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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益世报》,1924年8月22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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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在北京街头执法的角色有点像美国警察模仿街头政客行为的倾向,参见Muir, pp.27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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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Philip Kuhn, “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 in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Carolyn Grant, eds.,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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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1923年4月,警察围住了财政部,直到政府同意举债50万元支付欠薪才散去。NCS, 11 April 1923, p.8. 6月,警察参与了冯玉祥军营的闹饷,并通过冯玉祥表达了强烈的政治诉求。James Sheridan(薛立敦),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ü⁃hsia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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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顺天时报》,1923年4月8日第7版;NCS, 23 March 1923,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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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益世报》,1922年1月6日第7版;1921年7月9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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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益世报》,1924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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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原名警捐,1929年改名为房捐。——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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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NCS, 29 June 1927, p.6; 30 June 1927,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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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雷辑辉：《北平税捐考略》(北平：北平社会调查所,1933),第75页。至1928年,拨归京师警察厅(公安局)的税捐收入主要有乐户捐、妓捐、戏艺捐、卷烟吸户捐、房捐、警饷附加捐,卷烟吸户捐未及开征,便收归国税。乐户捐、妓捐和戏艺捐年收约30万元,房捐年收110万元,警饷附加捐年收11万多元。此外,牲畜检验费年收约30万元,公厕捐、粪厂捐、贫民捐、电车市政捐等年收约2万元,加上其他照牌照规费收入,公安费实际收支规模在190万元~200万元之间,占北京市财政支出的40%以上。——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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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应为牲畜检验费收入。——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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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水会,为19世纪晚期中国的市民参与提供了一个缩影。参见 Rankin的著作,尤其是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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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Susan Mann Jones, “The Organization of Trade at the County Level： Brokerage and Tax Farming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Susan Mann Jones, ed.,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Social Change at the Local Level in China from 1850 to the Present： Select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 (Chicago：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9), p.79. “cadredom”一语采自Philip Ku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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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第五章 珠宝商、银行家和饭馆掌柜：京师商会的权力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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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为治安人员,警察们在街头和毗连的公私地带勤勉地工作,为的就是在大北京城区建立一个“警治社会”。他们在这一目标上所获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那些与社会治安休戚相关的人们公开或默契的相助。虽然支持度各有不同,但是城市居民还是承认了警察的权威和仲裁,还交了一笔“警捐”。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城市治安都有迫切需求,自然而然地对政治表达、家庭冲突或劳工骚乱等问题依据何种规定或采用何种标准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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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秩序领域,警察与北京社会其他团体共同分担仲裁者和执法者的角色。传统做法是把处理地方事务的大部分权力转让给非官方精英阶层,而现代观念又主张让商会这样的有政府特许状的团体享有自治权,两者都支持分享治安职责的观念。在警察试图管辖整座城市之时,分别代表商人、律师、银行家、学生、工人和其他阶层的团体组织都尝试过进行自我管理,从而影响其他团体甚至警察的行为。(2)在这一段错综复杂、纷争不断的政治进程里,京师商会在从福利政策到城市规划这些与公共秩序有关的事务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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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和商会,两者同为清末新政的产物,且都代表了官方和公共事务的结构重整。警察制度将官治领域延伸至了城市公共生活以及私人机构的边缘地带。通过加入商会,个人与集体的利益才能在官权所达的边缘地带与之分庭抗礼。新政所成就的地方性机构不仅在辛亥革命以后幸存下来,并重塑了1920年代的城市秩序,而且它们还造成了利益冲突和治理之道上的分歧。在如何对待学徒工这样的问题上,警察与店主个人之间的冲突和合作,不亚于警察局长和商会会长之间在全市规模上的冲突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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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和利益代表并非水火不容。就连身为街头法官的警察都可能代表了某一个人或团体的利益。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商会的理事们有时也会不顾会员反对而强推其决策。一般来说,行政管理和利益代表可通过民选的市议会或市长协调而沟通。在1920年代的北京,由于不存在民选政府,集体利益的代表显得更为重要。商会和其他类似的组织,从银行协会到学生联合会,都可以声称自己代表其他那些未被代表的人们和广大群众说话。获取全市范围的权力和势力的目的,可以通过控制市一级的非政府组织来达到,比如坐上商会第一把交椅。因此,商会政治以及其他专业协会(法团)、联合会、工会内部的类似斗争,也就是整座城市政治的体现,对许多人来说,这与警察成为政府化身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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