后一次报复行动中,胡把数位工师骗到家中,让人把他们都绑了起来,一顿毒打,然后丢在街头。当织毯工们得知此事后,就想去他家中袭击他。但是工师们还是劝他们寻求司法救助。(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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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店主和经理则培养员工对自己的忠诚,这样他们就能够动员工人们来支持自己并维护他们个人或店铺的利益。外城南城墙外一家大粪厂的厂主,绰号“汪汪狗”的汪小贵,就是这样的一个人。1924年夏天,汪在风景如画的陶然亭湖边上的一家猪肉铺买些肉,和店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这家铺子向来对顾客态度恶劣,在这一带名声很差,要不是周边店家的人过来劝架,汪几乎就要和这店员打起来了。他离开肉铺回到自己的粪厂,召集了60个粪夫,个个手持粪勺、粪桶。他们一路来到猪肉铺把大粪泼得到处都是。这下,“调停人不敢上前”,店主就指使手下进行反击。附近警局不得不出动30余名警察来平息事端。(79)在另一起类似事件中,西直门外一片菜地的地主召集了20名农工,手里拿着杆子,准备去教训一群士兵,因为他在去市场的路上挨了他们的打。(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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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头或工师来说,一边是店主和管理者,另一边是工人,他们在小团体或公司冲突中常常会处于关键位置。由于工头要负责发工资,而且从中抽取回扣,因此他们必须加强对工人的监管。在一家位于外城北墙外专门生产军警服装的被服厂,有四位女工头负责监管70或80名穷苦女工,(81)她们把从经营者那里得到的“大洋”折成“小洋”,当做工资发给工人。(82)女工们发现了她们的诡计,就与工头当面对质,与她们“算账”。这几位工头非但不肯将折扣还给他们,反而指责工人捣乱。愤怒的女工们将工头按在地上打了起来。公司高层获悉后,立即赶来调解。当经理知道了冲突的原因之后,就让警察把四个工头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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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工头在工厂被打,便和她们的丈夫预谋报复。工头的丈夫们在一家茶馆碰面,合计了一套解救老婆和恐吓工人的办法。这些人通过政府中的关系让工头们重获自由,然后请了当地一批流氓地痞,准备在女工们收工离厂时突然袭击。下午6点她们一下班,四个工头带着狐朋狗友就在门口朝她们扔石头。这些女工没被吓倒,她们“蜂拥上前”,抓住罪魁祸首,边揍边拔她们头发。攻击者本来就是乌合之众,纷纷狼狈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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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头在日常工作管理以及调解店主或其他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劳工们很自然地会尽可能来影响工头的行为,并除掉那些令人讨厌的工头。1920年初,一家法资铁厂的70余名工人中,有半数发起了罢工,理由就是他们不喜欢新派来管他们的工头。(83)1925年春,一家造纸厂的80名工人发起罢工,抗议两个工头对学徒工和仆人的“野蛮”对待。厂里当时有32名学徒工,没有一个超过16岁,两个工头下令他们不得离厂回家,家人也不许进入厂区探望他们。在这次冲突中,厂里其他工师都站在工人这一边,代表他们去和管理者谈判。当两名涉事工头被开除后,事情终于得到了解决。(84)有一家织袜厂的工头不答应工人涨薪的要求,气愤的工人便提出要赶走他。(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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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头站在管理方时,工人和学徒就失去了有效领导的现成资源。而当工头扮演代理人或工人代表的身份时,他们就成了工人利益的维护者。这种更加复杂化的工头和行会会员形象,恰恰反驳了谢诺关于这些人握有“绝对权力”的断言。(86)我们无须像他一样对这样一个事实困惑不解：“非常奇怪,尽管工人们常常怨恨他们的工头……但并不排斥其某种忠诚感。”就算这种情况会受到与上级的微妙关系以及下级摇摆不定的忠诚度的影响,人们看待工头和保护人时还是难免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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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工会主义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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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行会在调整工资、保证生活水平的问题上行事相当激进。工人们还会在寻求工作条件的广泛改善。1925年,在一家专卖香油和菜油的店铺里,工人们要求在节日获得更多的假期,每月有两天休假,不得随意辞退,并且在提高工资的前提下增加年终分红。(87)虽然不是人人有份,但是行会按照惯例会提供医疗救助,若是有人死亡,还会提供一副棺材并运回死者老家。北京屠宰场的屠夫们大多来自山东,1925年,他们担心身患疾病和死亡安葬,除了这些忧虑之外,他们还有涨工资的要求。(88)以行会为基础的劳工政治以这种扩大的形式投射进了与工会活动有关的改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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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1920年代中期刺激劳工政治的物价与货币上的压力,北京劳工所处的工作条件之恶劣,很容易就能列入工会的投诉清单。地毯厂的工人每天早上7点上工,一直干到午夜,每周工作七天,一个月也只能赚四元钱,即便算上厂里每天提供的两至三顿饭,他们的收入和普通人力车夫比也还差那么一点。(89)厂房冬天供暖极差,又不通风,环境很脏。(90)八九岁的小孩就已经是学徒工了。丹华火柴公司有一千名工人,其中三分之二是9至16岁的孩子,他们在“黑暗地狱”似的环境里每天工作16至17小时,厂房里还弥漫着浓浓的黄色磷烟,晚上睡的宿舍是破工棚。(91)那些大型机械化和手工业工厂采用行会的学徒工制度来降低用工成本,却不给招来的年轻人任何升迁机会和工作保障。无论所在企业是大是小,是传统型还是现代型,只要是学徒工,都免不了遭受体罚和虐待。(92)警方指出,店主和工头的虐待是学徒工逃离店铺和工厂的一个主要原因。(93)在一起谋杀案中,一名皮革工人的妻子被指控将一位年仅14岁的学徒工殴打致死。(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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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传统行业的工人在认识到了普遍的经济压力和特殊的不公正后,便有了进行一种复杂而又多层次的政治游戏的能力。行会或行会性质的组织或许限制了工人们诉求和不满的深度和广度,店铺、工帮、“口子”、一个区或“大口子”,乃至全市性组织中环环相扣的等级制度,却为不同职业团体表达意见和诉说不满提供了一个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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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系纷争和紧张的个人冲突比比皆是,因为像店铺和工帮这种基层经济单位,采用的是一种以家长式领导人和头目为中心的自觉的家庭式运作方式。在这些小团体中,团结性通常是建立在血缘、友情或乡缘关系上的。工人、工头、经理乃至店主都有足够的理由因为个人因素挑起冲突。诸如不讨人喜欢的工头这类问题引发的罢工或骚乱频繁发生,足以反映北京人在涉及身份地位问题上普遍的敏感性。法国在世纪之交的大罢工相对来说更加强调“个人问题”,根据彼得·斯特恩斯(Peter Stearns)的观点,这部分是因为法国文化重视“个人尊严”。(95)在中国,团体的尊严以及在这个团体所处的社会等级中的个人,在激发和加剧派系和社区争斗中起着相似的作用。在这个拥挤而又极权的工作团体世界中,挑战师傅或工头的权威即可视为一种“革命”行为,(96)同理,任何领导者和手下也是如此对待的。工人们使用暴力和人格羞辱来揭露和罢黜让他们不满意的工头以取而代之。造反的工人们反过来也成为绝望的工头们施以某种“反革命”恐怖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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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较小的单位将权力移交给更大的联合会,或成为等级高层人士施展野心的目标时,效忠的转移或扩大就会发生了。这些卷入其中的团体非常清楚这些交易所带来的得失,当一个新组织的兴起靠的是某一特定领导者、派系或地域族群不断壮大的势力时,尤其如此。在行业和职业内部,工人们可以通过体验融入店铺生活和行业政治之网中的权力斗争,获得一点政治和阶级意识。至少,行会和团体生活中的“身份意识”,为商铺、工作团体和口子之内和之间所存在的某种争权夺位之战的爆发提供了基础。(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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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那些加入行会或在行会势力的行业中工作的工人,比那些在现代化工厂和企业中的工人更能保护自己的利益。虽然行会工人有时会秘密采取行动或组织起来,不过他们也不太会像邮局职工那样,在1922年一次出师未捷的行动中匿名提出要求。(98)当“集体防御还弱小时”,隐姓埋名确是一种谨慎的策略。(99)在由工头、工人和学徒工组成的结构复杂、组织严密的工作团体中,这些成员很可能都是朋友、亲戚或同乡,这类组织具有一种几乎是自发的集体防御能力,并转变成一种更加外向型的策略。最初组织松散的现代产业工人,成为了劳工组织者建立更大、更明确组织的对象。但是工厂工人也容易受到镇压。1925年1月,在电车工人抗议士兵攻击而发起的短暂罢工之后,电车公司列出了一份罢工带头者名单,私下里培训了一批新员工,等这些替代人员培训完毕之后,随即解雇了带头的29名售票员。(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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